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日本签下的所谓“二十一条”，其中共五号（项），第一号就是“山东问题”。“二十一条”始终遭到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惟恐在一次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不久的“巴黎和会”上突然临时变卦，于是在1918年9月24日，委派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秘密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经营，即所谓《山东问题换文》（日方称《山东善后协定》），“铁路巡警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须聘用日本人”（照会中第四条），并欲以两千万日元贷款，以济北京政府之急，试图签下“济顺”（济南至顺德）和“高徐”（高密至徐州）两条铁路借日款修建的合同。
在这份秘密合同中，不仅写明日本应在山东省内继承德国过去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还包括胶济铁路的交换条文。根据这份密约，不仅使日本完全取代德国的权利，甚至还超出德国的旧有权利。北京政府急于筹军费，以巩固加强自己的实力，指示驻日公使章宗祥秘密复照后藤新平，对日本政府这一提议表示“欣然同意”。[45]这是日本政府继向中国政府逼签“二十一条”之后，以其政治贷款试图控制北京政府的同时，打着“共同防御俄国革命”的幌子，与北京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的一部分。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的这一秘密交易，事先被泄露出来，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不满和抗议，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拒约运动”。
据雷震本人回忆，北京政府意欲签下“秘密合同”的消息，在中国留学生中不胫而走，“立刻现出极度悲观的骚动和不安”。曾琦（后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也是雷震好友之一）发起的“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以及组织的“救国团”，得到众多留日学生的响应，“此时无论是官费生抑或自费生，又无论是已经入学或正准备入学的学生，都不能安心读书，犹如滔天大祸快要临头似的。其悲恸的心情，正如丧考妣。大家不仅在私下谈论，见面就问到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而且三三五五，到处集会，商讨应付办法。这样或明或暗、半公半私的酝酿了两个多星期之后，留日学生总会乃召集全体留学生大会，决议‘罢学归国’，要求留日学生全体即日回国，以后不再留在日本读书，表示要与日本断绝文化的关系，以抗议日本的无理勒索”[46]。
这一段记述，可见此事在当年留日学生内心所带来的极大震荡，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适时发酵的真实一面。雷震置身其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不仅将一年多来添置的书籍、桌椅、和服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卖掉，还发誓再也不愿在日本这个蛮横无理的国家读书。这次“罢学归国”行动，就雷震个人而言，与当年在湖州自发地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活动有所不同，因为幕后策划者，仍是“中华革命党”东京支部，雷震当时“像发了狂的疯子一样，只想到如何完成我担负的任务，每日到各处宿舍找同学们谈话，传达留学生总会的意旨（党部未公开露面），好像多能回国一人，我就多一份光荣似的，我对国家就多一份功劳似的”[47]。
