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了，但我所熟悉的世界即将逝去。福勒瑞-恩-碧叶尔的火车站月台空空如也，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先生牵着我的手。他抬头张望着，似乎在等待火车到来。我的姐姐莫瑞斯特就在离我不远处。自从出了家门以后，她就一直盯着自己的脚面。最后几抹阳光隐没在夜幕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其实早就该上床睡觉了。美丽夏夜的湿热空气麻醉了我的焦虑，但我仍感到害怕。“好啦！你们看着吧，会好的！”这位先生边说边摇我的胳膊。“我给你们找了个新妈妈！”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我的生父。要想了解他，我还得花些时日。
几小时之前，我还穿着睡衣在家里同卢梭爸爸和卢梭妈妈一起吃晚饭，我还从未怀疑过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当时有人敲门，爸爸起身去开门，眼神里透露出了些许不快。这也情有可原，他才刚开吃就被打扰了。“哦！……晚上好！……”我听到他一字一顿，显然很惊讶。妈妈也起身去一探究竟。我们这些小孩子被单独留在了餐桌上，这还是头一次。想必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我也放下了餐盘，抬起脸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听到妈妈惊讶地说：“什么！现在？！”我们都停了下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面前站着三个人：爸爸、妈妈还有第三个人——我的生父。
我之前见过他，不过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是在哪了。可能是在枫丹白露森林散步的时候，我们一整天都在树林里玩泥巴。也可能是在诺曼底的爷爷奶奶家。这可真是个谜。不过他好像认识我们。短促的对视之后，他对我和莫瑞斯特说：“好啦！你们上楼换衣服吧！我们要走了！”
无数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穿衣服可以，可是为什么啊？要去哪？快到睡觉时间了！”我完全不知所措，跟着妈妈和莫瑞斯特上了楼。我们脱了睡衣换上连衣裙。妈妈把我们的全部物品从壁柜中拿出来，放进一个纸箱里。我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试图弄明白这场骚动的起因。妈妈先是把莫瑞斯特的衣物打包：袜子、短裤、连衣裙和小学校服。我看到妈妈拿出了莫瑞斯特的皮鞋，还仔细地叠好了她那件漂亮的连衣裙，这是妈妈为了学校的颁奖礼而特地买给莫瑞斯特的，我们这些小女孩把这种漂亮裙子叫作“舞蹈裙”。我的东西——袜子、短裤、连衣裙和校服也被打包好了。之后，妈妈合上了纸箱。这时候，我开始发慌了：“那我的裙子呢？我漂亮的舞蹈裙！”妈妈并没发脾气：“在晾衣绳上了，还没晒干。你总是把裙子弄脏。”我垂下了眼，我确实总把身上搞得脏兮兮的。妈妈也不止一次这么说，但这次的批评似乎比其他时候更让我受伤。看到了我的表情，妈妈意识到有必要安慰一下我：“别担心。裙子，我会邮寄给你的。”
妈妈没有妥协的习惯，一旦用威严的口吻对我们说话，便总是说一不二。这次，我明显感觉她不敢表现得过于严厉。她脸上挂着局促、强挤出的微笑，这是人们在掩饰不安时才有的表情。是的，有种不安，一种强烈的不安。虽然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某种严重的事正在上演。我本想要按下暂停键结束游戏，或者让人给我解释一下游戏规则。可这糟糕的剧情根本由不得我。至于我的“舞蹈裙”，那件粉白相间、点缀着小花的连衣裙，我估计再也看不到了。
旅途结束了。坐了一小时的火车，加蒂奈森林也被巴黎二十区的高楼取代了。欢迎来到福瑞盖尔街19号。这条小路地面的中央有下水槽。在内院里，我仰望着墙上曾被用来拴马的巨大环扣。当然，马早就没有了，但环扣还在，就在与我视线同高的地方，这可真是玩挂金钩游戏的绝配。我们的面前伫立着一扇高大的木头门，配着夸张的黄铜门把手。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墙皮都已经脱落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难闻啊！”父亲打开了走廊尽头的第二扇门，里面是个采光很差的房间。这么一个单间，无须几秒便一览无余。灰色的屋子吐露着苦难与忧伤的气息。门的正对面有个脏兮兮的石英石水槽，一个锈迹斑斑的煤气灶，装衣服的纸箱子被摞在一起，摇摇欲坠。一个衣橱样子的家具靠着边上的墙，里面其实藏着被收起的双人床。它的旁边还有一张折叠床。当然了，这里没有浴室，那卫生间呢？估计就是那个在院子尽头的小屋子。
