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者，他仍可以是左丘明，但得是个年轻很多的左丘明，比较适当的年纪差不多是孔子的第二代学生，那一批他回鲁国不走了才收的、比较安稳可慢慢教授谈话的学生。第一代如子路子贡颜回这群跟他水里火里一道、也像他一样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学生，孔子曾想着非常非常心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他一个人的华丽大梦拉着他们一起，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命方式，也许大家心甘情愿甚至感到光荣，但孔子依然内疚。不及门，较正确的解释是失去了，或再回不到原有的生命位置，曾经沧海的成为某种异心的、格格不入的、飘落到现实边缘的人，也如同卡尔维诺棋盘上的那个节瘤，踏错了某个生长季节，开不成花。事实证明，这第一代学生尽管素质较好（是天资还是因为这一场奇异生命经历使然？），但都不是日后传经、沉静坐下来背诵学习的学生。孔子自己静得下来，当时还来得及改换一种工作方式，而他们连再跟上这个都有困难、都感觉来不及了。
已失去周公的鲁国
我们更实际些来看当时鲁国自身的变化，具体地来逼近《左传》作者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一种人的当下处境。
《左传》末尾，彼时孔子仍活着也看到了，齐国入侵鲁国转而炽烈频繁，所谓周公太公（两国六百年前的并肩建国者）兄弟之邦这一套再讲也没意思了。鲁哀公十一年一场两国大战，鲁国几几乎是倾尽所有，感觉到这回灭国的真实性及逼近是空前的，一败而亡是真的可能。这一战，三桓同心一力，我们看到了孔子学生冉有、樊迟（可能是孔门最好的司机，驾车高手但人有点呆）皆上第一线肉搏，稍前和吴的一战有若还加入一个三百人的敢死队，那一夜都已整装完毕、呼完誓师口号要出发去死了，还好敌军临时退走；未成年的小僮汪锜也破例上阵并战死，就像我们今天电视上看中东、看非洲惨烈战乱那样，这是什么世界啊。所谓历史的灾难时刻，也可以这么定义，或说是一种通则，那就是人被廉价地、不恰当不合理地胡乱使用掉，最好的诗人小说家拿枪被派去战壕一去不回（我们读欧陆的诗集和小说，屡屡心惊地发现作者早死在一战或二战，要不然就是死于打游击的抵抗运动），世界级的人类学者或音乐家把他最成熟、好不容易才抵达的那二十年三十年时间用于农场养猪云云，人无法做他最擅长、最有成果的那件事情，人被浪费掉了，当然是无以弥补的一个又一个损失。灾难是个历史前行遇到的大坑，得用一堆人的身体填满它才过得了。
这一战，最终还是借助吴国援军开到才堪堪打赢，一场惨胜。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毫无喜色，他说的是忧心忡忡的话：“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是的，齐军马上又会攻来，还多了急于讨回颜面的雪耻决心。这样的国家处境禁不起败，但更糟糕的是，它还禁不起胜，这何去何从？季康子的话，几乎和之前宋国大难时子鱼的说法一模一样，也让我们又想起之前郑国的另一场战役，想起来子产——鲁襄公二十六年楚军入侵，子产依然准确无匹地判断出楚王真正意图和当时国际形势，他选择了不防御，放由亲身带兵的楚王有限度地劫掠一番，取得可交代的战果，面子里子都有地开心离去，这更进一步了，胜与败同样禁不起，但有时候打赢比打败更危险。
也就是说，至此，六百年时间的周公鲁国，已经和殷商遗民的宋国、两百年时间的郑国，大致上没两样了。一直守护鲁国的某个特别东西，已随着人们的遗忘，人们在迫促现实里再无暇也无心想起、讲究，留在了远处的时间另一头。
