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我们来破除一个有关《左传》的习焉不察看法——《左传》完成于那样一个文字有限度使用的不得已年代，但它不该被胡乱地归为那种随机的集体语言之书，另一本书《东周列国志》才是（《东周列国志》以犬戎之祸、平王东迁的一则大哭又大笑、鬼气森森的预言作为说故事的起点，戏剧性十足，不像《左传》以鲁隐公的沉重来历开始，也就是说，它“正确”地改了开头，非常有意思；又，《东周列国志》使用了太多《左传》的既有内文，这也让它有点消化不良，成为中国说书演义故事中最难读、最不纯口语、处处残留文字砂砾硬块的一部。《东周列国志》正是《左传》日后进入集体语言的结果）。《左传》的最终文字定稿于何时、究竟经历了几代人几个人之手，这不是重点，那只是那个时代的作业方式；重点在于，这个也许经历了好几代人时间才固化为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开放的、谁都可随兴添加并刻上“××到此一游”，相反的，这毋宁是个过度审慎的代代背诵，人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这样地承接下来，把自己约束在某种“教养”之中，乃至于当成一个凄绝的历史任务，人学习、理解并负责一字一字背诵，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左传》因此有一种奇异的文雅。这些“很多个人”基本上只使用自己的记忆功能这部分，不是我们所说的作者，而是一部一部的印刷机；回忆是一个工作。而此一记忆的最源头处，我们说过，正是那一部带着神圣气息、一字不可更动的文字之书，一本有作者的书，是孔子留给他们也许是惟一一本他亲手书写，而不是他口语传授的书。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对——日后中国的正统史书，由于国家接手的缘故，反而没有真正的作者，工作者也许都留下了他们的名姓（如《汉书》班固、《三国志》陈寿，愈往后作者的存在感愈稀薄），但真正的作者只是国家，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就算《资治通鉴》，由司马光剪贴大量前代史书资料并用当下文字语言改写而成，为了让皇帝以及执政的人可快速地、扼要地知晓历史，获取前人的治世经验，避开可能的盲点、危险和不幸后果，但司马光一样是偏向编辑身份的工作者（我自己多年来是编辑，很容易分出来），差别只在于主动或受命、支薪不支薪而已。《资治通鉴》是前代已浩瀚如海洋、让人望而生畏生茫然之心史书的一个节本、一道路径，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一本“科普书”，它考虑到这些日理万机又大权在握者的时间、耐心和程度，以经验的明智替换思维的深刻。
工作者和作者怎么分别？我们也许清晰地知道，但并不容易讲清楚如圣奥古斯丁感慨的那样。这里，我们仍可以用博尔赫斯这两句直接洞穿的话来试着分别：“不要像一个时代那样写，而是要像一个作者那样写。”——这取决于书的内容而不是封面。一种是共同的、公约数的、多出来就必须删除、只平面一层摊开的时代声音、通常凝结成某些（为数不多而且不断重复）明智的教训；另一种则是一念耿耿的、追问的、连碎片都捡拾起来、深向穿透而去的单独声音，这难有结论，只是某一个很特别的人奋力走到他此行的尽头处，仍有远方，却日暮途穷。如此，我们通过实际阅读内容就能看出来（其实我们本来不借助博尔赫斯的帮忙就看出来了），封面有他名字的《资治通鉴》收藏的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共同声音，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集体书写；比起来，《左传》（以及《史记》）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时间这个鬼魅一样的东西也参与其中，它怎么会不参与呢？——后代史书，都是以某种简明的时间切割方式，以某种风波已止息事过境迁的思维状态，才好整以暇地仔细梳理、确认并评断前朝之事，这是史书必要的延迟，因为如同最终定谳，这一写下去“任世间全部泪水也洗不去任一行”，这样最后的话语，就像美国那位心力交瘁、只干四五年就辞职归去的联邦大法官讲的（大法官是终身职），这不像用笔书写，倒像是一刀一刀凿在花岗岩上。