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历史上曾经的小人物，是一个当世着墨不多，后世却议论喧嚣的历史人物。人们议论的焦点不外乎是他为什么要东渡？他东渡去了哪里？
归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情况：
徐福，字君房，齐地琅琊人（生地争而未定），秦朝著名方士。方士即方技之士与数术之士的合称。他们大多来自于劳动人民当中，熟知人民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会一些炼丹术、医药术、占星术、航海术。由于齐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齐国的方士除掌握以上技能外，对航海技术更为精通。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至琅琊时，徐福带领一些人拜见秦始皇。他上书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是神仙们居住的地方，凡人如果去拜访他们，便可得到长生不死之药。徐福打出“三神山”这个旗号是有原因的，《史记·封禅书》中说：“天下名山八，而五在中国，三在夷蛮。”这三座在夷蛮的山就是所谓的“三神山”，战国时期诸侯都对其向往不已，多次派方士前往。一心想要长生不老的秦始皇闻言极为高兴，对徐福的索要无有不允。于是徐福便带了数千名童男童女出海远航。
送走了徐福的秦始皇翘首期盼，苦等了三个月，他深切地渴望徐福携带不老药归来，好让自己这个始皇帝能够永远地统治这片亘古未有的广阔疆土。然而过了数年，直到公元前210年，徐福才两手空空地只身返回。秦始皇大怒。徐福诈称，自己已到了蓬莱，但是仙人们却嫌秦始皇送的礼物太薄了，不肯给药。秦始皇便问仙人还要什么，徐福又索要了3000童男童女，还有五谷的种子，数百名精通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秦始皇再一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徐福又称，大海中常有鲛鱼出没，对海上航行来说非常危险，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来往的困难。秦始皇也答应了他。
得到资助的徐福第二次出海，从此一去不返，再无音讯。秦始皇以为徐福被鲛鱼所害，便命令凡是下海的人都必须携带能够捕捉到大鱼的器具，自己则准备了连弩，等看见大鱼时便将其射杀。秦始皇的这些行为也是为了证明徐福所说的鲛鱼确有其事。秦始皇在接下来的巡游过程中，沿海路由琅琊直到成山港，也没有见到一条大鱼；等到了芝罘，方看见有巨大的海鱼在附近海域出没，秦始皇亲手射死一条，至于是不是徐福所说的鲛鱼就无从得知了。
射死鲛鱼并没能换回秦始皇日思夜想的不老药。始皇帝无可奈何，悻悻而归，同年七月，病逝于沙丘平台。
那么，徐福出海的目的真是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吗？古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较之今天的我们，实在是少得可怜，对包括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充满的疑惑与迷茫，他们在找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就归于神仙了。由此，古人对神仙的崇拜和追求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上自秦始皇这样的一代君主，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梦想着长生不老。徐福奉旨东渡也就应运而生。
但是，经过综合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说徐福只为求仙这一件事而东渡是令人怀疑的。理由有三个。
其一，秦始皇并不非常迷信鬼神。在琅琊所立的碑文中，秦始皇说：“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也就是说，秦始皇不需要像三皇五帝那样去借助鬼神的声名来维系统治，他认为以自己的治国方略，就可以令国家安定。换言之：秦始皇本人虽然对鬼神敬畏，但他相信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不用借助鬼神为其张目。如果秦始皇非常痴迷地信奉鬼神，这些话他是绝对不敢公然刻在石碑上的。因为在信奉鬼神的人心中，“苍天有眼”，若鬼神看到这些字，便会迁怒于自身。只有用秦始皇对鬼神不痴迷这一观点，才能对石碑上有如此字样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推而广之，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是不是纯粹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也就是两可之间了。
其二，“三神山”确有其处，而且就像《史记》中所记的那样伫立于海外，但并不是神仙的住所。蓬莱，并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蓬莱市，蓬莱市是当年汉武帝在此望见蓬莱山，因此修建的城市，以“蓬莱”为名。而“三神山”中所指的蓬莱，其实是今天日本的九州。经近代史家考证，“方丈”是今天韩国南海中的济州岛。瀛洲，即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古人之所以将这三座岛看作是“三神山”，是受当时的科技条件及知识程度所限得出的错误认识。我们都知道，在海面上，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会出现海市蜃楼的奇观，当航海者在大海上看到原本处于远方的岛屿突然出现在天空上时，就会以为是仙人居住之处。李白有诗云：“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指的大概就是这一点了。明明就在咫尺，却总也觅寻不到那渺茫的烟波，也难怪李白怀疑它的存在了。
