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逝那一年，母亲陈氏三十四岁，除雷震三兄弟外，身边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
就在雷锦贵出殡（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当天下午，雷震同父异母的二哥雷用书突然来到陈氏家中，大吵大闹，声称自己也是雷锦贵的儿子，应当按比例分得生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当场要陈氏把田地契纸拿出来，否则绝不罢休。陈氏未曾料到雷锦贵尸骨未寒，亲生骨肉竟会这样昧着良心打上门来，实在是忍无可忍，出言怒斥其“糊涂荒唐”。雷用书泼皮无赖，当堂反目，乱打乱跳，执意要与陈氏算账拼命，全然不顾是一个有家室的人。
早在陈氏来雷家之前，雷用书已过继给雷震二伯父为嗣子。当年二伯父经营有方，勤劳克俭，产业之裕为其弟雷锦贵的十倍之多。二伯父死后，留有肥田沃地二百多亩，未出十几年光景，一份偌大的产业，被他们母子坐吃山空，卖得一干二净……而现在，又要来瓜分雷锦贵的这一份薄产，见财起意之心，超出一般的情理。此事惊动了族内长辈兰泉伯父老人，闻讯赶来，厉声叱责雷用书，声称若再这样胡闹下去，将打开祠堂大门，召集所有雷氏族人治以“不孝之罪”。雷用书方知理亏，才中途收场，但陈氏在精神上遭受此番打击，内心苦不堪言。其时，雷锦贵的灵柩尚未移往苏州东山正式下葬，浮厝在老屋后面不远的山上。陈氏心情低落时，常常会一人跑到浮厝边嚎啕大哭。雷震只要发现母亲不在家中，就知此时一定是在父亲坟前哭诉。每每此时，雷震也会跑去浮厝前，跟着母亲一起失声恸哭。
这不过是未来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开端。
这一年七月，兰泉伯父不幸染病去世，让陈氏感到身边失去一位值得信赖、敢于说公道话的族长前辈，对这个家的前景更加忧心忡忡。雷震描述过母亲当年所处的困境，“……门衰祚薄，孤苦伶仃，不仅里里外外要她一人肆应周旋，而且枝节横生，应付棘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她尝尽了人世间的辛苦。故此后的十年间，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她个人奋斗成功的时期。她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由此时期而奠定的……如果稍有松懈或忽略一点，我家产业定不可保，不仅我们生活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读书也就无法继续。”[16]
雷家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已渐入佳境，确有不少田地、桑园和山场，这些都是雷锦贵夫妇二人起早摸黑、胼手胝足辛劳而得，也是全家人终年粗茶淡饭、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一份产业。雷用书在生父出殡之日大闹析产，说起来，与其终日游手好闲、结交乡间顽劣、及时行乐的品行有关，在背后却是受到某些族人的肆意挑唆。之后，又发生过诸如霸占水路、强行借贷、盗伐森林、偷窃田中稻谷和桑叶等事件，为首者皆为族中一班不肖子弟，指使者则是一些族中长者，这些人明里暗中变着法地欺侮这一门孤儿寡母，其目的就是想侵吞他们的财产。然而，陈氏秉性刚直，信佛而不佞佛，精于辨析事理，且不屈不挠，为保得这一份家产，不惜一切与之周旋到底。经年累月之后，终使族人意识到陈氏本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可轻侮的女人，轻视不得，并由此对她产生敬畏之心。当时有人送陈氏一个“老巴子”绰号，意即“老虎”。但更多的人视她为本地的“大绅女”，出了湖州城而西上，只要提起“雷四老太太”，几乎无人不晓。雷锦贵本兄弟二人，以其叔伯兄弟排行计，雷锦贵行四，故“雷四老太太”之谓由此而来。
一份含辛茹苦的家产，不仅遭族人垂涎，竟也被一帮江湖大盗所觊觎。
雷锦贵病故这一年，即宣统元年阴历九月初一，这一天，正好是陈氏生日。午夜时分，夜风飕飕，伸手不见五指。陈氏尚未入睡，突然听到门外一片喧嚣声，且火把通天，亮如白昼。陈氏小心翼翼地起身爬到厢房瓦上窥望，但见十多名江湖大盗手执钢刀，花布裹头，面目狰狞，正蠢蠢欲动。家中虽藏有防范的枪支和马刀，但无奈势单力薄，面对这么多的强盗，根本无法抵御。陈氏急中生智，快速折回楼上，将通往阁楼的小门打开，那里有一架木梯可通向院外。陈氏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作出已外逃的一个假象，以避免盗匪捉到“当家人”，而受到恣意勒索。在那个瞬间，陈氏想到：这帮盗匪诛求无厌，欲壑难填，但对于雷震这样十几岁的“小把戏”[17]顶多是施以恐吓威胁罢了，不至于会有生命的危险（雷震说，幸亏当时盗匪还不懂“绑票”手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事实证明，陈氏料事如神。
