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整片沟壑起伏，阵形难窥其秘的空阔旷野的中央，是一座搭盖到一半，钢梁裸露巨石块堆叠而上的，像太空基地一样怪异、高耸的巨大建筑。
那一切像《聊斋》里的狐神花鬼一般，太阳出来了，偌大的建筑、歌舞笙箫的排场，衣带鬓影觥筹交错或是一些主仆、父女、女童老妇、官爷暨清客们……这些在一夜间流转回旋的人际关系，全轰然一下在白光里蒸腾消失。
你不知道那些建筑、那些街道以及在那些街道上和你擦身而过的那些人都到哪去了？因为他们真的统统都不见了，所以你便相信那一切都是假的，像是临时搭建的一个巨大片场，那些摊贩，在巷道走动脸色漠然的行人，那个在堆满纸箱的木板车旁吸烟的老人，那些跨坐在停放机车上哈啦等人的男孩女孩，甚至还有穿梭在这些人物道具之间的邮差……你后来世故地想：也不是不可能有人愿意花一个人二百元请上千个临时演员来虚拟这个场面。他们煞有其事地在你四周走位，“生活”，等你穿过这条街，导演喊卡，所有的人便收工回家。
譬如我曾经载过一个女孩的便车。那女孩叫张庭，是W的女人小惠的朋友。我之所以知道那女孩叫张庭，是因为那次便车，听见小惠和那女孩在后座有一句没一句地：“张庭，后来那个洪老师又有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就没再去了，好恐怖耶。”“张庭那你男朋友后来有没有跟你道歉？”（我认识的一百个女人里有一百个会在和她的女伴一起搭你便车时，若无其事地询问起她女伴的男友近况，或是问候你的妻子的近况，让你和她的女伴，知道你们彼此都是他妈“死会”就是了。）“张庭，怎么办？我最近变好胖噢。”……
那个张庭则是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应着：“是啊。”“欸哟，不会啦。”“你别理他嘛。”一边对着小圆镜补妆，然后突然挤出一个好礼貌的笑脸（你从后视镜看到的）。“喂，那个谁……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反正你是小惠的朋友嘛……我可不可以把车窗打开，抽根烟？好闷噢。”你当然非常绅士地说可以可以，对不起我这辆破车，没有电动车窗，得要麻烦你自己把窗摇下……
然后过了新生北路高架，那个女孩用招呼计程车司机的优雅口吻，对不起前面信义路那边左转，欸开到新生南路那边右转，没有，再往前开，到前面红绿灯那里靠边停……我是在对面，可是和平东路这边禁止回转没关系啦，我过个马路就好了……真的吗？会不会害你麻烦呀……哎，真是……小心噢，常常有警察躲在那天桥上偷拍违规回转的车噢……
我记得车停在一片拼装铁皮搭成的修车场前，那个张庭又客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你喽，小惠你要再打电话给我哟，然后砰一声关上后车门。我记得我们停在车上，看着她穿着窄皮裙高跟鞋的背影（她的腿真好看），穿过一个布告栏，然后穿过一座社区篮球场，消失在一片高高矮矮的屋檐墙廊之间……
那是我唯一一次和这个叫张庭的女人遭遇（或短暂地说了几句话）。
那时W在追小惠，小惠长我们三岁，有个男友还要切不切地拖着。那个男人是个烂人，在新竹另外搞了个小马子，每个月还上山到小惠住处打一次炮，平时则完全不见人影。
那时我和W都非常为小惠义愤填膺。我们都还是处男，常到小惠的宿舍泡茶聊天，听她用双鱼座女人那种颓废泥淖的腔调自怨自艾。后来小惠的经济陷入绝境，就是这个张庭拉她去后火车站批一些仿外国名牌的皮包，在南京东路鸿源百货旁边的人行道上摆地摊。我和W是穷学生，只能借口去那附近一家叫“影庐”的MTV店看一些法国电影或日本新导演的片子，看完后则赖在小惠的地摊旁帮她吆喝卖皮包。
那个晚上，张庭的地摊搭在小惠的地摊旁，小惠说张庭是空姐，没飞外国的时候就来一起摆。可是一个晚上就看见张庭在那人群来往的骑楼里唱作俱佳地表演，她把小惠的客人全拉去了她的摊子上。我和W非常气愤地看着不成材的小惠缩在骑楼角落的暗影里，整个晚上挪挪搞搞地把她铺在那张塑胶片上的假名牌皮包换位置排整齐……
