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是因张君劢引出的，他大量接触过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知识，特别是英美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所以评价1923年初张君劢在清华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及引发的争论，要上溯到他与相对论的接触和接受情况，才能有较完整的认识。虽然科玄论战中涉及的问题，在此前的《科学》杂志上也曾有提及，但集中的讨论却是在张君劢演讲之后。[4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玄论战起源于相对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的思考。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态度，应当放在相对论的传播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他对过分强调科学功能作用的提醒和警告，暗含着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观察世界，这个思想的源头无疑来自相对论的启发。后来的事实提醒人们，在观察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时，应当注意到同样思想来源最后所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背景最后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张君劢终身主张中国应走宪政道路，并为此奋斗一生。而在科玄论战中与他始终处在对立面的老朋友丁文江，在30年代初期，曾一度提倡开明专制。这些思想的逻辑发展，如果往前追溯，其实在科玄论战的过程中，双方的思想路向已经显示。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说：“君劢先生反对科学，他却要邀集知好研究安斯坦的相对论。”[44]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中认为：“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立以后，牛顿的公例已经不能适用，因为爱因斯坦说，吸引的现象是空间的性质，无所谓力，用不着力的观念。空间自己是曲线的，所以凡在空间运行的物质都走曲线，牛顿所说的直线运行，是世界所没有的现象，用不着这种假设。君劢说：‘近年以来，则有爱因斯坦之说，虽其公例之适用范围有不同，然牛顿公例之至今犹能适用，一切物理学家所公认者也。’读者只要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拿牛顿的Principle来比较，就知道他这种话有无根据。”[45]
一般评价，在1923年这场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思想占了上风。[46]它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也明显超过“玄学鬼”，这使得中国现代思想中绝对观念、一元论、决定论等思想特别容易流行。郭颖颐曾指出：“许多中国思想界领袖都成为科学一元论者，20年代的这种潮流，导致30—40年代更坚定地支持科学的力量，以及认为科学规律与人类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观点。”[47]过分推崇科学范围的活动削弱了经验论的思想风格。郭颖颐认为，在急切和混乱的30至40年代中，寻求科学的精神觉醒，所带来的不是经验论渐进和多元的思想方法，而是唯物论科学主义的教条结论。
2004年
注释：
[1]本课题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项目资助。
[2]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记1922—1923年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和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载赵中立、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396页。本文注意到了爱因斯坦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线索，但细节较少，在梳理《东方杂志》刊载爱因斯坦的情况时，遗漏了关桐华一篇介绍爱因斯坦的长文《恩斯登——他的历史和他的人生观教育观宇宙观》。该文分为四节，分别是：①恩斯登的历史；②恩斯登的人格和人生观；③恩斯登的教育观；④恩斯登的宇宙观。此文见《东方杂志》19卷第12号，第34—44页，比《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专号恰好早了半年。作者关桐华是早年的留日学生，曾翻译《罗素的相对原理观》（商务印书馆，1922年）。智效民在《爱因斯坦为何与北大失约》（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中使用蔡元培日记中的材料和当时京沪报纸中的相关报道，补充和充实了戴念祖论文中的细节。胡大年论文中发现了戴念祖没有提到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主任李芳柏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并对他的情况做了介绍（Danian Hu： The Reception Relativity in China： The Japanese Influence，载姜振寰《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集》，哈尔滨，未公开出版，2004年，第441页）。
[3]许崇清：《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学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载《学艺》第1卷第2号，学艺杂志社，1917年，日本。关于爱因斯坦的译名当时并不统一，主要因人的不同习惯而定，一般称“恩斯坦、安斯坦、哀斯坦”为多。见岭南大学图书馆编《中文杂志索引》第1集上、下卷，岭南大学，1935年。索引中只列“恩斯坦”。本文除原始引文外，一律遵从约定习惯。
[4]景克宁、赵瞻国：《景梅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第710、1041页。戴念祖查阅了《学汇》副刊，但只列出了关于爱因斯坦来华的两篇与蔡元培有关的文章，没有提到景梅九如下译文：《相对性原理的真髓》（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49—52期）、《时间及空间的相对性》（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53—67期）、《相对性原理和哲学上的问题（〈相对性原理序论〉第一节）》（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68—70期）、《相对性原理序论》（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71—72期，74—75期）、《相对性原理第一编》（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78—83期）、《相对性易解》（老梅，86—92期）、《科学的革命（相对论研究）》（法国露霞诺尔曼著，老梅意译，145—156页）、《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蔡元培，35—36期）、《安斯坦在日本的言论》（祁森焕，68—69期）。
[6]留学背景并不绝对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倾向，但大体有知识方面的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留学情况一般较为复杂，通常一个人会有多个国家的留学经历。本文所谓留学背景，比较侧重于他们最后的思想倾向。早年中华学艺社和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交叉情况。《中国科学社社录》中有高鲁、许崇清和张贻惠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留日学生。见《中国科学社社录》，南京：中国科学社，1928年，第35、53、46页。
