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极为佩服。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10]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1933年11月16日，朱自清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11]1933年11月29日记载：“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12]
考察王瑶学术道路时，人们都会注意到，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把眼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并特别注意二者间的关系。王瑶早年和晚年的学术论文中，这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如《“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王瑶的这种学术眼光和兴趣，其源头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至少在学术传统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陈寅恪学术思想在王瑶身上的投射，虽然学科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学术思维和学术训练的影响非常鲜明。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就特别注意思想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影响，陈寅恪在该文的附录中明确指出：“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13]这种关注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思想风俗影响的思路，是“清华学派”学术思想中的一个特质，王国维、陈寅恪不必说了，王瑶学术道路中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王瑶非常熟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48年，王瑶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古文学史论》，其中有一篇《玄学与清谈》，虽然王瑶在本篇中没有引述陈寅恪的文章，但这个问题曾受过陈寅恪影响也是可能的。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出版了《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按时间和研究兴趣，王瑶应该读到过此文。陈寅恪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借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14]
指出清谈前后分期特点后，陈寅恪说：“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15]陈寅恪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他这个意见在1937年《清华学报》所发表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已提出过，陈寅恪说：“其余则舍弃具体人物任用当否之评议，变为假设问题抽象学理之讨论。”[16]
王瑶《玄学与清谈》也认为：“学术遂脱离具体趋于抽象，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评论讲到才性四分，以及性情之分。”[17]王瑶研究生时代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选择中，陈寅恪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再提《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文章中关于六朝清谈的判断，认为“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18]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当年王瑶《玄学与清谈》一文的主旨，虽然王瑶1949年后主要学术方向发生转向，但他青年时代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趣味与陈寅恪在同一学术方向，可见王瑶青年时代学术追求的目标是相当高远的。他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自己想成为第一流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王瑶心目中的第一流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是陈寅恪那样的人。
三
1989年，王瑶去世时，国内关于陈寅恪史料披露的还不丰富，王瑶也少有畅谈陈寅恪的专文，但并非没有涉及，他关于“清华学派”的言论中，其实已流露出他有意清理自己学术道路的意味。这其中，我猜想可能还包含了他对陈寅恪的一点歉意。
1950年，王瑶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写了一篇《论考据学》，在文章中他详细引述了陈寅恪《狐臭与胡臭》的推论过程。王瑶指出：“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狐臭与胡臭》，考证中古医书中所谓腋气之病的狐臭，应为胡臭，与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西胡血统有关。”王瑶叙述了陈寅恪的结论后说：“这文自云‘推测’又云‘疑’，前面又说‘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态度是极谦虚的；就因为所有的材料并不能构成这个结论的充足证据，在考据的方法上不能成为定说。但这结论其实是‘定说’的，虽然他加上了推想。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仅存的材料给考据以多么大的限制，而有时连治学最严谨的学者也不能不超越了它。”[19]
王瑶当时写了好几篇谈论考据学的文章，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考据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批评胡适和他的学术方法的，涉及陈寅恪的地方，虽然非常委婉和谦虚，但倾向是否定意味。但王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的研究中，涉及陈寅恪的地方又都是完全正面的引述，而且语气中都表示出了敬意。王瑶的学术道路非常复杂，在时代转折中，他的困惑与选择同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的学术转向中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
2009年3月25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注释：
[1]《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3]《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20页中收有陈寅恪给华忱之的一封短信。华忱之是王瑶清华时期的同学，说明当时陈寅恪对清华学生的关心爱护。
[4]《王瑶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5]《王瑶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6]《王瑶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
[7]《王瑶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8]《王瑶全集》，第2卷，第11页。
[9]《王瑶全集》，第1卷，第446页。
[10]《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11]《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63页。
[12]《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65页。
[13]《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14]《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0页。
[15]《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16]《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4页。
[17]《王瑶全集》，第1卷，第52页。
[18]《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1页。
[19]《王瑶全集》，第2卷，第4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