我记得后来张庭搭我便车时，在后座和小惠说她那晚卖了七个还是八个皮包，而小惠则咕哝着唉我一个都没卖掉怎么办呢张庭……
后来有一次我在小惠房里喝醉睡倒时，W终于上了小惠。事后他告诉我那一次的性体验：“很湿，很暖，很紧，像用嘴巴紧紧含住一样，跟打手枪绝对不同的感受……”W还告诉我小惠在兴奋的时候，乳头拉得好长好长，吓死人是你想象不出有那种延展度的长……
我亦曾经暗自愁沮，同样是两个袜子有骚臭味的单身汉，同样以我们童话故事的腔调哀怜的落难公主，为何最后轻解罗衫以那华丽丰腴女体犒赏的是W，而不是我呢？
在我刻意疏远了这一对关系改变的朋友许多年后，有一次无意间和W在难得只有我们两人的酒叙中，不知怎么提起张庭这个人。W对我说：你知道吗？小惠说，她那时就一直觉得，我和你的关系，就像她和张庭一样。
什么意思？我记得那时我恍如夜间行车，被对面车道的远光强灯曝灼得睁不开眼。因为我是外省人，而W和小惠一样是本省人？我和张庭一样语言溜利外场漂亮，处处占尽便宜，而W和小惠，则像被一层果冻般的透明胶块隔在语言的另一边，他们害羞、怯懦、心思幽微而闭俗。
那是我第一次巍巍颤颤感受到自己从一张什么椅子上被人踢下来，而两手乱摸想抓住什么便不致摔倒。我开始哀伤地看待我父亲被从计程车上赶下来这件事，而不是当做笑话说给我视为同族的W听（我对W说：“你知道多好笑吗？我爸昨天被人家从计程车上赶下来，因为他不会说闽南语。”）后来我父亲的闽南语已经说得非常轮转[22]了，事实上他已经说得比我要好了。但还是常被人从计程车上赶下来，他一开口人家就认出他来了。他总是纳闷着人家是从哪一点认出他是老芋仔？他总是问我：“儿啊，我这不变成为好好搭一趟车而学闽南语吗？他们怎么就是嗅得出来？”
这也是我想问W的（或是问小惠的）。她们是怎么嗅出来的？她们怎么找得出来我和张庭之间的共同性？我记得那女孩脸上扑了厚粉化了浓妆（她是空姐嘛），我记得她满脸疲色可一嘴客套话熟练之极招呼到小惠、W和我一个不漏。她好像和小惠是姐妹淘，但你分明嗅得出由她那边散放的疏离倨傲，她不断感激我载她这一趟便车，但你就是觉得她是纡尊降贵临幸你才搭你这破车。我记得她的背影穿过了修车场旁的破篮球架，是转过了一处破木板钉成的违建矮房和从那瓦片屋顶穿出的一株树影。但你就是朦胧地觉得：这个高贵势利的女孩，正穿巷绕弄走进去的神秘地方，一定是一处极高级昂贵有钱人住的高级小区吧。
后来有一阵子我和一位空姐交往，那个空姐是我小学班上一个长得很甜美的女孩。她有一个固定的男友。我总是在她不飞而男友又叫不出来的空隙里，像个塞垫那样陪她吃饭，并且晕眩地听她说一个接一个空姐之间流传的黄色笑话。
有一次我开车带她上阳明山看夜景。这个空姐一路又说了好几个关于洗衣店还是洗衣机的黄色笑话。后来我们看着夜景看着看着，我发现我的手伸在她的衬衫里解开她的胸罩钉扣。
女孩喘着气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庭的？
张庭？
少来了。装得真像，女孩背对着我，重新扎她后脑勺的马尾辫，并整一整她的衬衫。那种时候，你清楚地知道，有些女孩是从小就注定要当空姐的。她们身上总是有一种长期置身在空调里的干燥剂气息，她们总是可以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有效率地补妆，把衣服整理好，然后把所有东西有条不紊地收拾进一个有轮子有拉手的小行李箱里……
我告诉那个空姐我真的不认识张庭。喔。后来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想起来了，她也是你们空姐嘛！那是我一个朋友的马子的朋友，搭过我一次便车。
真的？女孩真的就补起妆来。没骗我？
真的。我说，到底怎么了？
那个张庭哦，女孩冷笑说，有一次和我排同一班。提起你（当然她还提了其他一大堆的男人名字），说得好像跟你多熟哦。我心里就一直偷笑，这个男的，我昨天才和他吃过饭，而且她说了一大堆你的事，好多都说错了……
许多年后，我操着流利的闽南语，一边敷衍着应答着那个“建国党”的计程车司机干谯着民进党，一边告诉他信义路左转新生南路右转（相同的路线是否使你想起载张庭的那晚）……欸头前靠边就好，勿免勿免转过去，这边拢有警察呷人摄相，我自己走过去就好啦……那个运将他乡遇故知骂得酣爽，义气地说嗨，警察、警察拢要抓去关啦，无惊！
