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以不相信上帝；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可以不相信释迦牟尼；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还可以不相信天，不相信地，不相信神，不相信鬼，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真诚……我有太多太多可以不相信，但我相信时间。
我不仅相信时间，我还十分崇拜时间。
时间依自己的铁面和无私，让太多太多的计谋，太多太多的真理，太多太多的良心，都暴露出自己的缺陷、不足，甚至原形。譬如我们后人津津乐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历史定论为一段好时光。但有一件事情，也就是汉文帝推行的“鬻爵赎罪”之策，就很有问题，贻害之大，至今难以肃清。
什么是鬻爵赎罪之策？
是谁给汉文帝建议的这项大策？
我不用太多饶舌，翻开史书，一目了然。这项治国之策是晁错贡献上来的。历史上的晁错，多为后世史家好评，是个名头很大的智囊人物。他针对汉初“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家中剩下的劳动力耕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得无几，“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意，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此，他对汉文帝说，商人手里有钱，但他们政治地位低下，都羡慕当官的有权有势。商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可以利用。于是，晁错进一步建议，“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这样一个馊主意，居然被英明的汉文帝所采纳，公开标价卖官，“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汉书·食货志》对此记载得一清二楚，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后来的汉武帝，雄才大略，却也继承他祖先的这一办法，颁旨“入物者补官。出贷者除罪”（《史记·平淮书》）。
饮鸩止渴……我不排除汉文帝、汉武帝当时推行这种国策的无奈。但其必然的历史后患，只能造成“竟为虎狼，噬食小民”“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的恶果。
为此，倒使我别有所悟，历代帝王的御旨、文告，以及他们自己的文书，哪怕自己如何得意，推行的力度和广度又如何大，其实也是禁不起时间检验的，许多甚至熬不过他们自己的朝代，熬不过他们自己的寿限，即使他们奉为真理和经典的东西便已腐化成了尘埃，甚至粪土。
时间的力量就在这里，贵为天子又如何？时间才不会理睬那些呢！
这使我有所觉悟，回忆我们背着花书包、走进小学的大门，然后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在我们所读的教科书里，有几篇帝王的文章呢？恕我学养浅陋，开动脑筋努力地想了一阵，也没想出一篇来，倒是许多当时被帝王所怪罪，以致贬谪，甚至砍了头的寒酸士人，杜鹃啼血般书写出来的文章，总是蓬勃着生命的血气，而为后来者所景仰，所尊崇，从而又学习之。
今天统编的教科书，就是一个最为鲜明的例证。
教科书里有屈原，教科书里有司马迁，教科书里有李白、杜甫，教科书里有苏东坡……我这么罗列着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大家会好明白一些，被我们一代一代又一代学习的历史人物，谁生前不是苦难的！屈原那么热爱他的故国，可是他的国君却不热爱他，给他在国都连一寸立足的地方都不留，一道王命下来，就把他赶到蛮荒的汨罗江边，逼得他投江而亡。司马迁比之屈原，还要苦难一些，他为了辨明一个是非，即被帝榻上的汉武帝投入大牢，残忍地施于他一个忍辱终身的宫刑。再是苏东坡，多么有才的一位士人啊！治国为栋梁，教民为圣贤，却怎么都讨不来帝王的欢心，而且还惹得一帮酸溜溜半吊子文人的嫉妒，百般的非议，百般的诽谤，百般的陷害，在字缝里找问题，给他构陷了一个“乌台诗案”的罪名，把他捉拿回京，下狱在天牢里，差点儿砍下他的人头。幸有贵人相助，苏东坡逃过了一劫，但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被贬谪……唉！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人这些事呢？我不好说什么，就只有痛着心说了，苦难之于司马迁、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们，磨砺着他们，让他们在时间的关照下，不仅没有失色，反而越来越光彩，越来越被人敬爱。
这是时间的功劳呢！
我没有理由不崇拜时间！
2013年11月13日 西安曲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