吴国军援，相传是子贡的功勋（《左传》里，仍看得出来子贡在彼时外交有吃重的角色，救火任务），他临危受命跑了四个国家，救下了他老师而不是他自己的母国；子贡自己是卫人，来自另一个小国。相传要他去的人正是孔子——《孔子家语》这部不严谨的流传之书也许不可尽信，至少是夸大的、孔门代代自己看了开心的，但极其可能核心之处仍包藏着、留存着一些基本事实。子贡此行，说动老盟主晋国出面干预是援引惯例，比较容易、单纯；但要吴王夫差发兵北上，那就得帮他解除背后蠢蠢欲动的越国才成立；所以子贡再往更南走，向越王勾践献策，警告他吴国已起疑，多年的忍辱准备将付诸流水（相传勾践当场吓出一身冷汗），要他主动派出军队交吴王调度，假意和吴行动一致；更精彩的是他还直接深入敌营齐国，挑明了执政陈家已很明显、已难回头的篡国企图，如此，最明智的做法是保住实力的佯败撤军，留着丝毫不具威胁可能的鲁国为某种标的、某个积聚扩大兵力的理由，好继续掌握生死攸关的齐国军权云云。这场子贡人生最华丽的演出，一人出门，五个国家为之震动，尊晋，霸吴，强越，弱齐，以及存鲁。但我们看，子贡的言词完全是当下现实利害，没援引任一丝道德力量，也不寻求显然已没人耐烦的历史力量，是日后战国纵横者苏秦张仪的提前预告、第一人。春秋无义战，子贡就连个义的外壳都干脆拿掉，如此坦率无隐，当然是新的现实使然。
孔门第一代学生，日后，便只有子贡一人算是顺利穿越过些此一时间裂缝，只身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相传，他自身是发光体般依然活得很精彩（司马迁曾指出孔门弟子其实是月亮般反射着孔子的太阳光芒），成了富甲天下的跨国商业巨子，同样是日后货殖者的先行一人，一人身兼两个历史第一，太厉害了，但那很显然是另一种人生了。子贡，我相信他是个深情款款到令人动容的人，据说孔子死后他独自在墓旁守了足足六年才离开。子贡是一个浑身现实敏锐感觉和力气的人，他适合放在够大的舞台上面（孔子也这么讲），可不是老实到接近愚笨、本来就适合留在熟悉家乡背书抄书的曾参。六年时间因此对子贡何其漫长也何其慷慨，这是他对老师，以及这段岁月的依依惜别方式是吧。他想些什么呢？会多看到老师不在之后的鲁国和这个世界什么？以及，后来这一批更用功读书的师弟们什么？孔门弟子中我自己对子贡最好奇，他最复杂，是站在孔子心中应然世界和外头不舒服真相世界接壤交错处的人，这会不断地相互驳斥嘲讽，人心于是成了激烈冲突辩证的战场。子贡的真正想法太可惜了并没留下来，我们于是只能尽可能合理地、蛛丝马迹地猜想他，最好的猜想方式是用可重建消失世界、消失之物的小说来写，但愿有合适的、做同一种梦的、生命质料相似的好书写者（另一个较提心吊胆的但愿是，但愿没有那种糟糕的、张艺谋式的书写者胡乱糟蹋他）。战国新时代里想必依然四处受欢迎、受尊敬包围的子贡，我绝对不信他会忘记自己年少，以及其实已不年少不再天真的这一场，所谓生命最好的时光，他曾经坚信自己距离某一个巨大美好的东西、某一个他热爱的世界这么接近。他也必定常常想起他的老师，老师讲过以及并没讲出来、做过的以及应该会做出的历史判断，还有诸多戛然而止来不及做完的事；想起他那些可以讲话的不在朋友。斯蒂芬·金改编为电影《伴我同行》的原小说《尸体》，那一段徒劳的冒险旅程结束，多年之后的“我”成了写小说的人，他那三个朋友，一个老实留小镇继承家业营生，一个向往军旅却成为进出监牢的罪犯，最像大哥的那个，苦学成了律师，却在酒馆里好心排解纠纷被一刀刺死，尽管凌乱狼狈而且都不怎样，故事结尾处，这个“我”在打字机仍这么写下，“我这一生再没交过更好的朋友了——”
鲁国失去了什么？如果最简单来讲，鲁国失去了周公，以一种所有人宛如一起遗忘的最常见方式。孔子晚年慨叹自己再不梦见周公了，一般我们体认为他说的是自己的苍老和某种绝望不回的隐喻，但是不是也说的是一种现实呢？
像一个学校、一座图书馆
失去周公，鲁国变得完全平凡了，真的就是另一个郑和宋而已，都只是在历史“死亡的长廊”里、时候到了就静静灭亡的小国家——鲁、郑、宋的确实亡国时间几乎没人记得，连史书都不太交代。
春秋，其诸地诸国的消长和变化，服膺着另一个历史通则，那就是中心不断的耗损、疲惫、苍老。新的活力及想象力持续发生在边缘地方，像源源注入的水流。我们看，春秋之末到百年战国如单行道，一直强大起来的国家都在四角之地，秦、齐、楚，以及春秋时根本等于不存在的燕；三晋中赵国最精彩也最具长时间抵抗力，一定和它衔接胡地有关，事实上，赵的嫡系血脉便是华夷混血，源于最早的赵衰；真要再计较，曾快速称霸一时的先吴后越，也是来自最东南一角。姓氏不断分割变异、由大而小、由氏族整体而一家一人，也许不那么要紧，但何妨我们也看一下——周天子直裔的姬姓国家，死的死逃的逃，吴亡于越，晋被三家裂解消失（韩赵魏早早就是异姓而非公族），其余本来就无足轻重；就连同为“西周集团”、百年千年紧密相处、婚姻交换并联手东进取得天下的姜姓齐国，也换成陈姓（田姓）的新齐国借壳上市，陈姓，当时人坚信是舜帝之后。
