药劲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沙漠边缘的巴斯托附近。“我有点晕，要不你来开……”我记得好像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四面传来吓人的吼声，天上飞满了巨型蝙蝠似的东西，在汽车周围扑腾、尖叫、俯冲，我们的车敞着篷，正以一百英里时速驶向拉斯维加斯。传来一声嘶吼：“上帝啊！这都他妈什么东西？”
接着又安静了下来。我的律师已经把衣服脱了往胸口倒啤酒，要加快晒皮上色的进度。“你瞎喊什么呢？”他嘟囔着，闭上眼睛朝向太阳，戴着包边的西班牙太阳镜。“算了，”我说，“轮到你开了。”我踩了一脚刹车，把“大红鲨”停上路肩。没必要跟他提那些蝙蝠，我心想。可怜的狗东西，很快就能看个够了。
已经快中午，还有一百多英里要走。这段路会很艰难。我知道我俩很快就要被药劲炸上天了。但是我们没路可退，也没时间休息。我们必须一路开出去。传奇般的“名特400”[1]大赛已经开始媒体检录了，4点以前必须赶到那里，要一间隔音套房。纽约的一个时髦体育杂志已经订好了房间，还有这辆红色雪佛兰敞篷车，我们刚从日落大道的一个停车场租来的……最后，我是一个职业记者；所以我的职责是报道，是好是坏就另说了。
体育杂志编辑还给了我三百块现金，大多已经用来买极度危险的药物。汽车后备箱就像一间警用移动麻醉药实验室。我们有两袋草[2]，七十五颗麦司卡林，五张高强度的迷幻墨纸，半个盐瓶的可卡因，还有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药——提神的、镇静的、尖叫的、发笑的，还有一夸脱龙舌兰酒，一夸脱朗姆酒，一箱百威，一品脱纯乙醚，两打爱靡儿（amyl）。
这些都是昨晚搜罗来的，我们的车以疯狂的高速跑遍洛杉矶县——从托潘加到瓦茨，有什么拿什么。倒不是说这一趟真需要这么些药，只是如此严重的藏毒行为，一旦陷进去你就会忍不住尽可能加码。
唯一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乙醚。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泡在乙醚里的人更不可救药、不负责任、不知廉耻。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栽进这些烂玩意儿里。可能就在下一个加油站。几乎每种都尝过了——是的，是时候吸上一大口乙醚了。让接下来的一百里路在恐怖、语无伦次的痉挛性昏呆中度过。用了乙醚后，唯一保持清醒的方法是嗅很多的爱靡儿——不能一起上，得一点点来，刚刚好够我们保持注意力，以九十英里时速通过巴斯托就行。
“我说，这才叫旅行啊。”我的律师说。他俯身把电台音量调高，跟着音乐的节奏哼哼，还唱了这么几句词：“多抽那么一口，美得我呀……多抽那么一口……”[3]
抽一口？可怜的蠢货！等你看到那些混账蝙蝠再说吧。我几乎听不到电台了……正蜷在座椅另一头，抓着一个录音机，把声音调到最大听《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我们就这么一盒磁带，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像个唱和着电台的神经病。同时也是为了维持行车的节奏。稳定的速度有利于省油——出于某些原因，这一点现在很重要。真的。这样的出行一定要小心油耗。要避免那种把血都推向后脑勺的突然加速。
我的律师早就看到了那个搭车的。“咱们捎这孩子一程吧。”他说。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停车了，这个可怜的俄州乡下孩子跑过来，脸上堆着笑说：“呦嘿！这辈子还没坐过敞篷车呢！”
“真的啊？”我说。“好吧，我看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小孩热切地点着头，我们轰隆隆地上路了。
“我们是你的朋友，”我的律师说，“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天呐，我心想，他这是快要发作了。我严厉地说：“别这么说话。再这样我往你身上放水蛭。”他笑了笑，看上去是听明白了。还好，车里的噪音太大——又是风声又是电台，还有录音机——后座的小孩应该什么也听不见。应该是吧？
我们能憋多久？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会开始朝这小孩咆哮絮叨呢？到时他会怎么想？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正是曼森家族[4]的最后归宿。等我的律师开始尖叫着说天上掉蝙蝠和大蝠鲼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这个可怕的联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砍了他的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因为显然是不能放他走的。他会立马向某个偏远地区的**司法机关报案，然后我们就被人像狗一样追捕。