便嘎叽一个回转停在七号公园的人行道旁。我浑浑噩噩地下车（这不正是当初张庭下车的地方），是啊新生南路和和平东路交叉口，几年前张庭在夜间里穿过那铁厂搭成的修车场，那个公告栏，那个社区篮球场，那一间一间破瓦颓垣的眷村违建，暗影里窄巷间随意停放的三辆摊贩车，没有招牌的家庭理发店，那些两百元找来的临时演员伪扮成的平头白发老人和邋遢的小孩，他们一脸茫然地瞪着你……
从前有一个叫张庭的女孩，她是个空姐。她在一个夜里搭你的便车，下车后踩着高跟鞋走进一个破铁皮屋挨挤的违建区里。她熟门熟户地穿过那些低矮的屋檐和围篱，然后开门走进其中一间差不多破烂的铁皮屋里。三坪大的空间挤满了电视冰箱铝办公桌电扇和吉他空酒瓶，墙上则挂满“总统”玉照奖状和很多不同年份的月历及吊着塑胶袋装的鞋子（？）。她的老爸她妈还有她三个烫了米粉头的哥哥正在看电视，没有人回头看她……
许多年后我在一个白日里来到她当初下车的地点，发觉那是一处数十公顷的森林公园。那个临时搭建的片场完全不见了！你在那些柳荫步道间，和那些戴头盔护具滑直排溜冰鞋的小孩和推着婴儿车的少妇错身而过，忍不住想抓住其中一人来问：这是你们收了多少钱的临时演员费来表演的另一幕外景？
那些人到哪去了？我发狂地想着：张庭到哪去了？
另一次是更多年之前，大约是我初一或初二吧？有一个周日的午后，我母亲要我自己搭公车到后火车站或圆环一带的一家老旧眼镜行取配好的眼镜（我不记得为何母亲要带我千里迢迢坐公车过桥到一个老旧小区里去配眼镜？是否那时永和尚没有眼镜行？我记得现在在竹林路中兴街口转角那家橱窗明亮颇具规模的眼镜公司，在中兴街拓宽之前，那里只是一间停了辆破板车搭着帆布篷用木板搭叠的小面摊，我记得我们称呼那老兵老板为“面店老板”，我们小时候父母去吃喜酒时，就叫我们小孩去那面摊一人一碗二十块钱榨菜肉丝面加卤蛋）。
那时我们仍使用黏了学生照六十格用票夹剪票的公车票（那些公车票放在男孩子的学生衬衫口袋里常常不是被洗衣机洗烂，就是被汗渍腌得晕糊溚软）。我不记得那时公车联营化[23]了没？天哪，那条路线的公车，就是我那个年纪对桥另一头的城市，唯一能缀连成完整动线的连环画面的播放空间。另一条路线的公车，我们简直熟得不能再熟。我记得每个星期六早晨，我和我哥哥便拖着菜篮车，一路坐过桥，民众活动中心、广播站、师专附小、北一女，然后弯进博爱路……我母亲有时会在YAMAHA的骑楼前朝车上张望，若是看见我们，她便会上车来。随我们再坐两站，过邮政总局绕个回弯到中华路北站。我们在那儿下车，和我们母亲拉着菜篮车到如今已消失不见的中央市场去买一整礼拜的菜。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广阔无边的市场里，看见穿制服的警察一路踢翻四处逃窜的菜贩的菜篓，或是和那些年老肮脏的菜贩拉扯他们的秤杆。对那些一出场即造成众人骚动、口耳相告，或是哀哀求饶的角色的亮相方式印象深刻。
那原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路线。每次买完菜，我母亲便嘱咐我和我哥自己坐原路线公车回永和，而她则走路回银行上班。
但是那个周日午后，我搭了另一路公车，过了桥即转进植物园，走大埔街穿过小南门直直穿进中华路南站。那是我熟悉极了的停泊点——“巴而可”吃大芹菜的外国女人广告牌，“国军英雄馆”，对面是点心世界——问题是这个停泊点被串在另一组我较不熟悉的动线上。车一过中华路北站，我发现下车的人亦把票伸给司机（我上车时已剪过票）。
这路公车绕过火车站即算第二段票，我口袋里的票卡只剩最后两格（且纸层翻起，上面的印花模糊起毛）——我熟悉的另一绿公车穿过这一段只要一程的车票。车绕进圆环后，我照着母亲交代的站名下车，剪了票（只剩下一格了）。之后也找到那家眼镜行拿了眼镜。
十三四岁的我那时盘算着：我身上除了那剩下的一格车票之外，一块钱也没带，现在是无法搭车直接坐回永和了，且我在一处我极不熟悉的地方（那一带的商家骑楼建筑的色泽气氛，完全和我习惯自车窗外所见的台北市截然不同）。而把我载来此处的公车，可能一上车便要剪去我最后的那一格。