[7]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4年，第84页。
[8]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中华学艺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23年，第1页。
[9]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中华学艺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23年，第2页。
[10]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中华学艺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23年，第56页。
[11]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中华学艺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23年，第57页。
[12]参见《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此文原载《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1923年）第1卷第2期，原题为《“行为论”的学理与方法》。
[13]司密士：《相对论与宇宙论》，闻齐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页。
[14]司密士：《相对论与宇宙论》，闻齐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页。
[15]罗志希（罗家伦）：《科学与玄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页。
[16]罗志希（罗家伦）：《科学与玄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页。
[17]罗志希（罗家伦）：《科学与玄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6页。
[18]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页。《改造》第3卷第8号（1921年4月15日）刊出“相对论号”时，有王崇植译文两篇，在《相对律上之物质观及自然律》一文的前面有张东荪一则短序：“‘精神’（Mind）季刊是哲学杂志之白眉，凡学哲学的无不知之。本篇载在该杂志一百四十号，作者是个英国最有力的相对论者。他在1919年赴南美、北非做日食测量，结果证实安斯坦的第二预言，为相对律筑了一座长城。此篇系王君所译，经我略略修正，特为声明。”（第65页）说明张东荪当时对相对论的了解也很详细。
[19]《科学与哲学》，第147页。
[20]唐敬杲：《现代外国人名辞典》，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407页。
[21]石原纯：《自然科学概论》，谷神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此书完成于1918年，1927年修改再版。书中第6章《自然科学之形式》中多次提到爱因斯坦相对原理。见第138、139、157、171、195、196、200、204、205、246、247、251页。顺便提及，1949年以后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许良英先生，早年也受到过石原纯的影响。笔者看到的《自然科学史概论》是许先生捐赠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藏书，上面有许先生1947年购书的记录。1949年前，中国知识界对石原纯非常熟悉，一般关于科学的词典里都有他的名字。他的《物理学概论》1—4册（周昌寿译，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周昌寿译）、《电的故事》（陈寿龄译，商务印书馆）等是书店常见的书。《自然科学概论》出版后，《科学论丛》第1集曾发表陈之平一篇书评。见《科学论丛》第1集，第230页。胡大年论文中重点提到石原纯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影响。1934年，冯司直在《天放早课》中曾说：“余不懂安斯坦相对论，而确信周易及道家所主张之相对论。”见《天放早课》第1册，石印本，1934年。冯司直也是留学日本的学生。
[22]《自然科学概论》，第160页。
[23]吴有训：《第4度量》（《学灯》，1919年）。魏嗣銮：《定时释体》（《少年中国》，1920年）。李璜回忆说，魏嗣銮德文与科学的根底甚厚，而留德在哥廷根大学名教授爱因斯坦手下获得数学博士，知名于时，是中国留学生中懂得“相对论”的第一人，甚为留学界所称道。（见《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91页）当时《东方杂志》第17卷第3期（1920年2月）上对1919年11月日食观察测验证相对原理一事作了介绍，题目是《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说》。周培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28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轴对称体的引力场》，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最高荣誉的评价。1929年，周培源回国后，继续从事广义相对论、宇宙论和物质磁性的研究。1935年发表论文《膨胀宇宙的引力理论》。1936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讨论班，从事关于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发表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场方程的各向同性静态解》。20世纪20年代，周培源曾经提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研究中的“坐标有关”论的观点，以后许多年“坐标有关”论与“坐标无关”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80年代后期，“坐标有关”论终于获得了科学实验的支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近代物理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束星北20世纪20年代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虽然束星北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未能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但他的有关研究在当时还是有启发性的。20世纪40年代，胡宁完成了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1947年，胡宁在《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广义相对论中的轴射阻尼》。胡宁的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该领域中一项产生了广泛影响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田渠编著《相对论》（上海正中书局印行，1948年）。本书是作者在国立湖南大学物理系教书时的讲义。上篇为狭义相对论，下篇为广义相对论，为专业性介绍。
[24]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关于张申府传播和接受相对论的情况，刘钝曾有详细评述。见《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4年，第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