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先生邀我写一篇关于施俊兆先生的文章时，我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满口答应下来，到了该写稿的时候，想了又想，才发现自己答应得太快了。因为要说事，是非黑白总是容易；但是要说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事，最美妙的还是在心传意会上，说得明明白白又白纸黑字，好像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和施先生之间的友情当属如此。
我们之间既无工作利害关系，也没有人际与地缘上的联结，相识结交为友，单纯只因为我们都喜欢艺术品。我们是在相近的时间内，都染上了收藏这个毒瘾；再加上我们入门时对艺术爱好相近，总是在前后脚之间，踏入拍卖会的预展里，问过拍卖会专家相同的问题。久而久之那些分别认识我们的人，总会分别跟施先生与我提起对方，在累积了许多好奇心之后，我们终于正式认识了。说实话，我已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的过程，因为时间也算久远了；但是我还是清晰记得，我们曾讨论过的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
我们俩应该是从对常玉画作的讨论开始，不该说是我们俩，应该说我们仨，还有一位是施太太。我一直无法忘记，第一回在施家看着他们夫妻俩上上下下忙着挂他们收藏的常玉作品，听着施先生以自己主观的欢喜爱意，说着对这几张画的看法时，我深刻地知道对于常玉画作的欣赏，我们是有志一同的，听到施先生描述他的感想时，我从许多小地方听到了他在艺术上细微的感动，那是如此感染我。当时我们觉得爱艺术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而艺术品给人延伸的情感是再多的钱财也买不到的。那时候的施先生是这样，现在的施先生也是这样不变。我还记得那天他描述自己对这些画作的感想时用过的句子，也还记得他联合施太太，把室内灯光调出不同的亮度，与我一起在不一样的光线下，看着常玉的蓝色花朵。虽然就是几张常玉的静物，但是经过他的导览，我像一个进入天文馆的孩子，仿佛神游在一片星空之中。
我觉得与人分享，虽然只需要少量的技巧，但却需要大量情感付出，每回与施先生讨论艺术，总觉得他都能恰恰好地让我得到满足。
这十年来我们总会隔一两个月聚一次，地点不限，但较多是在台中，有时是他邀约，有时是我主动要求。这些年来，每回当我遇见烦心的事，出门走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台中施先生家。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出台中车站，上了施先生的车，我就有种躲开烦人世界的心安感受。可以预料接下来的时间，由他们夫妻俩安排，可以什么也不想，安安静静地愉快度过。在我记忆中，施先生总是尽可能排开事情到车站接我，在另一头施太太早已开始张罗着我们过一会儿要去的地方、吃些什么的准备，对于他们细心待我如家人般的情感，除了感谢，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回报。
当然，与施先生相处，最精彩的还是在他的收藏品前的时光。细心如他，总记得我曾流连忘返在哪几件艺术品前，也总会隔一段时日，就有心地挂在他家的墙上，等我与之再次相逢。我们从20世纪艺术出发，一直讨论到当代艺术；通过艺术我们也结交了愈来愈多好朋友。心中总是感谢着，艺术品带给我们另外的力量。也在这七八年里，我们陆续因为工作的关系，把部分工作量移到大陆，特别是我待在台湾的时间愈来愈少了，这让我们更珍惜每次聚会的时光。不管在北京在上海，只要同时间在一个城市，总会想办法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也许是见面的地点产生变化，我们开始更多地跳出台湾的观点看艺术，用更开放的态度看；这不但让我们学会用较公平的态度看待台湾以外的当代艺术，同时也能更公平地欣赏台湾艺术家。
写这篇文章前一个小时，我母亲从台湾打电话给我，说近期被一些匿名的电话恐吓骚扰，所以申请了过滤隐藏电话号码的功能，她怕把我的电话也过滤了，所以特别提醒我。其实我早有准备，因为这几年我台湾的朋友陆续都有这样的麻烦，而每回听到朋友的经历，总让只身在他乡的我对台湾又多了一丝失望；但家人还在台湾，所幸还有如施先生这般让人安心的朋友，使我仍有回家的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