我作了一个最坏的判断：我自作聪明地在那几个站牌上找了几辆在串联链的前几个站名相同，可是之后链接着是一些怪异陌生地名的公车，随意跳上先来的那一辆。我是这么想的：反正我不过坐个几站，到某一站我知道的地名下车，然后沿着我熟悉的那条路线的公车的站牌，一站一站地走回永和。
（多么像一则家族神话迁移之初的悲剧性暗喻呵。我的父亲。妻的父亲。像是遗传基因里骚捺不住的迁移欲望。鼓搏着翅翼，头冠和囊袋涨得通红。他们狡猾、精于分析，自信于自己胸臆里那一套迁移过程中借以定位标记的记忆系统。一开始他们一定确定自己之后绝对有办法再找路回去。）
许多年后我曾遇见一位学弟，瘦削的脸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我记得他在闲聊中苦笑地告诉我：他从小学到大学，各种身份资料的籍贯栏皆是填写着“察哈尔”。他说：“我是察哈尔人。”他是到很后来才知道：现在中国的行政区里，已经没有“察哈尔”这个地方了。察哈尔省早已被并入松花江省还是嫩江省里去了。我充满兴趣地问他：那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辗转跑来台湾？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凡是籍贯栏填写着一些怪地名的家伙，你若私下和他们熟稔起来，他们绝对有一海票稀奇古怪的关于他们父亲当初逃难的故事。什么全军团的人被共军围堵在四平街上，活活饿死了四五万人，只有他父亲，因为每次部队开伙吃剩的苞谷梗子，他都舍不得，把它们埋藏在一处地方。于是到了全部的人被战术围堵一个个饿死倒下，他父亲即是靠挖出那坑里的几十枝苞谷梗子，嚼得牙肉癀血，却保下命来。
我还曾遇过一个姓那的女孩，她说她父母是正黄旗的满人。当然我从她那听了一狗票落拓格格怎样在台湾这个湿热的地方，变成一个人人嫌恶喜欢找儿孩麻烦、留长指甲的老太婆（她的祖母）的复杂琐事。
他们（或他们的父亲）皆有着一段这样如旧木箱上描金画里似真似假、幻异若梦的身世。那些故事皆隐晦离题，其实关键环扣的皆是某一次的决定，一般逃亡的旅程，以及一次失之交臂却永远诀别的最亲爱之人的最后一面。
诸如此类。
但是那个学弟（察哈尔人）却苦笑地告诉我：“我不记得了。”
他说他的父亲在他高一那年就病死了。现在想想其实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一学生根本还是个孩子嘛。他说他父亲临死之前的那半年，确曾抓着他像要迫他记下他（他父亲）这个人这一生全部的故事。他说他印象中他父亲在那半年里，总是眼神晶亮，不断地谈着自己的身世。
他说他那时只是觉得烦。也许是因为他父亲那一口乡音。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他发觉无论他怎么回想，他都想不起一丝一毫他父亲当初究竟曾对他说过些什么了。
这是一个弄错地图的故事。
我如今如何努力觑眼回想，也不记得许多年前，我迷路的那个周日午后，我自作聪明上的那班公车，究竟是走哪一条路线，窗外的那个年代的街景是如何，以及我撑着在内心决定“好，就在这一站下车”，用掉我最后一格车票的那一站究竟叫什么站名。
我记得我下车的地方，幽僻而宁静，我仿佛闯入了一个时空静止的陌生国度。隔着浓荫密遮的大树群，在我面前是一条宽得仿佛你不可能横渡过去的马路。以一个习惯在永和的羊肠小道死巷窄弄穿梭寻路的少年来说，眼前的那条晕晃着绿光的大马路，无异于置身在想象中外国的大城中央。路上没什么行人，一切如此悠闲松散，人行道宽得让你想躺在上面睡个午觉。连想找个人问路都遇不到人。若不是马路中央偶尔行驶过去的车辆，以及遥远马路对面路边停放的几辆战车和三三两两围着战车的野战服军人，我真要以为从小到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即是外星人入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歼灭了全地球的人类，只幸存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记得那个午后我走了许久许久的路。后来我在一条巷底有一座既像钟楼又像城门的破烂老庙（我记得它黑色的瓦檐下插满了天线和晾衣竿）的巷口，问一个在一家外省饺子馆前听平剧的老头，永和怎么走？
