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
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发展，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2]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
据戴念祖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介绍相对论的是许崇清，时在191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论述中提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3]主要的传播者，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文元模、周昌寿和郑贞文等。胡大年文章中提到的李芳柏也是留学日本。研究证明，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是留日学生，具体说主要是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物理系学生。但在这些学生之外，到1922年间，当时还有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学生景梅九（字定成，1882—1959）也注意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景梅九是山西运城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代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是当时南北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上海办《自由》，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和“学汇社”。[4]《学汇》1922年10月10日创刊，约一年以后停刊。景梅九主编《学汇》时，以“老梅”为笔名发表了几篇介绍相对论的译文。[5]
在景梅九之前，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等留日学生已经介绍了相对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关于相对论的介绍基本是在知识群体相互封闭的情况下，独立产生对某种理论的兴趣并加以介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处在某一个社团之中，或者说这些社团之间如果不建立联系，那么这对于新知识的传播是有影响的。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都是早期中华学艺社的成员，这个社团是中国早期以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为主要特点的知识团体，比它稍早建立的中国科学社与它的建立模式大体相同，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两个社团间的交流和联系很少。他们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兴趣几乎同时产生，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而是以各自独立的条件介绍新知识，所以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翻译和介绍性文章，有许多重复现象。
中国早期介绍相对论的主要知识群体是：
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为主体，以许崇清、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为代表，以《学艺》杂志为主要园地。
少年中国学会，留法学生为主体，以王光祈、魏嗣銮和张申府为代表，以《少年世界》为主要园地。
中国科学社，以留美学生为主体，以任鸿隽、杨铨、徐志摩、张君劢、夏浮筠等为代表，以《改造》和《科学》为主要园地。
另外还有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及《东方杂志》，各类知识分子都在上面发表文章。
虽然这个概括并不绝对准确，但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大体是在这个知识群体范围内。从思想倾向上观察，这些知识群体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但在追求科学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可能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有关。如果以知识群体的留学背景为基本观察视角，可以发现，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知识群体中，留日学生的兴趣在于科学本身，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在于哲学。早期介绍相对论的留日学生如周昌寿、文元模、郑贞文等，最后都到商务印书馆参与理化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成为理化方面的教育学家；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比较重视政治、哲学和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多数卷入现实政治活动。[6]范岱年曾说：“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7]
中华学艺社社成员在当时就对留学欧美的人谈论相对论有不同评价。周昌寿说：“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完全是由数学的推理得出来的结果，所以一般没有数学修养的人，无由观其门径。我国研究相对律的人固然很少，但是介绍他的重要的论文，杂志里面，却有几篇；不过这些论文，大概仅将那些由数学推出的几个结果，摘录出来罢了。至于它的详细的内容，和万壑千流，不得不归宗于这个大原理的理由，却未曾提及，的确是一大憾事。但是由一方面说，这个原理的艰深程度，和它的价值的高远程度，恰成一个正比例。若要想真正了解它的价值，除却耐心忍性向着它那坚而且深的一条路上走去，别无他法。”[8]
这些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周昌寿还指出，关于相对论发表前后十六年间，所成文献已不下一千余种，就是麻木不仁的中国，自从罗素在南京演讲以后，也有许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各种杂志里面，也东一篇西一篇地登载不少，虽然说得不完不全，读去不明不白，究竟总比不闻不问的好多着呢。究竟若要完全，就不能够明白，若要明白，也决不能够完全，二者不可得兼。他的工作也是只求一个明白罢了。[9]
周昌寿还认为：“这个时候正碰着我国学界兴高采烈地在那里高唱新文化运动，照道理说起来，对于这件轰轰烈烈的伟大功绩，似乎应该也得要知道一些风声的了。其实一直到了罗素来华讲演《物底分析》的题目的时候，一般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存在。于是一般时髦政客，拿出他们那种揣摩杜威、罗素的惯技，要想来对付这一位先生。”[10]
