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当时的产物，杰作却并不代表当时。因为它的稀有，它甚至与当时相对立。伊夫·克莱因[59]的一幅单色画能够代表1960年代的法国吗？
所谓“有代表性”，应该是《巴黎竞赛画报》推崇的那些大画家，贝尔纳·布菲[60]，乔治·马蒂厄[61]，更不用说夏普兰—米迪[62]，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肖像画家了。即便我拿克莱因表现特殊对象的作品来举例，比如他为马歇尔·雷斯[63]或阿曼[64]所作的浮雕式肖像，这些画除了以当时的艺术家作为肖像主体，不具备这个艺术类型的任何特点，它们看上去仿佛是从祈愿池中走出的抬轿人。再来说说这些特殊对象！它们没有别的功用，只是为了让形式更为突出。克莱因创造的形式如此特别，人们已不由自主地爱上它，它令我们幻想：他的时代已留下他深刻的印记，假如爱慕之情化为某种论据，我们甚至觉得他就代表着那个时代。但其实克莱因只是在表现（代表）他自己的梦想。它们是这么了不起，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它们就是现实。但我们对天才的信任还不够。（“天才”，和“杰作”相同，是一个被流行的、幼稚的解释污染了的字眼，有些人不相信天才也可以出现在一只15欧元、带着圣母升天图案的瓷杯或盘子上。他们在乎数量却忽略了重要性。天才从来没有装饰作用，那是人们强加于它的。但毕加索没有因此怒吼，普鲁斯特没有，马奈没有，巴赫也没有。我们或许可以说，天才是一位有特别才华的人将才华以特别的方式施展出来的结果。）当人们回顾往昔，杰作便将它的色彩赋予时代。杰作是把才华赠与过去的一刻现在。
……我肩上这一大堆东西是什么？……哦！有人向我倒了整整一推车的现实主义杰作！福楼拜、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斯特林堡[65]、维尔加[66]、艾萨·德·克罗兹[67]！……一谈到形式，天空就会布满这些十九世纪的火箭。仿佛文学就不会是李白、萨迪[68]、卡瓦尔康蒂[69]、拉伯雷、贡戈拉[70]、约翰·多恩[71]、维奥[72]、马里沃[73]、荷尔德林[74]、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波斯情诗和中世纪讽刺诗，日本的能乐和马达加斯加的对话体诗，《伊斯法罕的玫瑰》[75]以及《L=A=N=G=U=A=G=E》杂志[76]的诗人，仿佛它对现实主义并不陌生。
虽说人数不多，但他们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说起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被人认为是时代无情揭露者的巴尔扎克总是选取发生在他出生前至少二十年的故事。我不想谴责他太谨小慎微运用时间差，假如他真的描写当权者的权力运作多半会掉脑袋，我想尝试回应那些将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权威的人。这些读者一边忍受着当权者的肆意践踏，一边意淫地认为阅读有关压迫者父辈们的一切便是报仇雪恨。一切？什么一切？巴尔扎克在哪儿描写过令司汤达气愤至极的秘密反动社团？又在哪儿写过那些维护国王、让民众瞠目结舌的神职人员？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巴尔扎克写出的是透露着巴尔扎克的杰作。包括他反对革命、拥护君主政体的意识。没有哪个现实主义者会用《被遗弃的女人》中那种怜悯的口吻来谈论爱情，没有哪个现实主义者会像他那样孜孜不倦地描写长裙和梳妆台前的女人。巴尔扎克仿佛是一个仙境的来者，却向我们声称他在描绘真实的人生。可是并不因为他在每部小说里都多次自诩为历史学家我们就该相信他。如果有人跟我提到《冷血》[77]，说这部新闻写作的杰作之所以新闻记者都写不出来，恰恰因为它不是新闻写作，我会说其实它根本就是一部爱情小说。这个故事本不该让人觉得冷，只是因为人物总在重复说过的话，而这些话有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为评论家们增加话题的（所谓“非虚构小说”）。在叙述这桩1959年发生在堪萨斯的四人谋杀案的过程里，杜鲁门·卡波特显然爱上了两个杀人犯之一。每次提到佩里·史密斯，他本该保持“冷血”（冷静）的文字就开始颤抖。事实上不仅罪犯在实施杀人时表现出了冷漠，作者在讲述故事时也持有相同态度。各位觉得杜鲁门·卡波特能够阻挡得了他人的讽刺吗？
艺术作品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外表的变化。一位艺术家从一次观察、一种感情、一桩事实或一个梦出发，试图赋予它形式。正是这个形式能够证明艺术创作的存在。至于观念，每个人都有。埃德加·德加一再尝试写诗却一无所获。他向马拉美说起此事：“我不明白！我有那么多想法。”马拉美说：“写诗不是靠想法，而是靠词句。”盗用现实主义者之名的人声称只有他们才是实事求是的、严肃的，但在我看来这几乎是要挟。当然，现实主义者也写出了现实，不过是他们的现实。他们自诩富于洞察力；但他们笔下的现实来自一种奇怪的爱好，他们喜欢把人生看得毫无价值。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一切都是渺小的、低微的、可鄙的。实际上，他们只描绘他们糟糕的心情。现实主义是一种懒惰。实践它的人把他们见过的不值一提的事物和他们傲慢的心灵体验过的居高临下的情感抄写下来，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探索。瞧，现实主义也没什么新花样。
一部杰作是一个人心灵表达的精华。即便在虚构作品里，在戏剧里，都是如此。哪怕它避免了一切自恋。世上不存在非个人化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