我记得他胡乱指了个方向，然后闭着眼睛（他正摇头晃脑和着那收音机里平剧的响板）说：“没几步路就到了。”
后来我发现他指的是公车站牌，没错那上面确实有一班车开往永和。那时我尚不知道恐惧，天色已渐渐暗敛。我试着分段穿越了那一条宽阔不见对岸的大河马路（我记得我横渡了那条马路后，还喘了口大气，心里想：没想到真的穿越过来了）。然后我发现马路的这一边，是用绿漆钢板护围着的，延伸了好远好远的一整面墙，墙里面似乎是一个工地。一个很大的工地。
我不记得我曾不曾提及：我是成长于这座城市疯狂地拆除它自身拥有的许多黑瓦木墙的日式平房，而处处有拆毁的废墟或工地可去游荡或拾捡宝物的那一代。穿过一座工地或废墟对我而言，充满了无以名状的神秘吸引力。那天我作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家族血液里喜好冒险任意编纂路线的冲动突然涌起：我决定找到一块钢板和钢板的接缝空隙，钻进那座工地里。在我的想法里，这一大片钢墙圈围的工地，大概不过是一间正在拆除的学校。我告诉自己：我正在抄近路。只要穿过了这座校园，我就可以找到较靠近永和的路段了（事实上以当时的方位判断，这个想法并没有错）。
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工地”，占地绝对有三十间“国民学校”那么大。
那时天已全黑。我爬进钢墙之后，发现自己正在一座小土丘上，远远近近有十来处这样凹凸纵横的小土丘。远处有一些怪手在挖掘着，有一些工程用的闪光红灯亮着，且从那极远的地方传来工人之间的吆喝声。让我试着描述许多年前我遭遇的状况：即是我莫名地闯进了一处，以我当时的空间经验，完全没有档案可以调寻参考的，我第一次尝到所谓的“旷野恐惧”的，空旷无边的一处巨大陌生的迷阵。
没错那是一个工地。但似乎是放大了数十倍的巨人的工地，我不记得自己攀爬了多少座的土丘，后来我根本是手脚并用四肢插在土里攀爬（那些土丘是一般建筑工地里堆的土堆的一百倍放大）。我也跌跌绊绊地爬过一大堆巨大的石块和一整堆一整堆（和我平常在工地里踩来踩去的钢筋条不同）的粗厚的钢梁。我在这之间至少尿了四泡尿。我又渴又饿。事实上那时我完全相信外星人已占领地球。但我就是没有办法从这黑暗遍布的机关和地形的巨人迷魂阵里脱身出去。好几次我以为自己只要朝着天边高楼灯光那儿走去，一定可以找到这座迷阵的边界。结果却一筹莫展地被困在一大片无法渡过的湖泊前面。
后来我在那座巨大无边的空地里哭了起来。我真的真的完全没办法走出去了。在那一整片沟壑起伏，阵形难窥其秘的空阔旷野（我真的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离那座城市好远好远的郊外）的中央，是一座搭盖到一半，钢梁裸露，巨石块堆叠而上的，像太空基地一样怪异、高耸的巨大建筑。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傍晚至深夜，我困在其内四五个小时找不到路出来的“巨人的工地”，是当时仍在兴建中的，“中正纪念堂”。[24]
我不记得后来我是如何走出那片巨人的迷宫，且我是如何回到永和的家中。倒是我哥记得那个我迷路的午后。他说那是他高一那年的双十节前后，他那天傍晚骗我母亲说去老师家补习，其实他坐着我们熟悉的那条路线的公车，由博爱路过衡阳路，到邮政总局左拐到中华路北站，然后他在中华路南站下车。他说他清楚记得那天是双十节前后乃因于沿路从车窗望去，中华路沿路皆停了一辆一辆正在保养的坦克。
我哥说他那天跑去来来狮子林广场[25]混了一个晚上，后来他又跑去万年大楼，一时手痒，污了一盒模型。他说他混到很晚才回家（他把模型藏在夹克和肚子之间），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来开门，说：
“你弟弟去拿眼镜，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