作为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罢学归国”行动，不免蒙上一层人为的政治阴影，在当时，并非人人都自愿“罢学回国”。当时青年周恩来也在日本，他却主张在日本就地组织某些反抗行动，可见有分歧或不同意见。不过，在一种普遍的激奋情绪之下，如若有人反对罢学或不愿归国，即会遭到某些激进者的“卖国贼”之辱骂，甚至还有“挨揍”的危险。一些学生甚至组织起“铁血团”、“归国队”、“纠察组”等临时性团体，在主体上以温和方式劝导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亦不乏胁迫之举。
雷震决定回国前，去见当年的业师刘式玉。刘玉式见他执意要放弃即将到来的考试，再三劝说“不必这样兴奋的自暴自弃，要冷静些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刘式玉是一位忠厚的大哥，当年与雷震等人结伴而来，在湖州城内出发前，陈氏一再拜托他好好照料和看管雷震，以免不慎而误入歧途。刘式玉尽自己的责任，好言相劝，无奈雷震在冲动之下而不知自抑，对刘式玉所说，大不谓然，甚至放言“年轻人应重信义，中途退缩，乃莫大之耻”！
1918年5月，雷震等人从东京乘夜车至神户，转乘“八幡丸”号轮船于下旬抵达上海。在虹口、汇山码头，分别受到先期返国留日学生的欢迎。雷震下榻在一个名为“振兴”的小旅馆，这是湖州人开办的一家旅店。店老板十分热情，尤其对日本归来的同乡店客，有所照顾，房价折扣优惠。雷震当天就去已迁至上海办公的留日学生总会报到，他以为回国之后，就可以投入到蓬勃兴起的“反日救国”运动中去。
事实上，此次“罢学归国”行动并不顺利，北京段祺瑞政府根本不理睬留日学生归国团提出的“拒约要求”。据1918年6月11日《民国日报》报道，段祺瑞接见留日学生代表，在会见时，“归国团”团长王兆荣及代表团成员“闻其刚愎自用之言，乃知废约之无望”。段祺瑞政府还接连发出训令，要求归国学生一律于6月中旬返日复课，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如此意想不到的结局，使雷震深感一腔热血，无地可洒，“一切与在日本的想象相去甚远”。
“归国团”第一批成员抵沪不久，创办了一份《救国日报》，作为反对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舆论阵地（1920年秋，在经济、政治双重压力之下，《救国日报》被迫停刊）。雷震担任发行之职，负责报纸的推销工作。雷震本来就对上海社会不熟悉，更不懂报纸营销，虽然干得十分卖力，却不见效果，最后不得不感叹道：“其他又无投效之事可做，真是‘盲人瞎骑马，夜半临深池’，简直不晓得今后要怎么办才好。”[48]
“罢学归国”学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个人自己承担。除了路费等开销之外，加上平日里的日常生活之需，雷震在日本变卖生活用品的钱款已所剩无几，不仅旅馆欠账不能支付，最后连坐车子钱也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雷震只好给母亲陈氏写了一封信。
陈氏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雷震竟然不在日本，而是已回国多时，在上海滩上卖什么报纸，且受困于小旅馆之中。在此之前，雷震曾给她发来一函，述说自己正在发愤努力，将在这一年夏天投考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语气中透着十足的信心。可眼下的情形，与所说竟是两回事，陈氏不禁伤心至极。母亲毕竟是母亲，陈氏让三儿用国带上一百五十银元，前往上海去寻找雷震，并传达自己的意思，无论如何，必须回家一趟。从弟弟的口气中，雷震深知母亲的失望，不免悔意顿生。就这样，雷震随三弟回到了长兴乡下，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堪而又失落的时光。雷震无法向前来探望的亲朋至友解释此次返国的真实原因；而当时，在政府与一般百姓眼中，民党、国民党、革命党均为“乱党”。就在前一年，雷震在湖州就读时的好友韩裕峰从沪上返乡，被诬为“乱党”分子，竟被湖州镇守使王桂林枪决。陈氏对此心有余悸，对谁也不敢吐露实情。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星期之后，雷震在与友人一次相聚的酒席上，发现湖州镇守使署的两名暗探正在门外监视。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知雷震此次回国，乃因反对“胶济铁路密约”，参加罢学行动，疑与乱党有关，只是一时无真凭实据，无法下手。未几，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雷震堂兄子才与湖州镇守使署密探朱阿二为一名土娼式女子争风吃醋打架被拘，被诬为“乱党嫌疑分子，拒捕行凶”。根据他的口供，湖州镇守使署确认雷震是反对北京政府、罢学回国的激进分子，立即派出若干密探前去捉人。