其三，徐福一去经年，回来时两手空空，所带的数千人也不知下落，秦始皇也没问。然后又要了3000人，还有百谷之种、能工巧匠。既然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要这些何用？而秦始皇见此情形，问都没问，就答应了他。秦始皇是什么样的人，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岂能瞒过他？所以，徐福出海就不是寻仙求药那么简单了。
我们由种种迹象推测，徐福出海的真正目的，是奉秦始皇之命开阔海疆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皇家探险活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多次巡海，已足见其对海疆的重视。开阔海疆，再展国土，是秦始皇的宏愿。另外，《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方士把“三神山”“争言之于齐、燕”君主，“历时百有余年”，而两国君主也“莫不得而心甘”，这其实也是一种拓疆的渴望。只苦于当时某个国家势单力孤，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探险队伍，只能派这些方士零星入海。这样，即使到达了“三神山”，也无力将其收入囊中。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力倍增，自然有能力组织这场大规模的开阔行为，所以，刚刚完成统一大业不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巡海时便派徐福带人出海探险。而第二次，则给到达那里的徐福以百谷百工，再派数千人前往。实质上，已经属于一种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这在我国历史上属于首次。
而当徐福再去不归，开阔海疆之梦为之中断，秦始皇又怎能不懊恼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梦与海神战。占梦相士说，海神不得见，但可化为大鲛鱼现形。秦始皇命人在海上搜索不得，到芝罘后，还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以泄心头之愤。由秦始皇这种愤恨，可见其主宰海洋欲望之强烈。
后世对徐福东渡还有另一种说法，即避祸复仇说。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极抵抗，在沿海地区，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徐福是知识分子，他不满秦的暴政，但又无能为力，于是表面上热衷于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汉书·郊祀志下》中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亡齐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苛政统治的行动。
无论徐福为什么东渡，反正他带走的大批人员与船只在进入茫茫大海之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那么，徐福究竟到了哪里呢？《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没有说明，但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所记载的淮南王刘安与谋士伍被的一次对话中透露出来：“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这片“平原广泽”仙踪何处？历史上众说纷纭。今天的考古成果已经向人们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神秘面纱：徐福到达的地方是今天的日本列岛。
有人问，古时候，中国大陆与日本相隔何止是千山万水，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秦朝，要想到达遥远的彼岸，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齐国在开国之初，就实行了“通商工之业”的治国之策，利用自己国土所特产的海鱼、海盐与内地各侯国进行贸易，等到了齐桓公时代，在相国管仲的推动和倡导之下，通商开放的国策得到了发扬光大，齐国把生意做到了海外。《管子·揆度》记载，朝鲜文皮（文皮，即有花纹的兽皮，多指虎、豹皮）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被管仲称为“七策”之一。文皮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齐国与朝鲜已有了商业往来。《管子·轻重甲》还记载，管仲曾建议齐桓公以通商作为武器，令邻国臣服，“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以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用齐国的货物与发（发，东夷的一个部落，可能在朝鲜半岛北部，或辽东半岛一带）向朝鲜交换“文皮、毤服（鸟兽落毛为毤，毤服指鸟兽落毛所做的衣服，即皮衣）”。这里说的“八千里”，不是实数，是指离齐国较远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多通过海上联系，由此可以看出齐国通过海路与相距较远的邻国已经开始通商了。所以说，徐福东渡到达日本并不是“直达”，而有可能是借助“发”和“朝鲜”为跳板，进而抵达日本。
中、朝、日这条海上贸易航线，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只能是“循海岸水行”，即从山东半岛出发，渡过渤海到朝鲜半岛，再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南下至日本列岛。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庙岛群岛相连，而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也有巨济岛、对马岛、壹岐岛等岛屿相连，这是当时最安全也最可行的航线。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长大的徐福，对中、朝、日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不仅应该是知晓的，而且极有可能部分航段徐福也曾乘船往来过。正因为有了一定的航海经历，徐福才敢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出海。在当时的条件下，徐福完全可以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朝鲜半岛和日本。
