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和落难之后，朝中曹振镛一统天下。曹振镛与英和关系极好，算起来，曹振镛还是英和老爹的门生。对英和的门生穆彰阿，曹振镛也是极力栽培，二人关系融洽。穆彰阿去南方办理漕运改海，回京之后立刻去拜见曹振镛，两人款款长谈，穆彰阿在诗中写道：“新情兼旧情，款款语回环。”
从道光九年至十二年，军机处共二满二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曹振墉、文孚、王鼎、穆彰阿，穆彰阿居于末列。曹振墉、文孚两人年龄大了，不能长途跋涉，留在京内辅佐大政。至于外出办理地方上的要务，就交给了王鼎和穆彰阿二人。
王鼎也是当时少有的能干之才。他是陕西蒲城人，年少时家里极穷，时常每日只吃一顿，晚上读书时也没有油灯，就去城隍庙的长明灯下读书。嘉庆元年，王鼎考中进士，之后却被埋没多年，直到嘉庆十九才授工部侍郎。嘉庆召见他时曾道：“朕一向不知道你，也从没人保举过你。看过你的文字，朕才知道你学问好。”
王鼎被挖掘出来后，开始被重用，在各地负责清查大案，清理芦盐弊端，治理黄河决口，政绩累累。与王鼎相比，初出茅庐的穆彰阿资历、政绩都还不够。但穆彰阿的优势是年轻，他比王鼎小十四岁，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满人。作为最年轻的军机大臣，穆彰阿被派往各地，处理地方上大事。
道光十五年，曹振镛病逝。暂以文孚为首席军机大臣，潘世恩位列第二，穆彰阿第三、王鼎则为第四。文孚做到了首席军机大臣，在内阁又升到了文渊阁大学士，仕途履历上堪为完美。不想刚做首席军机大臣没多久，文孚就被派去山东查案，一路上鞍车操劳，案件却没有查好，还被道光下旨处分。
年迈的文孚一看，官已经做到最大了，再没奔头了，自己身体又不好，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么辛苦，不如辞掉算了。过了几天，文孚就以“耳聋健忘”为由，申请辞去首席军机大臣一职。看着老臣疲惫的面孔，道光无奈，只好允许他辞去首席军机大臣，以内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此后文孚又称“耳聋头晕”，恐耽误公事，辞去一切职务。文孚辞职后，退休回家不到一年也就故去。
文孚一走，依资历名望，潘世恩理所当然地被提升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排名上升到了第二。《郎潜纪闻》称潘世恩为三百年第一福气中人，认为有清一代，所有的荣耀之事，他都碰上了，且富贵高寿，后世子孙文章也做得好。但潘世恩在军机处，并未对穆彰阿形成大的制约，而在为政上，也不见他有大的作为。
穆彰阿与潘世恩，都希望无为而治，达成天下太平。穆彰阿在《读史》一诗中写道：“汉代重经术，天下良吏多。民淳安朴陋，政简无烦苛。”道光朝初期，有英和这样锐意进取，德才兼具的大臣，但是道光不重用他，而选择了小心翼翼，遵守典章制度的曹振镛。道光朝中后期，辅政的穆彰阿、潘世恩，也是谨慎小心，内敛保守的人物。
道光十七年，穆彰阿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之所以胜出，一是他年纪比较轻，二是因为他是满人，三是他与道光心意相同。穆彰阿主政后，很多人骂他庸碌无为。道光也曾问他：“你在位多年，怎么没有突出政绩？”穆彰阿却回答：“自古以来，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
道光是个内敛安静的人，在为政上主张守成持稳，不希望有大的变动与变革。他也知道大清国已开始陷入危机，但他不会采取任何激烈的措施，以挽回危局。道光与穆彰阿，应对危局的方法就是拖延，尽力在大政上不生出的大的是非，假以时日，走出低谷。
然而，世事巨变，运道无常，道光朝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在承平年代，保守持平的执政者，靠着小心翼翼，也许能拖延下去。但在乱世却会让时局失控，生出无数祸乱。大清国已病入膏肓，非有大手术，大动作，已不能挽回危局。凡清醒者都知道出了问题，但谁会掏出手术刀，对着大清国做大手术呢？
禁烟引发的党争
雍正初创军机处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禁绝朋党之争，乾隆、嘉庆两朝，虽有权臣如傅恒、和珅等人，也未曾出现党争。至穆彰阿成为首席军机之后，形成了“穆党”，朝内党争激烈。朋党的形成，却和禁烟有关。
