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并不来自人类理性滞后的突然爆发。我不认为未来比现在具有更令人信服的品位。古希腊人在索福克勒斯在世时就给了他所有荣誉。假如有评论认为唯有未来才能指认杰作，那实在是一种自命不凡。你说什么？这样做很有可能是为了安抚那些没有创造能力的人高傲的心？……可不是么，理性不过如此。一部杰作的出处不像杰作本身那么激动人心，同样，那些令一部分人将作品掂量再三，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受骗的理由，也不那么吸引人。严肃的读者有着直觉的敏锐和偏颇的热情。用于判断的所谓“距离”其实与时间无关，而是关乎内心的敏感，直说吧，就是爱。将价值评判交付后世，是给予死亡过多的特权。
我想说，每次杰作出现，人们总是立即或者几乎立即就会知道。《尤利西斯》问世前五年，懂得阅读文学的人们就已发现乔伊斯的伟大才华；虽然他的第二本书《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遭到了评论界的不公对待，有一个人却指出“一位极其大胆且富于实验性的作者”刚刚出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且为人慷慨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星际战争》《隐身人》《莫洛博士岛》的作者，而他无需通过支持年轻一代来维系自己的荣耀。（参见1917年3月10日的《新共和》）普鲁斯特的前几本书销路不好，但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在保罗·莫朗的《一位使馆专员的日记》（1948）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16年，虽然当时《追忆逝水年华》仅出版了《在斯万家那边》，但文学界人士已经知道马塞尔·普鲁斯特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作者；在描写他最后一次出席上流社会聚会（1922年一群英国资助人为斯特拉文斯基举办的庆祝活动）的《普鲁斯特在富丽酒店》（作者理查德·达文波特—海恩斯，2006）一书中我们得知，虽然他的作品还未翻译成英语，但他在英国已十分知名。杰作总会引起强烈反响，即便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而且恰恰因为是在小圈子里，它有时甚至会引起公众哗然，带来瞬时的名气：比如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显然它引发公众哗然是因为人们将它简化至它的主题（而且是它外在的主题）。所有没读过它以及不打算读它的人，都可以在道德上表现出他们所谓的反感，但这种反感不过是恼怒，一切新事物向他们传递的都是恼怒。即便未引起公众的轰动，人们还是会知道，一位特别的、怪异的、令人困惑的奇才出现了。文学的铁杆爱好者们会尽其所能地使这本书获得其应得的待遇。
一部杰作就是一场喧哗。只不过，这是一朵花的喧哗。喜欢巨型卡车的人不会注意到它（阳光照耀下，某些行驶在悠长而平坦的公路上的巨型卡车还是很美的）。无论见过这朵花的人有多少，它的独一无二是不容否认的。杰作自会被人发现。嫉妒的人或许不会立即使用“杰作”这个字眼来指代它，但嫉妒者也无法阻止它破壳而出；他们的嫉妒甚至是杰作的一种寄生物。是啊，那些嫉妒的人！还有爱慕者。他们见识过杰作的双眼如同被施了魔法，口中不由自主地迸发出那个词。“杰作”是幸福时刻一声笨拙的尖叫。
有多少谨慎、诚恳、委婉的人，得知我在写这本书时对我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像从前那样说‘这是一部杰作’吗？”是啊，麻烦的情结。它想让我们承认评论家们常说的另一番话（但绝不会是创作者们的话），在他们看来，杰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尤其乏善可陈，只能掸掸祖传旧货上的灰尘，为自己不敢继续写作而辩解，而欧洲文学也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坐在好心人推动的轮椅上，看着破旧镜子里的那颗脑袋，和上面那三根椰子壳的毛，而那曾经是一头壮丽母狮的金色鬃毛。说得好听一点，这一切都和愚蠢的将评判留给后世的观念有关，而这一观念又来自关于死亡的令人快慰却相当错误的观念。似乎我们在世时不敢做的一切，我们都确信死亡将为我们做到。但它什么都不会做。我们该自己做，我们该自己说。死亡并不比我们更有品位。我们对现在从来都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怜的被蔑视的现在，就因为它即是我们。
有才华的人如此之多，我们不断看到蕴含着某种优异品质的作品横空出世。它们是一种信心的产物。它们也制造着信心。创造它们的人对自己、对文学、对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怀有信心。他们押下一个赌注。这赌注又被世人赢得。多么令人兴奋。杰作总给人一种奇迹的感觉。所以人们会对它如此崇敬。
虽然看似永恒，杰作却是现在的一个片段。而且恰恰因为来自现在，它才显得永恒。现在总给人一种永恒不朽的感觉，只需活着就能够体会。怎么？现在已经八点一刻了？真是荒唐，原来我一直都存在着。永恒的理念其实就来自存在（exister）这一简单的事实。而虚荣如理念者并不愿承认它出自感觉，于是它一口咬定自己出身于纯粹的抽象思维，仿佛这东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其实一切都来自于人，而杰作则是凝固为永恒的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