徐福所率船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信史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来。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战国时的“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徐福东渡的时间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那么，航船的建造制式起码是和战国时期的楼船差不多的。这时期船的动力是以风帆为辅，人工划桨摇橹为主，因此，远航需要很多的水手。从日本遣唐的使船我们可以了解到，水手和勤杂人员要占到总人数的一半还多，而秦朝航船的性能肯定比唐朝的落后许多，那么，东渡船只所需水手和勤杂人员就会更多一些。除水手和勤杂人员外，管理和看护数千名童男童女的官员和随从人员也不会是小的数目。徐福东渡远航，沿途要停靠许多地方，保卫数千人安全所需的士兵的数量也不会太少。再者，东渡日本可以说是远涉重洋，沿途要停航补充淡水和躲避风浪，当时的船只应付远航和抗风浪的能力也较差，停航时可能还要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航程可能要数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在路上的时间越长，随船带的粮食等补给就越多，补给越多，需要的船只就越多。加上还要装载马匹、车辆，“五谷种种”及“百工”所需的各种物资工具，船上还必须带着给“神仙”的各色各样的贵重礼品，这都需要船只。有专家分析，秦代远航的每只船载人的数量不会超过百人，徐福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
如何证明徐福东渡就是到达了日本呢？有如下证据可知。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之中，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也就是说，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但到了战末秦初，日本突然开始使用青铜和铁制的生产工具，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技术毫无征兆地凭空出现。日本仿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由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过渡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弥生文化，而且与之前的绳文文化没有什么传承关系，这与前文提到的墨西哥突然出现的青铜器时代十分类似。弥生文化起自公元前二百多年至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间，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这与徐福出海的时间十分吻合。
在已经发掘的弥生文化遗址里，还有铜剑、铜鉾、铜铎的发现。铜铎以中央日本为多，铜剑、铜鉾则以九州为多，后二者被推定与秦式青铜文化有关。日本学者认为，其原料来自中国，在日本再回炉铸成。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说，中国山东省有类似铜剑、铜鉾的器物出土；梅原末治等人说，铜鉾之见于日本，意味着秦汉人的东渡。此外，还有中国古钱、古镜或秦式匕首的出土。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日本的弥生文化，其实就是由徐福带到日本的中国秦朝文化。据统计，在日本，徐福遗迹不下50处。
现代的历史学家甚至肯定地指出：徐福东渡建立了日本王朝，说他就是神武天皇。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中国台湾历史学家卫挺生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卫教授就在由香港出版社出版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中，提出了徐福就是神武天皇的论点。“台湾学者”彭双松教授多次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徐福遗址后，撰写了《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认定徐福即是日本开国国父——第一代神武天皇，书中的观点得到了日本朝野多数人的承认。日本著名学者小久保晴行先生于新加坡出版的《华侨商法》一书指出：“神武天皇咸信是日本的开国天皇，就是华侨徐福。”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徐福是日本民族开国始祖”，并称：“日本民族的始祖，是徐福和他带来的一批人。日本历史上所谓‘造化三神’的三座神山圣迹，与天皇氏之源义，根本就是徐福的化身。”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
日本的神武天皇是神话中日本的第一位天皇，也是日本的国父——天照大神的后裔。他在《日本书纪》中被称作为神日本磐余彦，在《古事记》中则名为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传说这位神武天皇建立最早的大和王权，是日本开国之祖与天皇之滥觞。那么，这样的一位半人半神，可能就是东渡的徐福吗？我们且把支持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的学者提出的论据列出。