上帝！我说出来了吗？还是只是在想？我说话了？他们听见了？我瞥了一眼律师，但他看起来满不在乎——正盯着路，以一百一左右的速度开着“大红鲨”。后座没声音。
可能我还是该跟这男孩聊两句，我心想。也许经我一解释，他能放松下来。
那是自然。我转过身，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脸……赞美了他的脑壳形状。
“顺便说一句，”我说，“有个事可能你得弄清楚。”
他眼睛直溜溜地盯着我。他是在咬牙关么？
“听得见我说话吗？”我冲他喊。
他点点头。
“那就好，”我说，“因为我想告诉你，我们这是要去拉斯维加斯寻找美国梦。”我笑了笑。“所以我们才租了这车。只有这样才行。你能理解吗？”
他又点点头，但眼神看上去很紧张。
“我想让你多了解一下背景，”我说，“因为这是个很凶险的任务——个人是要经历极端危险的……哎呀，我完全忘了啤酒这一茬；来一罐吗？”
他摇摇头。
“要不来点乙醚？”我说。
“啥？”
“算了。我直接说要紧的吧。你看啊，大概二十四小时之前，我们坐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波罗酒廊里——当然是在露台那了——我们正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有个穿制服的侏儒走过来，给我了一个粉红色电话，说：‘您肯定一直在等这个电话吧，先生。’”
我笑着，打开一罐啤酒，喷得后座到处都是，但我没停。“你猜怎么着？他说的没错！我的确在等那个电话，但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你听得明白吗？”
男孩脸上蒙着一层纯粹的恐惧和困惑。
我继续磕磕绊绊地说：“我要告诉你，把着方向盘的这位是我的律师！他可不是我从赌城长街捡来的破烂。嚯，你瞧瞧他！他跟你我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我认为他可能是萨摩亚人。但这无所谓，对吧？你有偏见吗？”
“噢，绝对不会！”他脱口而出。
“我也是，”我说，“因为虽然他是这个种族，他对我还是很重要。”我瞄了一眼律师，他的心思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我挥拳往司机座椅背猛捶了一下。“这个很重要，妈的！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汽车晃了几下，让我觉得头晕，然后又恢复了正常。“你他妈的别碰我脖子！”我的律师尖叫着。后座的小孩看上去应该已经准备好跳车逃生了。
我们的气氛在恶化——这是为什么呢？我感到困惑和挫败。难道这车里就不能交流吗？难道我们已经堕落成了没脑子的畜生了？
因为我的故事就是真的。我很有信心。而且，要想弄清我们这次旅行的意义，我感觉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确是坐在波罗酒廊里——坐了几个钟头——喝着“新加坡司令”配麦司卡林，还有当追水用的啤酒。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据我的回忆，小矮人警惕地靠近我们的桌子，他把粉红色电话给我后，我什么也没说，基本上就听着。然后我挂了电话，转过脸去对律师说：“总部打来的，他们要我们立刻去拉斯维加斯，和一个叫拉塞尔达的葡萄牙摄影师联系。具体得问他。我只要办个酒店套房入住就行了，他会找上门来的。”
我的律师沉默了许久，突然从椅子上活了过来。“我的老天爷啊！”他大喊道。“我觉得我看出规律了。这回看起来真是麻烦大了！”他把卡其布汗衫塞到他那条白色人造丝喇叭裤里，又叫了些喝的。“要想了解这事，你需要很多的法律建议，”他说，“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得租一辆特别快的车，没车顶的，逃出洛杉矶至少得四十八小时。”他悲痛地摇着头。“这可把我的周末给毁了，因为我自然是要跟你一起去的——还有，咱得弄把枪。”
“那有什么不行的？”我说。“如果一个事有必要去做，那就该做好。上路前我们需要弄些像样的装备，还有足够的现金——要是能弄些药就好了，还有一个超灵敏录音机，好做永久性的记录。”
“这是要写什么？”他问。
“名特400，”我说，“专业体育运动史上最豪华的摩托和沙地越野车赛——是场盛事奇观，为了纪念某个叫德尔·韦伯的满身肥膘的意大利佬办的，这人在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开了一家豪华酒店叫名特……反正新闻通稿是这么说的；纽约那边的人刚读给我听。”
“好吧，”他说，“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买一台摩托车。要不你怎么可能正确报道这件事呢？”
“不可能，”我说，“我们上哪儿弄一台文森特暗影去？”
“什么影？”
