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乔易士出了一本新的小说《菲尼根的醒来》以后（这本小说只有使乔易士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外界的意见纷纭异常，有的诋毁，有的称赞，但无论毁或誉都不能影响其本身的价值。见本期这本小说的介绍），这本传记的出现非但合时，而且必要。乔易士是一个难懂，如若不是最难懂的作家。有了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的《尤利西斯》研究，再有了这本传记，我们可以对乔易士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十几年以前本传记的作者曾发表过一篇对《尤利西斯》的注释，他的精细和清晰给读者不少帮助。现在他又真的给我们一本充实，但是同样清楚的乔易士五十七年来生活的记载。好像乔易士注意细节的热诚影响到他的传记者，他给我们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背景，他描写乔易士住的房子的样式，他常去的咖啡店，他所遇见的人，所读的书。这原因一半是因为这是本半官式的传记，因为有很多外人所没法知道的事都由乔易士自己和他的弟弟告诉高曼（Gorman）：例如乔易士的眼睛曾施过十次手术，叶芝对他的特别关心，在1902，他离开爱尔兰时，叶芝曾到车站去送他。这种写传记的人和传记中主人的合作对于传记本身，有它很明显的缺点。当然我们很高兴知道许多本来没法知道的事，可是这会对传记者产生一种感激的感觉，使他不敢随自己主见写去，不敢对他的对象下最后的判断，尤其是乔易士自己还能看见，至少能听见别人念给他听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并没有这种明显的缺点，也许这是由于，如高曼序中所说，乔易士对他的增减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就是说，与其说这本传记是解释，毋宁说它是记述；与其说它是评传，毋宁说它是描写。他回避批评，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了。在这一点上，高曼的书很成功，他的书，尤其是前半，写得非常之生动，平坦的叙事中带着想象。他对乔易士的新作《菲尼根的醒来》只给了几页的地位。我想这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看轻它的价值，如另一位批评家所说，而是由于这本小说和这本传记中的距离太近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似乎不可能，也许过几年会有一本满意的专门研究出现。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乔易士不写一本自传，像叶芝和慕尔。这答案是因为他不觉得有这种需要。他的小说虽然带着最鲜明的自传性质，但他不喜欢用第一人的口气来称呼自己，也许他将永不会写一篇回忆录和他的自传性小说比美。假如我们问他为什么，他将回答：他早已写了，只不过用另一种对他更适合的形式。从这一点看来，这本传记之成为重要的乔易士文献是必然的事。
我们这里可以顺便提一句关于乔易士的话。无论乔易士怎样为普通读者所不了解，他已成为现代精神的代表。想起他忍受八年的困苦，饥饿，为了要完成一本那时没人梦到会出版的书，我们不由不对他的毅力肃然起敬。在给李却兹（Grant Richards）的信中，他说：“我的目的是想写一章我的国家的道德历史”，现在这一章已成为厚厚一册的古典名著了。而这经过的情形和原因都由高曼用值得赞美的手法告诉我们了。
（原载《西洋文学》，194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