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雷震考入湖州“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不久，因“莼菜荡事件”与校方发生冲突，一怒之下，离校返家，这一年，他十六岁。
“莼菜”是湖州一带生长于乡间池塘或河汊浅水之中的一种野生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董董秧”，被视为“浮萍”的一种。“莼菜”叶子呈椭圆形，茎上和叶背面多有黏液，花开暗红色。这种野生植物到处都是，当时的乡下人从不拿它当菜吃，只是城里人好奇，特别爱吃。所以，每当春季长出嫩叶时，乡下人就采来卖给城里人，一般是做汤。
“莼菜”初吃尚觉清香可口，滑溜溜的，而且很嫩，若连日吃来，就会觉得“淡而无味”了。
校方食堂小伙夫，每逢“莼菜”上市，几乎三天两头就做这种“莼菜汤”，一是容易做，二是价格便宜。结果，同学们吃得实在是倒了胃口，不得已找到庶务（旧指专做杂项事务的人）钱胖子进行交涉。钱胖子有点世故滑头，见人多势众，苗头不对，便满口允诺，说一定转告食堂以后不再做这样的菜汤，又称：如果发现食堂再这样应付大家，同学们尽可以将汤碗敲掉就是了。
谁知，只过了三天，食堂还是照样“莼菜汤”不误。同学们大呼上当受骗，一时间，自发鼓噪起来，一定让食堂换汤之后才吃饭，而且，嚷着要钱胖子出面解释清楚。钱胖子避而不见，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学生便怀疑他在伙食费上必有好处，或揩油，或朋分，否则，为什么这样言行不一，不负责任？校长潘起凤平时不在学校用餐，由舍监罗先生出面代为解释。罗先生口才笨拙，结结巴巴说了半天，也不得要领。这时，同学们早已饥肠辘辘，实在忍受不了，喊声、嘘声顿时连成一片，食堂里乱作一团。有人突然想起，说应当以三天前与钱胖子达成的“君子协定”，将汤碗都敲掉才是。话音甫落，就有人乒乒乓乓打碎了五只汤碗，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
潘校长闻讯赶来，见学生们仍在与罗舍监争论不休，也不分青红皂白，雷霆大发，厉声责问道：究竟是何人打掉了这些汤碗？又说：如此嚣张胡为，无异于暴徒之行……同学们一下子被震住了！而刚才将汤碗打掉的那些同学，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承认。雷震觉得潘校长不明就里，有失偏颇，只见敲碗，不论菜汤，于是走上前与潘校长理论。雷震对他说：我们之所以将汤碗打掉，完全是事出有因，这是与钱庶务事先达成的“君子协定”，然而，学校食堂对我们的正当要求漠然置之，食言背信，那个钱胖子又不肯见人，我们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轻诺寡信者，有愧于自己职守的人，潘校长理应严查究办他们才是……话音毕落，赢来一片喝彩声。
潘校长未想到眼前这位学生竟敢顶撞自己，更加气急败坏，当场一通训斥，随后在校内贴出一张布告，谓“查得‘雷渊’等敲破菜碗，殊属非是，除责令赔偿外，当照章严予处分……”其时，雷震尚未改名，“雷渊”是他的学名。雷震事后说：“我并未打过一只碗，我之讲话是出于‘正义感’，乃是‘打抱不平’的态度。所以，我看到这张布告后，十分生气，因为布告上仅我一人的名字，下面是‘等等’，等等者表示学校当局并未查出敲碗人的名字。校长既未查出菜碗究系何人所敲，只因我出头争辩了一番，竟把敲碗责任全部放在我的身上，等于诬陷好人，心中实有未甘。”[29]
此时有人正在酝酿罢学之事。校方意气用事，意欲开除雷震。雷震觉得受到莫大委屈，心想索性跟着罢学风潮而动，卷起铺盖，打起箱笼，一走了之。就这样，雷震离开了学校，尽管走在路上编了一大堆理由，又觉得“总不能自圆其说”，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陈氏大吃一惊，不知道儿子“在学校里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以至于非要回家不可。不过，陈氏是一位精明、沉稳的女人，以她对儿子的了解，雷震在学校是不会无端惹祸的，此次离校归来，其中必有内因，只是一时无法明说而已。
发生这样的事情，陈氏当然不便去校方直接查询，免得伤及雷震的自尊。于是，静观其变，她相信一定能够等来校方的说法。果不其然，校方不久来一公函，声称已开除“罢学闹事”的学生，共十七人，雷震不在其中，校方希望各位家长敦促未被开除的学生立即能够返校。雷震事后获悉，此次参与打碗的人，并未被全部开除，相反，平时敢于直言批评校方的同学，却被藉机除名了，“安吉的章廷坤已被开除了，但他已有二十多岁，办过学校，有经验，对校务讲过几次话，都是一针见血之谈，今竟被开除了，我深感不平”[30]。雷震从此对潘校长心存芥蒂，认为校方此举是“杀鸡给猴看”，只求“校内安定”而不思改进。若干年后，即1927年，当雷震从日本归国治病，被浙江省教育厅突然任命为母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一职，为教学之事，雷震还去过潘校长家中请益，老校长早忘记十几年前的“莼菜汤事件”，只知道自己的学生现在出人头地，乐不可支。
当时，雷震并没有打算立即返校。正近年关，家中一些琐事需要分劳，加上他向省内各私立学校提出的转学申请，尚未有最后的结果，须在家中等待一段时间。母亲陈氏表示不妥，坚持让雷震返回湖州城，不许他转至别处就读，态度十分坚决。寒假过后，在母亲一再催促下，雷震才怏怏地回到了学校。经过此次“莼菜汤事件”，雷震对校方有了自己的看法，变得成熟了许多，很少再过问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然而，此时他却发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开始渐浓，其视线从校内已转到了校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时代，尽管清廷被推翻，但各种政治矛盾仍层出不穷，新与旧、专制与共和、革命党与立宪派仍处于对立和交锋之中。不久，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国人指责袁世凯与日本签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凡稍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者，谁也不能忍气吞声、茹辱含垢了。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尤其像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身上热血的沸腾好像已升到摄氏百度以上，心脏五腑快要爆裂似的，再也无法心安理得的在教室内平心静气的上课了……”[31]