“一种很厉害的摩托，”我说，“最新款排量是两千立方英寸，在每分钟四千的转速下能产生两百匹制动马力，镁合金车架，两个聚苯乙烯坐垫，整车重量刚好两百磅。”
“好像挺适合这个比赛的。”他说。
“肯定行，”我向他保证，“这个畜生不怎么会拐弯，但是在直道上绝对是个魔鬼。它能把离地前的F-111给比下去。”
“离地？”他说。“咱们应付得了这么大的扭矩力吗？”
“没问题的，”我说，“我会打给纽约要点现金。”
2 从贝弗利山一头母猪那儿抄到三百块
纽约那边的人没听说过文森特暗影：他们叫我跟洛杉矶的办事处联系——就在贝弗利山，跟波罗酒廊只隔几个大街区——但等我们到了那儿，管钱的女人说顶多给我三百块。她说，她完全不认识我，当时我浑身都在冒汗。我的血在加州显得太稠了：在这种气候下，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合理地辩解。就这么汗流浃背……眼红、手抖，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拿上三百块就走了。我的律师在街角一个酒吧等着。“这是不够的，”他说，“除非我们有无限透支的信用卡。”我向他保证会有的。“你们萨摩亚人都一个样，”我对他说，“你们就是信不过正派到骨子里的白人文化。妈的，一小时前我们还坐在那个臭烘烘的小酒吧里，一个子儿也没有，挺尸似的过着周末，然后一个电话过来，某个纽约的陌生人要我去趟拉斯维加斯，管吃管住——然后叫我去贝弗利山的一个什么办公室，另一个彻底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三百块绿油油的票子，完全无需理由……告诉你，我的朋友，这是活生生的美国梦！要是不骑着这个大鱼雷一冲到底，我们就是大傻蛋。”
“没错，”他说，“我们一定得干。”
“是的，”我说，“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车。然后是可卡因。然后是录音机，用来放特别的音乐，还需要几件阿卡普尔科衫。”我感觉要准备这么一趟旅行，一定得穿得像个孔雀似的，要发疯才行，然后一路嘶喊着穿过沙漠，对整件事做个报道。一定不能忘了首要的职责。
但是到底要什么故事？谁都懒得说。所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撺掇。自由事业。美国梦。在拉斯维加斯嗑药成狂的霍瑞修·爱尔杰[5]。动手吧，就现在：来场真正的刚左新闻报道（Gonzo journalism）[6]。
这里面还有点社会心理的成分。你的生活时不时总会遇到麻烦，各色小人都企图接近你，唯一的对策是满载着穷凶极恶的化学药剂，不知死活地从好莱坞一路疯跑到拉斯维加斯。在荒漠大太阳下晒着，就像躺在它的子宫里。把车顶掀开，扣紧了，脸上抹好晒肤油，音乐开到最大，然后就可以上路了，还有至少带一品脱乙醚。
药轻松就到手了，但是在礼拜五下午6点半的好莱坞，找车和录音机可不容易。我手头有辆车，但是在沙漠上开实在太小太慢。我们去了一个波利尼西亚人的酒吧，我的律师在那儿打了十七个电话，总算是找到一辆马力够用、颜色合适的敞篷车。
“帮我留着，”我听见他跟电话那头说，“我们三十分钟内赶过来交易。”他停了一会，然后开始大叫：“什么？那位先生当然有正经的大银行信用卡！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不用跟这帮杂碎废话。”趁他摔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得找一个音响店，最好的那种。不能要小巧的。我们需要那种东西，新款的‘比利时太阳能’，带一支语音激活的枪式话筒，可以录迎面来车里的对话。”
我们又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总算在五英里以外的一个店里找到了我们要的器材。他们已经到下班时间了，不过营业员说如果我们着急他可以等。可是我们在路上还是被拖住了，在我们前面有辆雪佛兰魟鱼在日落大道撞死一个路人。等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店门已经关了。里面有两个人，起初不愿意往双层玻璃门这边靠近，但我们用吼叫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两个店员总算挥舞着撬棍过来了，我们透过一条窄缝谈妥了交易。他们把门开到刚刚好能把器材推出来，紧接着马上就关门上锁了。其中一个人从缝里嚷道：“拿着东西赶紧滚吧。”
我的律师向他们挥舞着拳头。“你们等着，”他叫喊着，“有朝一日我会把这里炸个底朝天！货单上可有你的名字！我会找到你的住处，一把火烧了它！”
“让他过个嘴瘾吧，”里面的人嘟囔着目送我们出发，“反正这人就是一疯子。他们的样子很好认。”我们在租车公司又惹上了麻烦。我签完所有的文件就上车了，在倒车穿过停车场去油泵的路上车子几乎失控。租车的人显然是吓着了。
“我说……呃……你们两位，能小心着点行么？”
“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