但《左传》（以及《史记》）的书写者不真的完全站在他书写内容的全然止息之后，他并未从时间大河上岸，而是犹泅泳其中，这就史书而言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下有它特殊的强调，也就有它相对的全然忽略及盲点。太多当下热烈的、与生死一样重要的人和事，原来只是未来历史一个只配被遗忘的泡沫，也像季节交替的一件冬衣。而且，愈是这样热烈的、生死攸关的时代，总燔祭一样得损失、烧掉愈多原来更好的人，这个通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仍然让人再再惋惜的适用（比方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台湾），可是不这样，好像这样一个时代便无法顺利通过，会泥淖般把整整一代人给全数困住。一时抑或千秋，我们得做出很难受的选择，时间大河会生成自我背反的漩涡，当年的庄子因此在一则寓言里把自己说成是时间漩涡里一条不幸的鱼，困在已干涸的道旁沟中，此时此刻，他需要一点点水来活命，没空等你千里迢迢去说动国王，引来沛然的、直向东海奔去的河水。
《左传》（以及《史记》），因此不是一部日后严格意义的史书，书中藏放着不少史书不宜或放不进去的特殊时间成分，过多的当下和未来，这是书写者置身其中挟带进来的违禁关怀和希望。一般而言，这是文学才做的事，文学书写，时间总是稍稍地、偷取也似的提前一点点，其准确的时间点，极可能就在过去犹未完全过去、过去和当下仍犬牙交错着、仿佛时间暂时一停的这一个点，像《圣经》里守夜人所说“黑夜已经过去，黎明却还没来”的那一时间缝隙。
《左传》，或许也像后设小说所意识到并想呈现的（只是后设小说常常浮泛而且效果不彰，成为一种书写时尚而不是个有益的尝试），书写的人既在故事外却又在故事之中；在他故事的完足世界外头（也许应该是平行于一旁以及紧跟在后头），有他自己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仍在进行，这不应该也不允许在故事世界的悠悠话声中被遗忘，而且故事结束时，我们仍得回到这个现实世界来，乃至于发现自己其实一直站在这里像是刚刚只进入了一个梦里。他所讲述的这个仿佛有头有尾、单独抽走、干净包裹起来的坚实世界，于是被（重新）置放在这个不稳的、移动的并不断流逝死亡的时间基础上，原本平静讲述的闲情故事，因此字字句句都可能紧张起来、危险起来并相干起来，两百年前已灰飞烟灭的鲁隐公动人悲剧往事，直接逼到此时此地人的眼前来，它仍是人当下的折磨，当然，如果我们勇敢一点也聪明一点的话，也可以是当下的说明和启示。
大约是这样。也因此，就《左传》这本书（并不包括其他太多书），我以为我们追问、想象并试着从内容凝聚成形它的作者，是很正当的，他的存在正是书的一部分，我们想知道的无非也就集中在这部分。有关他的名字、他的个头长相和一些生平履历，这方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并不（那么）想知道，这就像好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作者不愿破坏专注去交代他的眼珠颜色，我们读者也不想浪费时间好奇。重要的是，我们大约已确认了他的时间位置（春秋已结束时）和空间位置（小国的鲁），有没有机会再缩窄一点呢？想象出（带着隐喻的，因为不真的能做到）他某一天、某一地点踮脚看着这一切事情发生，如哗哗奔流河水中一块露出头来的不动岩石。这里愈精确一分，我们愈能想得远一步、多一些，就像儿时我们堆积木那样（我想，盖房子的经验较少人有），底下堆得准，才能叠得比较高不是？
如果他是左丘明
《左传》这个“左”字，取自左丘明，鲁国人，家族世世代代担当鲁国史官（也就是说孔子改写的是他和他先人的工作成果，倒过来了），相传他同时也是春秋另一部流传史书《国语》的作者——地点和职业身份都很对，不再深究的话，确实可以平息人们第一时间的好奇。但往后两千年时间太长太多，人的思维是无可遏止的，会不断察觉掩盖住的东西，权宜之计压不住这么久。
如果真是这个左丘明，倒也有趣——想想，孔子先笔则笔削则削地修改他的记述，然后，他再心悦诚服根据孔子的民间私人版本写成了这本《左传》，这是很漂亮、很无私的一个经过，两个如此聪明的人接力般交互前行，惟真理是从，朝向某个历史深处。