雷震是初三的学生，四年级的学生正面临毕业大考，不能全身心投入反袁运动，只能“从旁协助，无力率先倡导”，雷震与其他一些学生便成为校中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活动的活跃分子。雷震带头上街抗议，组织同学们进行颇有声势的示威活动，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甚至在湖州城内发起了一个“抵制日货”宣传活动。以雷震本人的说法，这完全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行为，所散发的大量传单，不仅由学生自己撰写、油印，其纸、笔、墨和印刷费用也需要个人来承担。湖州这个小城并非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过是随全国风潮涌动而已。校长潘起凤先生，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但毕竟是中国人，内心并不反对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浙江省教育厅一再发文要求各校及时制止学生的反日活动，但出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潘校长既未采取高压手段，也未予以积极支持，雷震等人在湖州发起的“学生救国行动”持续好几个月，“经过一阵狂热、紧张和忙碌之后”，回到了课堂上。不过，深感“身心俱疲”，功课和学业被耽误了不少。尽管每次开会、活动，大都选择在星期天或晚间进行，但为时不短的反日活动，无法让年轻人的内心保持应有的平静。这一年暑期大考，雷震成绩平平，“总算勉强及格”。
对于参加这一次学生运动，雷震并不感到后悔，相反，由此有了一番较深的体认：近代中国学生之参加救国运动，实应自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运动开始。当时全国学生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其声势之浩大，地区之普遍，时间之持久，实可比得上后来的“五四运动”而毫无逊色；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之发生，“直接与间接”都是受到这次运动的巨大影响。但有一个问题，当时始终在困扰着雷震，就是“读书与救国孰重”，雷震这样说：“此时大家只知道国家民族的荣辱，而未计行动的实际效果……我们那时尚未发明‘读书不忘救国’的巧妙口号，故对于这个难题，始终未能获得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我就常常反省到我们青年学生去搞这样的救国运动与爱国运动是否与国家有益？又是否与自己有益？究竟应不应该由学生来做？”[32]当然，雷震还是肯定了那种自发的、“洁身自爱”的学生运动，因其背后，尚无不良的政治动机：
那个时候，学校里面也没有什么党部和青年团、救国团一类的组织，故此时的学生运动，也没有这类组织在背后策划支助，可是大家搞得井井有条，谁也不想出风头，哪个也不打算做领导人物。每次开会时去做主席和作报告的人，总是一再被推、被迫得不得已而后才勉强登台，因为哪个人也不想靠此而起家。相反的，大家生怕有人说他要出风头，故总不愿过分露面，其洁身自爱的心理则充分流露了。一切行动既是完全出于“自发”、“自动”，所以也就没有一点越轨的行为……那时的教育，则庶几乎近之。[33]
雷震说这一番话时，已是国民党执政之时。他以亲历自发的学生运动为考量，针对国民党自实施“党化教育”以来，在“学校设立党部、团部”利用学生为政治工具、违背教育的根本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7年，雷震任湖州“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时，发现“无论用人或施教，已受到当地党部不少干部的干涉和牵制”，各类政治组织进入校园，制造出不少诸如挑拨离间、无中生有、争权夺利、派系倾轧等副产品；而学生又过于年轻，血气方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自易发生诸多波澜和裂痕，“波澜进而愈浪愈大，而裂痕则愈陷愈深，其结果则是损毁了整个的教育。将来撰写中国教育史的人们，当然不会忽视这一政策——党化教育——对于中国实际教育之恶劣影响”[34]，这一洞见与若干年后，雷震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在学校废除三民主义课程以及军队撤销其党部”之主张，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他的一种基本认识。
参加反对“二十一条”救国运动不久，雷震又第二次参加了反袁救国运动。1915年12月，袁世凯盗用“民意”，帝制自为，于次年元旦登极，称“中华帝国皇帝”。面对这种复辟行径，全国掀起了反袁怒潮。1915年8月，“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35]
湖州离上海不远，关心时局的雷震不会没读到梁任公这篇“轰动南北”抨击帝制的檄文。这一年冬天，雷震等人“已获悉此事的经纬，大家乃暗中集会，讨论进行策略，并和其它各地中学秘密联络，以冀造成广大的反对阵营。可是这一次却非常危险，不意军警密探们竟在暗中对我们加以监视，几乎被捕而坐牢。由于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缘故，我们这批人已经声名大噪，自为当地军警和密探所密切注意”[36]。
与第一次参与学生救国运动相比，雷震这一次似乎走得更远。当时所期待的已不仅仅是上街示威游行，或街头上的一番慷慨陈词，而是试图组建一个“广大的反对阵营”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以维护新生民国的存在。这一年，雷震十八岁，已初步具备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否则不至于会遭到官厅的跟踪和监视。若不是校方予以庇护，或许已惹出麻烦来。“不过，雷震此时的政治知识与教育其实并不充分，他的政治行动仍然偏向立即性、偶发的回应，而未进一步的参与政治组织。直到东渡日本求学后，才更进一步的了解民主、法治、议会政治，与参与政党”[37]，这是学者在后来对他的客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