卢梭妈妈那幢井井有条的漂亮房子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当我还在继续用目光探索这二十平方米的可怜房间时，父亲把装有我们衣物的纸箱放在了一个小长凳上，喊道：“我们回来了！”房间的另一头，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有栗色的眼睛，略带波浪的棕色头发。她穿着带有蓝色条纹的白色尼龙罩衫，正面有纽扣，腰带也是一个颜色，拖鞋上满是油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感到浑身冰凉：我不要她成为我的新妈妈。这趟旅行确实使我厌烦了，我想回家。但我还没明白，回程票根本就不在计划之内。
我们才刚来到几分钟，她就要求熄灯。于是莫瑞斯特和我意识到，在这杂物堆中我们也会有一席之地。我们俩将要蜷缩在那张折叠床上依偎着入眠。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给我们一人一碗牛奶和一块面包。我不太喜欢不加巧克力的牛奶，更不用说这种已经发酸的奶了。可我不敢吱声，在死寂中屏住呼吸，一小口一小口地吞咽着。我们还没吃完，父亲就起身了，他穿上外套朝门口走去。在出门之前，他用手挠了挠头，停了下来，面带奇怪的微笑对我们说：“女孩儿们！你们要有个小弟弟了！”小弟弟？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所以还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周的周末，他们去马恩河畔诺让散了散步，之后就带着罗伯特——我们的小弟弟，回来了。罗伯特刚过完两岁生日。他有三个苹果那么高，可爱极了。但在我这个小女孩看来，他更多地象征着我所卷入的奇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似乎可以随意更换家长，找到几个新的妈妈，还会有一些已经会走路说话的小弟弟突然出现。这样的魔术真是既精彩又吓人。
可是，小弟弟要睡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脑袋里盘旋了一整天。虽然年纪小，我还是能够观察出，在住房和家具方面，我的新父母并不想多做投资。在装饰方面也一样。我们要把折叠床分给小弟弟睡吗？他会不会睡在地上？终于，夜幕降临了，我看到她在靠墙的餐桌旁摆了三把椅子，然后又在上面放了三个垫子。这样，罗伯特可以在墙和椅背的保护下安睡了，大人命令他夜里不要乱动。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也一点一点地熟悉了我的新家。我的父亲是个邋遢的矮胖男人，他的手上布满伤口，满是血污。他穿着同样布满血污的靴子，上面还混着肉渣。父亲在巴黎市中心的中央市场[1]卖下水。当时，夏特雷-大堂街区可谓是首都的仓库。无论是生产商、消费者还是中间商、搬运工、批发商或经销商都会聚集于此。法兰西岛所有居民的饮食也必经此处。在这一狂热的销售链中，我父亲整日贩卖动物内脏：肝脏、肠子、心脏、脑子、肺。从鸡屁股到牛头，他都要一一分解、清洗，之后将各种动物的下水包装好放在他的货架上。他的裤脚总是僵硬的，因为凝固了动物血。他的周遭永远散发着腐肉的恶臭，再加上劣酒和汗臭味，真让人犯恶心。
晚上收工后，他会在福瑞盖尔街和维特鲁威路交叉口的酒吧停留。离那里五十米远的比利牛斯路139号便是巴黎最大的啤酒厂——凯驰啤酒厂。凯驰啤酒的商标上画着一个站在酒桶上的女人，她双臂张开，一手握一个啤酒杯。这个图像也被贴在了首都的所有吧台上，随处可见。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商业案例之一，其创始人，亨利·凯驰甚至在1914到1933年期间担任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在父亲每晚必去的小酒馆中，聚集着凯驰酒厂的工人，饮酒如注于是成为常态。从此以后，几乎每个晚上，新妈妈都会让我去喊父亲回家。“去看看你爸回来了没有……”我不太喜欢她对我说这话时的生硬口吻。尤其是周五，因为周五是发工资的日子，可在酒吧吧台，请酒友们喝几杯，一沓钞票很快就飞了。