周昌寿特别强调说，在罗素演讲之前，中国并非果真没有人去研究过。他举出1917年出版的《学艺》1卷2号里面，许崇清的《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学说之订正并质问蔡先生》，已经提及此事，并且还举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来做印证。后来文元模也在《学艺》2卷2号和4号里，作过简单的介绍。周昌寿感慨：“惜乎他们两位都不是外国人，所以挑发不起一般人的好奇心，都将他们说的话，视为河汉罢了。现在因为爱因斯坦来东亚讲演过一次，所以国人对于他的兴味，也大非昔比，杂志上介绍的论文很不少，就是一个明证。既然这样，就不可再蹈这种盲从的恶习，务必要踏踏实实地将他真正的价值研究一下。”[11]
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表面看与罗素来华有关，但这只是一般的理解。如果仔细观察，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当时知识界对相对论发生兴趣，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相对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兴趣更集中在这方面。在此前两年，1921年张竞生在北大所开的课程中就有讨论相对论的内容，重点在哲学方面。他说：“我在《相对论与哲学》一篇中，说及爱因斯坦的发明全借哲学方法的效力，即是用了《逻辑》（旧译《论理学》）上的演绎法，和几何学家所用去创造几何学的方法。我又发现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的成立，虽由科学方法所得来，但到后头，竟为科学方法而破产……幸而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用了哲学方法——用了一个从前物理学家不敢用的方法——才把这些破碎的现象收拾起来，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物理智识。”[12]
德国司密士的《相对论与宇宙论》，在1922年也被翻译到中国来。译者闻齐在序言中说：“相对论之重要，其影响于科学与哲学之大，实为空前。迩来我国各杂志中时有介绍，然多以篇幅过短，不能详细解释，或夹杂数学，非普通一般人所能懂。我前曾翻译史乐生所著之《相对论易解》，并登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嗣后张东荪先生寄以此书，嘱为迻译，课余攫暇，竟于一月间脱稿。惜匆忙草成，错误自属难免。”[13]
此书原为演讲稿所编成，说理明显，依次陈述相对论所引起的重要问题。“著者以浅近文句（即非专门语）叙述安斯坦所以推得此种结论之故，及其如何得有实验证明。倘若承认此相对论，则吾人必大改其宇宙观。书中无高深数学插入，故人人可读。然此仅为通俗书，欲深究相对论原理者必进而更为深邃的研究。此种通俗书不过引人之兴趣而已。相对论虽难，然颇似橄榄，必愈嚼愈有味也。”[14]他特别提到这本书是张东荪寄给他的，说明当时中国的哲学家也在关心相对论。
罗家伦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谈到爱因斯坦的地方很多。据他在书前的自序中说，他写这本书时曾与赵元任、俞大维和傅斯年多次讨论。他在书中提道：“于是‘量子说’正式成立，而且与爱因斯坦的系统有重要的关系，为近代科学史上灿烂的一章。”[15]
从罗家伦引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他接触过当时已出版的大量的关于相对论的文献。他在书中认为：“量子说将来的重要，恐将驾相对论而上之。”书中还提道：“爱因斯坦的学说有三大实证：第一即水星的轨道；第二系光经引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之斜曲；第三系光谱线向红尖之拥聚。前两证已得到确切圆满之结果，第三亦极重要，与量子说颇有关系。最近科学界对于“predicted shift of spectral lines in a gravitation field”似已证定，使相对论的可靠程度愈为增加。”[16]
罗家伦说：“爱因斯坦学说之所以接近哲学，正是因为他不是仅取科学中现成‘镜架式’的空间和时间基本概念，而且追问时间和空间的本身。他的解答在科学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最能满意的。但是要根据他组织成一个大的哲学系统，解释所有哲学里的问题，则还要经过许多困难。”[17]
张东荪在《科学与哲学》中多次提到和引述过爱因斯坦的话。他在《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中说：“近来相对论出世，更把旧日物理学上的概念修正了不少，结果知道所谓力就等于质量，二者只是一个东西。”[18]
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的演讲《将来之哲学》中，张东荪说：“例如哀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有两三项是在天文学上证明的了，但这几项仍是相对原理的应用，不是直接表示相对原理，所以只能认为佐证而不可即认为是自身的证明。因为相对原理的本身是不能实证的，而可以实证的只是其应用于某某等处。详言之，即如水星近日点一项而言，即证明哀斯坦的计算法较确于牛顿的计算法，然而仍不是直接实验相对原理。”[19]
一种新知识的接受与它最初的接受渠道与接受者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中国最早接受相对论的直接渠道是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Ishiwara）。
石原纯是日本科学家兼歌人，明治十四年（1881）生于东京本乡，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卒业。四十四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约二年间，留学欧洲。大正二年（1913）做教授，得理学博士学位，十年辞职。以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著名，为日本理论物理学之权威。他的诗歌也颇著名。著有《自然科学概论》、现代短歌之《石原纯集》等书。[20]
从石原纯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时间可以看出，这恰好是中华学艺术社成员在日本活动的主要时期。周昌寿和景梅九基本是直接译介了他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石原纯的《自然科学史概论》1949年前对中国科学界的影响很大，当时对此书的评价是：“石原纯先生此书，对于自然科学之种种问题，悉以安斯坦之相对性理论为依归：这是其特异于其他同一性质的著作之处。”[21]石原纯说：“安斯坦之一般相对性理论，固还有对于所谓宇宙论的问题的数种意见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其对于自然现象之记述，以同等的权利许与一切的基准系，在所谓包括天动说及地动说两种理论的立场上，而得造成认识论上满足的世界形象：这怕不能不说其实为伟大的业绩吧！”[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