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角色？是伟大的改革者，还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然？
政治学理论对民主化的解释主要有两派。一派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亦即经济发展会带来都市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等，并进而促进民主文化。另一派强调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协商，主要行动者包括反对阵营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以及执政集团中的鹰派和鸽派。在对台湾的研究中，两派都提出不同解释。
在重视行动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中，有人特别强调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强调蒋经国具有一贯的民主信念，是“由上而下”地推动政治改革。真的是如此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只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能真正让我们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原因。
强调蒋经国作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文献，经常忽略他之前的作为：就在他宣布解除戒严的几年前，发生了严重镇压党外民主势力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以及次年的大审判），更不要说他更早之前是情治单位首长，是独裁政体中的关键人物。是他转变想法了吗？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威权统治者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权的延续。但当然，统治集团对于该如何面对民间压力，也往往有不同的政治判断，而这个统治集团的分裂，往往就是转型的契机。透过几个历史关键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了解蒋经国。
1.1970 年代初的“革新保台”
国民党来台后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外省族群掌握了主要的党政军权力，而所谓的“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也都是在大陆时期选举出来的，完全不能代表本地民意。
197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面临来自内外的重大压力，威权体制出现裂缝。在岛内，国民党内部出现人才老化问题，因而从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思考人才甄补，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以及结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力量。再者，1969年内首次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人士黄信介当选，加上刚选上台北市“议员”的康宁祥，他们开始相对激烈地批评政治。此外，1971年的保钓运动也开始转向要求政治改革。
对外，先是1971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该年下半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失去国际支持并与美国关系面临重大转变。国民党政府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权力。
尤其，蒋经国即将于1972年接班，此时正在为新局面布局。这中间又出现一个重要的插曲。1970年4月26日，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到达美国，在纽约遭到两位台湾博士生黄文雄、郑自财开枪刺杀。虽然刺杀失败，但对蒋经国带来极大震撼：他没想到本省籍人士对他、对国民党统治，有如此深的恨意。
蒋经国确实在国民党内比较有不同想法。在1969年，蒋经国就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正案，允许“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他在1972年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标举“革新保台”，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如“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以及“政务委员”李登辉等。此后，他持续在党内和政府内培养新一代本土人才，如国民党的中常委中，本省籍比例在1960年代为10%上下，到1972年增加到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为33%，1986年为45.16%。
为了让国民党延续统治，蒋经国试图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性质，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但与此同时，党外的政治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从外面给予国民党更大压力。
2.美丽岛事件
从1970年代初开始，党外民主运动逐渐成形，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1977年的选举，党外人士进行全岛串联，最后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
面对党外势力的逐渐壮大，国民党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21日，警备总部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高雄县长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八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但党外运动持续前进。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这给予国民党镇压反对运动的借口，并在事后对党外主要领导者展开大逮捕。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八人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就在军事审判前的2月28日，不明人士闯入林义雄家中，无情地杀害林母及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唯一活口是被杀成重伤的大女儿林奂均。林宅血案成为台湾民主史上最哀伤的一页，且至今未能破案。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一网打尽，彻底镇压。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19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
3.解严
首先，1980年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1970年代更高，约为三成。尤其，几位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美丽岛世代入狱，但律师世代和更多年轻人投入民主运动，党外势力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三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美丽岛事件后的1980年代初期，确实存在着一种恐怖气氛：1980年2月发生林宅血案；1981年10月，海外学者陈文成离奇陈尸台大校园；而到了1983年，有数人被以叛乱罪逮捕。
党外的街头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减少，但却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党外势力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1980年代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道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总是会有新的杂志前仆后继地出现。
进入1980年代后，由于政治空间扩大，更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并从1983年起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起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19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案”引起美国高度不满并对台施压，1985年发生十信事件金融丑闻，并导致“财政部长”下台。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虽然台湾和美国在1978年“断交”，但是台湾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进一步革新的压力，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分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相对于党内其他元老如黄少谷、严家淦和军方的保守势力，他更知道顺势而为，愿意逐步推进改革来响应民意。
台湾的民主化，很大部分是与本土化的诉求重叠的。国民党作为一个移入政权，绝大部分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台湾少数族群的外省人身上，且坚持所谓“中央民意机构”必须维持中国法统。省籍偏差的政治权力分配结合威权统治，成为反对运动最重要的批判主轴。因此，党外运动的民主化主张，也是要求让政治权力本土化。
蒋经国清楚认知到这个矛盾，所以才先在1970年代，后在1980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为政治革新的手段，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期待；直到伴随着本土化而来的民主运动在1980年代前半期越来越强时，他才清楚知道国民党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
所以，1984年国民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1986年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并容忍民进党组党：在民主进步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后的半小时，警备总部向蒋经国提出逮捕名单，蒋经国回答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年，他也说出“我也是台湾人”。次年，他废除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半年后的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
他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
4.结论
台湾的1980年代确实是一个颠簸的年代，但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台湾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这当然来自政府与反对者的摸索与智慧。
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但是，蒋经国确实从1960年代末开始知道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危机，先在1970年代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化解这危机，但当民间压力开始超过他预期时，他以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来抑制逐渐崛起的民主运动。进入1980年代，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虑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他也知道，这个决定可以能让国民党和平转型，并且持续掌握政治权力。
而他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