奇怪的是，即使不太光彩，我还是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小酒馆，工人们在这里营造出的烟酒气甚至成了刻在我记忆中的某种情感标记。去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习惯了。在等待父亲喝完那杯酒，或者说那些杯酒的同时，我会坐在酒红色的皮凳上。椅面的边缘镶嵌了一圈圆钉。我只好数钉子玩，还默默地用钉子打赌，测验自己的运气：“数到第十颗钉子，我们就回家……”与此同时，我会用眼角打量着父亲杯中还剩多少酒。如果很快就要数到十了，我就会放慢速度，企图正巧赶上父亲抬手宣布离开。问题是父亲每晚在酒馆逗留的时间与日俱增，为了多给他一些时间，我增加了数图钉的数量，但却毫无用处，他总有办法让我赌输。有几次，我已经把椅面上的钉子数了三圈了，于是去拽他的皮衣衣角：“好了，我们回去吧……”然而，他总还有一巡酒没喝完。“噗！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他对我说这话时似乎想要吹口哨，但并没有成功。
在酒吧里，有样东西让我觉得棒极了，那就是吧台尽头的泡泡糖自动售货机。每天晚上我都会入迷地抬起眼睛，观察着这个装满各色小球的大玻璃泡，脖子都快仰断了。一旦有客人买泡泡糖，我就会等着听机械旋钮在机器内部搅动泡泡糖的声音。可我只有六岁，还没钱给自己买泡泡糖。酒吧老板见我总在这机器附近转悠，便很快明白了我也想吃泡泡糖。所以只要看到我在等爸爸，他就会从吧台的另一边绕过来，穿着他那条满是酒渍、咖啡渍的深蓝色围裙。“你好呀，我的小弗朗丝特。”他边说着边用手捏了捏我的脸颊。然后他冲着泡泡糖机就是一拳，把掉下的那颗泡泡糖送给我。我总会默默地用糖的颜色打赌：“如果是个绿色的，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家了……”
如今，我在酒吧里度过了很多时日，这里的人都像招呼老主顾一样欢迎我：“哦，小弗朗丝特来啦！”在我看来，这里几乎是家的延伸，是家的另一个房间。我甚至观察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老板过来送我泡泡糖时，他似乎瞬间变矮了。为什么在吧台后面会比在吧台前时个子高？奇怪。一天，我决定亲自去一探究竟。钻到了吧台后面，我发现老板其实站在一个二十厘米左右的高台上。在那时，所有的小酒馆都会有这种台子，为的就是让老板能够观察到店里酒鬼们的一举一动。
在我到来时，父亲通常把胳膊肘抵在吧台上，手里握着一只酒杯，同朋友们聊天。他的朋友就是凯驰酒厂的工人们。他们总是同样的一拨人。有时，如果在酒吧待时间长了，我就会看到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桌子上，用手掌撑着脑袋维持平衡。他经常和一个头戴蓝色贝雷帽的大胡子在一起，这个小个子先生说起话来总是含糊不清。还有些时候，我们会顺利地回到家去，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大手中，被紧紧握住，这手上沾了血污和酒渍。这二十多米的距离能让我感受到一点父亲的温情。算上因为酒醉走出的曲线，估计有三十米。虽然这根本不能和我在卢梭爸爸妈妈家获得的爱相提并论，但总归比没有的强。另外一些时候，我就不那么受待见了。如果他已经在酒吧待了很久或喝了太多，就会冲我喊：“哎哟，蝈蝈，你来啦？！”我能够根据他的眼神判断出他喝了多少。如果他的眼球在眼眶里来回转动，不能盯住固定的一个点，就说明为时已晚。反之，如果我来得太早，他还没喝够，就会恼火地盯着我的双眼：“什么，你这就来了？！”我呢，事实上我想要的不过是个小小的拥抱，一点温情。不过我毕竟有免费的泡泡糖吃，这已经很不错了！
终于，在二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推开了家门，晚饭通常已经做好了。我们坐在餐桌前，一言不发地吃着。这种状态并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会上床睡觉了。她展开折叠床，过不了多久，父亲的呼噜声便充斥在这二十平方米的可怜房间里。在午夜和凌晨一点之间，他会再次起床去工作。因为我们都挨得很近，他不得不抬腿跨过去才能出门。再加上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每次都会把我们吵醒。一大早，我们会把所有东西收拾好，把折叠床还原成沙发，把父母的衣橱床合拢，把罗伯特的椅子放回原处，椅背靠墙。在离家上学之前，我还会把早餐的碗碟洗好。啊，这有什么？八岁的我当然可以像大人一样洗碗了。
只过了两年，我几乎快忘记卢梭妈妈了。然而，暴风雨即将来临。不过，在此之前，一个消息的到来使我在心头松了口气。
注释：
[1]位于沙特雷-大堂地铁站的附近的巴黎大堂（Les Halles）如今是法国首都的现代化商业文化中心，其前身是巴黎中央市场，于1971年被拆除。——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