陈氏布置妥当之后，又退回厢房的瓦上伏身不动，以观其变。这帮江湖大盗冲进屋后，将熟睡中的兄弟三人惊醒。三兄弟吓得跳下床，乘乱而逃，大哥用邦和三弟用国侥幸逃脱，雷震却被捉住。未满周岁的小妹在床上大哭，雷震走上前将她紧紧地搂在怀中，竟然没有任何胆怯。盗匪用马刀架在雷震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婆子”（指陈氏）哪里去了？洋钱放在哪里？雷震一概不予搭理，直顾狂呼救命，就是想把动静弄大，这帮盗匪闻之惶恐不已，急忙制止。就这样，十二岁的少年雷震目睹了一次江湖大盗疯狂打劫的场面，“毫无人性和理性可言。他们找东西，不止是倾箱倒箧，但凡遇到箱笼柜子，不论有无上锁，立用刀斧或木棍来劈开，柜子从背后，箱子则从底面，因为背面和底面的木板比较薄些，开劈较为容易。遇到皮箱之类，即用刀子在上面划破，再从划破的裂缝中把里面所藏的东西倒出来，从不愿意花点功夫去开箱子……强盗恣意搜索完毕，大包小包捆好背在身上，一齐集合在大门口稻场上，由强盗头子点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恰好数到一百为止。这不过表示强盗人数众多，虚张声势而已。随即鸣枪数响，说明是来借军粮，然后蜂拥由房屋左边往吴山渡一条路走去……”[18]
精明的陈氏伏在厢房瓦上“察言观色”，辨析盗匪口音，又尾随其后，将他们的去向通报给了小溪口镇防守军，并数次告到县衙门。数月之后，这帮盗匪有七人被捉，雷震上堂一一指认，这些人终于供出有十七人参与了这次打劫，为首者是一个绰号叫“张大霸子”的人。这伙人是号称“清帮”的职业强盗，专以打家劫舍为生。这一次之所以盯上了雷家，乃风闻陈氏刚刚卖了百担大米，米款就藏在家中。这些盗匪一直被关到辛亥革命那一年才得以获释，其中一人病死狱中。此番险恶之后，乡人更是敬佩陈氏有胆有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像她这样镇定自若，事后不屈不挠，配合官府将这些人抓获，即便在男子汉中，亦不可多得。雷震经历少年时代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其临危不乱、死不足惧的性格，与母亲陈氏颇为相似。等盗匪走后，雷震才感到自己的颈部疼痛不堪，“辣烘烘犹如火烙一般”。陈氏撩衣细察，发现道道血条子，是这帮盗匪威逼时将快刀搁在雷震脖子上留下的刀痕，陈氏心如刀绞，紧抱雷震，泪如泉涌。
熬过了最初的十年之后，陈氏在族人中的处境大为改观。这种不屈不挠的天然秉性，对雷震的成长影响很大。陈氏一生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勤劳致富。常对雷震说起“贫在路边无人问，富住高山有远亲”、“人死得，穷不得”、“毛毛细雨湿衣裳，豆腐小菜吃家当，坐吃大山也要空”等乡间俗语。她自己也说，“乡下人只有起五更，摸半夜，勤俭刻苦，自然会有饭吃，不必依靠别人。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会太平了！”在陈氏看来，惟有读书可以“振兴门楣”，凭勤劳才能“自立致富”。陈氏一生最怕一个“穷”字，说“等到向人家借钱过活，倒不如死了干净，免看人家的白眼”。
“子女教育”和“勤劳致富”两件大事，始终贯穿于陈氏事必躬亲的一生，成为她的“人生观”。在她六十寿辰时，不让雷震为自己铺张做寿，命其筹办一所小学校，以求造福于乡间邻里的穷苦子弟。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陈氏坚守原则，苛刻无比，从不姑息。自长子用邦也过继给雷锦贵胞兄之后，她对雷震的学业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雷震始终记得这样一件往事：
不料到塾后，我心血来潮，坐立不安，无论如何不想念书，不管他们怎样哄骗，我均置之不理，坚持要回家。姑丈不得已，嘱用书二哥陪我回家。路上既滑踬，我又走不动，二哥几乎背了我走了一半。到家后，天色已暮，父亲疼爱儿子（父亲此时已有四十七岁），心中虽不高兴，但未怎样责备。而母亲见此情状，则勃然大怒，认为竖子逃学，不堪教诲，在痛骂之后，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立命用书二哥连夜带我返塾，不稍姑息。此时天已漆黑，雨又未停，还是父亲百般讲情，始准我在家中留宿一晚……我自此之后，再未逃过学，且深知读书的重要。以后多多少少读了一点书，乃是母亲此次教训之力。[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