地理上，鲁国远在东边，但概念上，鲁国却一直是另一个中心，可能正因为这样，鲁国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成为一种如旭日东升的国家——《左传》有这段回忆记载，比较了齐鲁两国第一代国君姜尚（子牙）和伯禽（周公之子），以及这两个相邻、风土人情本来差距不远国家的不同建国治国理念，并由此分歧二路如弗罗斯特名诗所说的，分别走向人群的汇聚之地和人稀的密林之中。大致这样，相传封国新建百事待举，但齐国五个月时间就回报成果，周公（代理天子，从未就鲁执政）奇怪效率如此惊人，得到的答案是，因为采行迁就、顺应当地原来民情风俗的方式工作，上下配合容易，治政很快上轨云云；鲁国则迟至三年后才来，这又未免太缓慢了，回答是，因为得一点一点改变人心、想法、习惯和生活方式，这快不起来，三年时间才算有个样子云云。至此，周公长叹一声，预言百年后齐强鲁弱，鲁国将长期地被压在齐国之下。周公的理由比历代读书人想象的要现实犀利，后代常忘了政治才是他的专业，他追随哥哥周武王打过那场决定性的大战（想必也杀过人），还帮早逝的哥哥处理比战争更复杂、更事关人心诡诈幽暗、还牵涉到自家兄弟（管叔蔡叔）叛乱夺权的定国大事，忙得没时间吃饭洗头。他的制礼作乐是在这个基础、这样政治要求之上的一个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提升而不是一种对抗。周公以为，治国是众人之事，事关集体，简易明晰是集体性工作的基本通则，不宜用这么难、这么勉强、这么人们听不懂的方式来；也就是说，鲁国打开始就不像是建构一个现实新国家，倒像是打造（或甚至搬迁）一个中心的东方分部，也像建一所学校、一座大图书馆。日后，这极可能不仅仅是偶然，我们看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共十二名鲁君，性格、资质、际遇和机会各异，但没有一个雄主，甚至连想一下、做个梦一下的短暂念头都看不到。郑还有个郑庄公，在齐桓晋文未出之前，他是当时最有霸主样子和人格、资质潜力的人，曾打败彼时尚有余威也有残存实力的周天子部队（周王的影响力极其可能正是终结于这一败），还射王中肩；宋也有如梦游一场的宋襄公，他在他一个人的梦中清晰地看到了谁都看不见的争霸称雄机会。
周公有没有真的说这预言，我们并不知道，我猜想，这是鲁国人日后的回忆，或者只是一个假借，因为最原初明明封建规格相同（皆为公侯之国、最大的一种），论亲疏和特殊待遇，鲁还远胜齐，后代鲁国人必须极不舒服地跟自己解释，为什么齐国能而鲁国不能不是吗？
用《圣经·旧约》、也就是摩西掌权一统并分别（分封）犹太各部族的这段历史来比对，鲁国最像是利未人这一支。利未人基本上不作战，甚至连日常经济活动都不参与，由各部族分摊供养，他们的工作就是祭祀、全心敬拜侍候坏脾气的耶和华，并负责保管保护约柜这一最大圣物或说犹大人的生存象征（已不知所终，或说堆放在美国某大仓库之中，依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夺宝奇兵》）。鲁国负责泰山祭祀的经常性照料（天子巡狩亲临是不容易发生的大事，整个春秋没见过周王来过一次），行礼奏乐的规格高出所有国家一头接近天子，这样独一的、尊荣的工作几百年进行下来，会逐渐形成一种鲁国的独特基本现实，甚至普遍进入人心，成为鲁国人的一种基本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一部分现实作为，以及看世界、想世界的方法。这让人单独地朝向某个更高处更深处，但另一面也会是一种忽视不顾，一个限制，一个人生现实里的沉重负担，像古希腊只看星空沉思的泰利斯，一个失足摔入井里，被一旁色雷斯的女佣窃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