这一天，雷震正好前往表叔丁鹤人家中做客，所幸不在。陈氏面对湖州密探的盘问，镇定自若，一再声称雷震前几日就去了上海，此时或已回到日本。陈氏并解释说雷震此次返乡，不过是暑期例行省亲而已，与罢学无任何关系。陈氏一边与密探周旋，一边暗中差人通知雷震，让他速往附近亲戚家中暂避。夜半时分，雷震来到一位亲戚家中，当亲戚问明真相，十分害怕。将雷震藏匿在后阁楼上，连大小便都不让他下来。彼时容留乱党分子在家，轻则受到处罚，重则株连九族。雷震在后阁楼上待了两天，实在不堪忍受，差人通知母亲说要离开这里，陈氏只好同意雷震前往苏州吴县渡村镇姑夫那里再避一些时日。
吴县渡村镇距苏州城约六十华里。靠近太湖洞庭山，从苏州前往乘木船一日即可到达。姑夫沈文卿在小溪口种过雷家的田，光绪三十一年迁至渡村镇，与雷震已有十三年没有见过面。雷震的突然到来，沈文卿不免感到诧异，却也料到其中必有原委。沈文卿并没有深问，而是浓酒醇茶以待，二人相与笑乐。雷震在沈文卿家大约住了半月，又应远门亲戚敖云翘先生之邀前往苏州小住。雷震有一远房侄女嫁给敖先生之子为妻，平添了一门亲戚关系。敖先生家居苏州城内，得此之便，一生喜山乐水的雷震尽情游览各处名胜，许多景点不止去了一次。他还将“天堂”中的苏杭作了一次生动的比较：杭州西子湖边，风景秀丽，山水明媚，引人入胜，处处生机盎然；苏州名胜古迹，处处可见衰颓老旧的模样，一如大家庭门道败落之气象，与《红楼梦》后半部中的大观园毫无二致。尽管如此，苏州人声鼎沸的茶楼仍给雷震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苏州这段期间，约摸有两个月，雨天无处可游则常至茶楼品茗，分享苏州人的乐趣。敖亲家最喜欢上茶馆，几乎天天非去不可。他到的那些地方，可以碰上旧雨新知，谈天说地，打听消息；而我可以到茶馆看看报纸，了解内外大事。苏州茶馆之大而且多，在中国则是鼎鼎有名的。苏州人上茶馆，似乎等于每日经常工作之一。早晨起来跑到茶馆找朋友聊天。泡上了一碗茶可以过上一天，随到随吃，走时关照一声，堂倌自会收留，用不着另外花钱。所以茶馆也者，乃是苏州人交际应酬、呼朋会友、商场交易和消闲休息的场所。就是游览名胜古迹，也还离不开吃茶一事，不论虎丘或留园，随地都设有茶楼、茶亭，高档的或简单的，游客游毕一地时，必定坐下来吃茶休息。这确比喝汽水有味道得多。[49]
在一种悠闲而又颇为失落的心境中，雷震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湖州镇守使署欲以捉拿的“乱党嫌疑犯”。但在夜静更深时，他还是想到了母亲的某种担忧和失望，虽然也知道，母亲并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此次轻率“罢学返国”无异于一种荒弃学业、浪掷光阴的幼稚行为。当年，家中谷贱伤农，收入卑微，母亲为了让自己出国留学不惜举债度日，不知耗尽多少心血。想到这里，雷震决定给母亲写信，说想返回日本继续求读，“此番前去一定可以考上官费学校”，所需费用已不会太多，请母亲赶紧筹措，并由此下了决心，“今后不再盲目参加学生救国运动，必须好好的多念一点书，求一点有用的知识，俾使他日可以自立于社会，以免依赖社会或贻害社会……国者人之聚，个人如能自立，也就是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地方。而一个人必须具备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远的学问，而后才能自立，才能有所贡献。盖读书求知即所以救国，尤其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知识即权力’……”[50]
有了这一番切身感悟，雷震对以后的政治活动，抱以疏离的态度，对他而言，这很现实。这一年12月，陈氏将稻谷加工成大米出售变作川资和学费，然后携带钱款、衣物、书籍等，与雷震从苏州一同赶往上海。雷震再次赴日本留学，中国学生“特别预科”考试早与他擦肩而过，只能等待来年7月的又一次考试。近半年的从事“政治活动”，原先预习的许多功课多有丢失，必须从头至尾再温习一遍，“每晚常常读到夜半更深，甚至次晨一二时左右就寝，早晨不到六时又起床，每晚仅睡四五个钟头。这样继续准备了四个多月，不料在入学考试之前一个月，忽然头部剧痛，眼睛昏花，弯腰时眼中发黑，星火迸发，口中干燥无味”，就是在这种紧张、自律开快车的苦读中，困扰雷震一生的失眠症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