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沿着道路走过来了，缓慢沉重，看起来像是一群流浪的吉普赛人，又像是游牧部落流浪行进的大篷车队，也像是一个马戏团。看起来还是最像一个马戏团班子。这正是一个马戏团，斯塔科奇马戏团。这绝不是规模最大的，但也不是那种顶小的班子。他们有二十五个人、七条狗、三匹马、一头大象，一辆塞得满满的完全超载了的客车，三辆载重汽车和九辆篷车，在这个流浪队列的最最头里的是一辆警车。我站在客厅的窗户跟前，眼睛随着车移动。警车停了下来，一个警官走下车来，往后朝那辆客车走过去。那是贝恩特森警官，正是他。他跟客车司机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又走回自己的车，坐进车里。其余的那些人都留在原地不动，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阿列克谢·科尔尼洛夫和他的这些伙伴们。贝恩特森开着车朝我的方向过来，车在客厅的窗外停了下来。他走下汽车，戴上一副飞行员用的那种太阳墨镜，那种反光镜式的。他站在车的一旁，两腿叉得很开，脸冲着我，像是在笑着。我躲在窗帘后面一会儿。或许我不喜欢他站立的那个姿势，或是他那副眼镜，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偷偷朝外面再看看，他还站在那里。最后我走了出去，站在房前的阶梯上，眼睛并不朝着他看。他大声地清了清喉咙，说想知道我过得怎么样。我耸耸肩。
“好，维格沃特，不错，不错！”
我点点头。
“你现在很长时间没打电话来了，是吧，”他说，“我很久没听说过关于这个可乐人的事了。”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沉默着站在那儿。
“你看见我们啦，”他说，“你看见我们过来了。是不是？”
他把头朝后面扬了扬。从阶梯这儿我不能看到下面的路，客车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拖车篷车都已停在那里，他这么一说我也就知道了。他也说到了阿列克谢·科尔尼洛夫。是的，他没提起阿列克谢的名字，他只是说那是一个苏联的马戏团。他们是应邀来到这里的，可他们没有返家的旅费，没有地方可住，也没有钱。我记不起他说的所有的话，但我记住了贝恩特森最后对我说的话。
他朝着我走过来，走得很近，几乎靠近了我。
“就这样说定了，维格沃特，”他说，“那他们暂时就住在你这里了。”
他在我的肩上捶了一下。这一拳虽然把我捶得很疼，他实际上不是想伤害我，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因为我们——贝恩特森和我，是朋友。然后我掉开了脸，只听见他说收留下这些人是要付给我报酬的，市政府会付这笔钱。
以后阿列克谢·科尔尼洛夫告诉了我整个故事，也可以说是这个故事足以使我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这一伙人来自圣彼得堡，经过这么遥远的路程，来到这儿是为了参加在挪威南部中心城市的一次巡回演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马戏团的负责人和挪威的一个剧团经理共同策划安排的，挪威方面将负责广告宣传，供演出使用的帐篷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他确实工作得极为出色，阿列克谢给我看了一张宣传演出的海报。当时沿6号和18号公路两旁的旅社、加油站、镇上集市和人群集中的地方都张贴着这种海报。这是一张很棒的色彩鲜艳的广告画，巴蒂尔大象披着最华丽的装饰，阿列克谢本人正在将一团熊熊的火焰放进嘴里，围绕着他们的是一群小丑和狗。画面上的人和动物的数量大大超过他们团里的实际情况，阿列克谢自己也得承认这一点。当他们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拉维克市进行巡回演出的第一场表演时，团里所有的成员，包括人和动物都表现出了孩子般的喜悦和欢欣。当阿列克谢讲到这里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花。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估量他们艺术水准高低的唯一方式，特别是演出的那场开幕式场面颇为壮观。他们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从接到要去挪威作巡回演出的通知那时就开始了。再没别的大象能跟巴蒂尔一样能完成如此高水平的演出，也再没有别的驯兽员能跟阿列克谢一样能教会它这些把戏。
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巴蒂尔大象被牵进了表演场地的中心。站在它身旁的是阿列克谢。他穿着一身黑色服装，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他。从一盏小聚光灯发出的强烈的光线中，一块大黑板进入观众的视线。乐队尖锐的鼓点声以进行曲的节奏响了起来。突然间巴蒂尔的长鼻在聚集的光线束中出现了，它用象鼻子的尾部卷起一只粗大的彩色粉笔。此时鼓声更加激烈响亮，光束也渐渐地集中在了大象身上。巴蒂尔开始在黑板上写字。它写下“欢迎”，“欢——迎”，它写出了这两个字。这时候整个帐篷一下子沸腾起来，观众席上的人们依次举起手站起再坐下，为巴蒂尔做出欢呼的波浪，所有的人都为它的高超本领欢呼。从场内到了场外后，他们还在兴奋激动，赞叹不止。在第二个城市的演出也同样成功，大受观众的欢迎。可当他们到了滕斯贝格市时，遇到了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兄弟两人，说他们有证据在手，演出使用的帐篷是属于他们的，并且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租用帐篷的费用。当最后情况弄明白了时，马戏团经理已经携带着戏票、钱箱，还有那个挪威方面的合作人溜掉了。斯塔科奇马戏团就这样被撂在了一个简易的足球场地上。没有了帐篷，没有了负责人，也没有钱。当初剧团经理给他们解决过吃饭问题，要不就借给他们所希望的伏特加，以此作为预付的工资。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好想，唯一的是希望在这足球场上进行一次露天演出，指望巴蒂尔大象能给他们招来观众。可正当巴蒂尔要写它的“欢迎”二字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淋湿了的粉笔在它的长鼻卷住时被完全捏碎了。大伙全身湿透又冷又饿，再加上一肚子的怨气。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打点好装上车，然后人都坐上客车，整个队伍朝奥斯陆进发。实际上他们差不多马上就要进入首都了，可是汽油用完了，汽车不能再往前走，只得在公路上停下来。他们坐在路中央，背靠着汽车喝起了伏特加，同时唱起了俄罗斯歌曲。歌声甜蜜温柔，充满思念之情。现在应当是一个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因他们而引起的这场难以描述的交通堵塞的大混乱，真想笑起来。可此时此刻，手握着伏特加在倾盆大雨中坐在路中央，还有篷车里是那些装得满满的饥肠辘辘的动物，这就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了。
当警察接到了处理马戏团车辆拦在了交通路线上这件差事时，他们也笑不起来。因为阿列克谢和他的伙伴们拒绝从公路上挪开，要是不先解决和安排妥当他们的驻地问题的话。警察从当时的苏联大使馆带来了一位官员，阿列克谢和他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的结果是，这位外交官需要在警察的保护下离开现场。因为马戏团全体成员的手里的洋葱头如炸弹般地向他扔过去。当贝恩特森接手这件差事时，可能他也很害怕他的汽车会被那些坚硬的洋葱头砸出许多小坑。至少阿列克谢是这么说的。现在他们就等着结果了：由苏联或是挪威方面给他们安排解决回圣彼得堡家乡去的旅途费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我这儿——伯爵的农场的原因。许多星期过去了，回程的旅费问题总算办妥，于是他们就像跟当初他们突然来到这儿一样突然消失了。可大象还得留在我这里，这次若要将巴蒂尔带回圣彼得堡运费太高。我的朋友，伟大的驯象师阿列克谢说了，他要回来带走巴蒂尔的。他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去。
在我铲除地上的粪土，在我搬着面包口袋的时候，巴蒂尔始终用它的眼睛追随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