日本史书记载的神武天皇自高天原降世之后，在日本远征的路线与徐福进入大和平原的路线完全相同。神武天皇是从日向（九州东海岸）登陆，后又经濑户内海在难坡（今大阪市）上岸，随即从熊野（今和歌山县）经吉野（今奈良县）进入大和平原，在橿原（今橿原市）登基为天皇，即大和政权的始皇帝。经过对比发现，徐福也是从种子岛到日向然后渡过濑户内海，在难坡上岸，经熊野、吉野山到达大和平原。徐福当年经过日向时，那里还是草莽荒原之地，他率众一路披荆斩棘，驱捕虎狼，进入大和平原，又教化土著学农耕，教识字（汉字），学工艺，给医药，土著称徐福为“神”，为“先觉”，在橿原拥戴徐福为王，即神武天皇，也就是《史记》所说“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神武天皇到日向至难坡所乘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楼船，当时日本弥生初期还处于石器时代，当然不可能有楼船，乘坐楼船的只能是徐福。楼船体积很大，船上建得如同楼房，这种船的建造是要有很高的技术的。在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先进的造船技术。
神武天皇携带数千男兵女兵。天皇自天而降，怎么可能率领众多的男兵女兵？如果说确有其事的话，这数千男兵女兵，正是徐福所携带的数千童男童女。
徐福在橿原登基，成为日本第一任始皇帝之后，他所使用和推广的仍是汉字，教土著也学汉字，所以汉字在日本根深蒂固。在日本建国后千余年使用的仍是汉字，这是史学家共识的，直到后来发明了日文字母，才使汉字在日文中逐渐减少，然直至今天，日文中仍无法摆脱汉字的影响，日文中含汉字的特异现象依然存在。
日本天皇传位给下一代天皇，不是“玉玺”，而是三宝。三宝者，一曰宝剑，即中国战国式所铸的青铜剑。二曰宝镜，即中国战国末期所铸青铜山（仙）字镜。三曰勾玉，中国最好的和田玉，乃徐福身上所带之物，将此三宝作为皇位传位之宝。谁继承了这三宝，谁就是下一代天皇。如果没有这三件宝物，虽天皇之亲子，也不能坐天皇宝位，所以日本倭国开国元勋，第一代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徐福东渡，自隋唐开始就被学者探究议论。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止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之后，有人则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公元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薛俊蓍用肯定的语气直接说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属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趋频繁，人们发现日本的文物制度类似中国，颇存上古遗风，于是逐渐将徐福东渡之地锁定为日本。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宋代学者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明确指明徐福所滞留的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认为徐福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国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原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译成现代文就是：昆吾山是那样的遥远，与中土不再相通，只留下了昆吾宝剑削玉如泥的传说。如今有日本国出产的宝刀，江浙的商人在大海的东面得到了它。香木做的刀鞘上贴着鱼皮的纹饰，刀身用铜锌合金与铜矿铸成。喜欢的人用一百金的价格买下它，佩戴在身边可以祛除妖异灾祸。听说那国家是在一个大岛上，土地肥沃风俗也好。从前徐福骗了秦王，来这里采药便一去不归，带来的童子也变老了。带去的工匠也把制作技艺传给当地人，到现在，那里的手工物件都很精巧。它从以往的朝代就与中国有了朝贡往来，士子文人也能作诗歌辞藻。徐福出发时秦朝还没有焚书，所以还有不少古文典籍留存在那里。可是这些典籍却被严令禁止传回中国，没有人能见识。先代圣王的典章收藏在蛮夷之地，大海浩瀚不可逾越。想起来就使人激动不已痛哭流泪，相比之下，这锈钝的短刀有什么稀奇的啊。
到了近现代，关于徐福东渡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而且，“徐福”已经成了中日之间的一种文化。
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他与日本朋友谈及日本就是以前传说中的蓬莱国，有长生不老药时说：仙药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这次来，希望带回去日本优秀的科学技术。
1979年2月，和歌山县新宫市市长来华访问，将早期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天台乌药的三株树苗赠给邓小平同志。这又是由徐福东渡求仙而引出的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2002年6月25日，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祭奠，并欣然挥毫题写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个遒劲流畅的大字。
2007年10月26日，“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开幕，羽田孜再次访华并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
徐福文化就是这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两国人民世代传颂。徐福东渡日本，竟促成了一代弥生文化的形成，使日本由蛮荒之地飞跃进入了文明社会，这对于日本岛国来说，是一个无量的福荫。徐福的东渡，对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当时以拓疆扩土为主愿的秦始皇也没有想到的。而当汉朝的楼船在海上扬起巨大的风帆时，整个亚洲，都为之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