如今，我们还多知道左丘明这个人什么？不多，而且信不信无妨。相传，他也是盲人，这和希腊人说荷马一样或说基于很类似的理由；相传，他和孔子是同代人而且年岁还稍长于孔子，因此是个非常非常长寿的人。
左丘明和孔子同代大致是可信的，因为《论语》里孔子曾不经意地提到过他名字一次，正因为无意是以很可信——孔子那番话原是批判人某种高段的虚伪、假装更真诚的虚伪，“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也同时不经意地告诉我们，左丘明这人很正直但不易被欺瞒（正直的人不必然笨），他必定也是个私底下和公共场合讲一样话的人（这也是可敬的香港读书人梁文道对自己的恪守要求），敢于说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也就不会面对权势、财富和人群就贴住耳朵缩起身子连膝盖都发软，这点也的确符合中国古来对史官的基本期待。
这些，惟一和《左传》内容有特殊紧张关系的是左丘明的长寿，技术性或说算术性的不得不活久一点，左丘明不能死，至少绝不能死在孔子之前，否则——《左传》很明显写出了孔子死后的事，且至少多达十一年。我们也都晓得《圣经·旧约》里满满是人瑞，仿佛犹太人蒙主宠恩曾有一种后代消失掉的长寿基因（消失的时间点大致是他们进入迦南地前后的有史时代，也就是说，长寿基因和信而有征的历史是不共容的），还有人以相同的算术理由足足活了九百多岁才得以死去休息，为的是凑足历史时间，好接上世界之始的创世记那第一个星期六天（第七天上帝心满意足休假去了）。但这是个徒劳的努力，原因很简单，人代代相加的时间总数不是一个人活多久，而是他几岁时生育后代；因此延长人的生命没用，要延迟的是他身体里的生殖功能这部分，包括生物腺体也包括他对性的想法变化（昆德拉指出来，人第一次性爱和第一千次、第一万次不会是一样的，人会不会厌烦呢？），得老而弥坚才行，《圣经》最老的生育记录是亚伯拉罕和他高龄产妇的妻子。也就是说，关键不是长寿基因，而是或许更受欢迎的强壮基因。然而，有很无聊的人拿笔或计算机加过，就算不顾一切把旧约代代人寿全加起来得到最大值，也只能把历史时间前推到距今只六千年，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还常常看到，有太多超过六千年的理应不存在东西，这是否全是我们的幻觉或内心图像呢？包括眼前的一座山，一块伸手就捡拾起来的石头，这一片代代人艰辛活过来的大地，还有我们头顶上那“光阴在星辰之间流逝”、却仿佛在城市里一颗一颗熄灭下去的恒星。
所以啊，即使是《圣经》也不要这么读，文字是隐喻，很多文字尤其只能是隐喻，或只是多年之前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基本限制底下，一次一次逼近真相的努力及狼狈，也一定有死角、偏见和种种不安不确知。逐字逐句的虔信对当时的人并不公平，对今天活着已知道更多事实真相的人更不公平。这样，那些牢记《圣经》的人，可否不要再反对同性的人相爱以及长居一起呢，让他们自由？
真正《左传》作者的合适时间位置，我们乃得说，只加孔子死后十一年是不可以的，因为他还明显地看着韩赵魏灭去了知氏、看着撑住春秋不坠的晋国熄灭而非仅仅是预言，也就是真正来到了春秋这样一个时代的日落时分，他是站在这一历史的悬崖尽头看着并回忆这一场的人。一定的，眼前的历史感觉整个移动起来、加速起来，而且挣脱开什么也似的切线飞出去，时间的感受形态从接近循环到拉直呈直线，太多东西跟不上去被抛下来，也有太多东西从此不会再回来、不会又发生，人一生为此的学习和准备在这个时间的割裂处一脚踩空掉，如果他再想起他实际上或他心目中的老师孔子，那个准备得更多更好的人，此一悲伤会更深沉。这一可能图像最好的描述之一是《圣经》里最后一次写摩西，当时犹太人已正式开拔要进入流满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开始他们从未有过的全新样式生活和历史，但摩西被单独留下来（耶和华不允许），他立于山头，伸手可及，而且脑子依然清明，眼睛也不昏花，但生命时间就是不够了，不够重新准备好应付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时代。往后的世界如此陌生，不是我能再书写的了，或者说得更换另一种写法，《左传》这一趟回忆、这一记述到此已疲惫，是应该停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