道光十一年（1831），因为吸烟者日众，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禁烟运动。禁烟运动中，刚入军机处穆彰阿比较卖力。但此年的禁烟运动，雷声大，雨点小，此后多年，各地鸦片是屡禁不止。对于禁烟，道光是首鼠两端，一方面想控制住鸦片的蔓延，另一方面则不想因为“禁烟”生出太多是非，与英国发生冲突。作为泱泱大国，道光为何不想教训蛮夷英吉利？很简单，打仗得花钱，守财奴道光穷的很，没有打仗的底气。
鸦片既然禁不了，且日益猖獗。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建议“弛禁”，干脆将贩卖、吸食鸦片合法化，参照药材纳税。如果官员士兵吸鸦片，则立予革职，但免于处罚。至于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随他们去了。
道光十八年（1838），围绕“弛禁”还是“严禁”，朝内大臣产生分歧。此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提议，请将吸鸦片者以一年为期戒烟，不能戒烟者处死。黄爵滋列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流出的数据。道光三年以前，每岁年流出不过数百万两。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流出白银一千七八百万两。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流出白银二千余万两。道光十四年之后，则激增至三千万两。
道光对钱是看得极重，一看每年三千万两白银流出去了，肉痛的要命。随即下旨，将黄爵滋的奏疏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就“吸食鸦片处死”给出意见。在二十六份将军、督抚的回复中，十七人份不赞成“吸食者论死”，认为此举“专尚峻酷”，是兴天下大狱，万万不可行。八人主张严禁鸦片，吸食者该处死，湖广总督林则徐也属此列。与黄爵滋提议严惩“吸食者”不同的是，收回的十九份报告认为，应该将禁烟的关键放在海口即广东上，只要堵塞了鸦片的流入，即能正本清源。
后世依此次意见的不同，将朝野内外大臣分出所谓的“严禁派”与“弛禁派”。两派的分歧不大，都主张禁烟，分歧在于是否应该将吸烟者处死而已。
“严禁派”主力湖广总督林则徐在湖北严查鸦片，鸦片馆经营者闻风逃窜。在此年八月给道光的一份奏疏中，林则徐痛陈鸦片之害，如果不及时处理，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认为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因为衙门中吸烟的人最多，处处包庇烟贩子。要想禁烟，“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将吸食者处死就能正本清源。
九月初六日，道光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省将军、督抚们的禁烟意见，此时他尚在犹豫。
坚定道光禁烟决心的，却是庄亲王奕賣（mài）、辅国公溥喜等人躲在尼姑庵里吸食鸦片。
灵官庙是位于京师东郊的一所尼姑庵，由尼姑广真主持。广真将尼姑庵当作高档会所来经营，尼姑庵内设妓院、赌场、大烟馆，又招募了一群多才多艺的伎女表演歌舞。广真的经营能力较强，很快就做出名气来，京内达官贵人、纨绔子弟无不出入其中。
灵官庙生意越做越大，名声在外，被御使报告给了道光，道光就派兵去清查。清查的当天恰好是广真生日，过来祝贺的客人极多。灵宫庙内粉黛云集，欢歌劲舞，好不热闹，结果众多显贵与尼姑一起被抓。被抓获的人中有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内务府郎中文亮，理藩院郎中松杰、主事奎英，刑部员外郎吉清、文奇等京内官员。
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被抓时，正躺着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则自带了伎女，到尼姑庵里登台献歌。刑部员外郎庆启被抓时，诡称衣服溅水湿透，到庙里来烘烤，想蒙混过关。广真也当场被捕，不过她神通广大，随后竟然找机会逃了出来。
道光得知清查结果后大怒，将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宗室革除爵位，查到的官员也全数革职。道光认为京师是首善之区，王公大臣都沾染了抽鸦片的恶习，“此外官民人等吸食者，谅亦不少，皆由平日查缉不严，以致日甚一日。”
灵官庙事件坚定了道光禁烟的决心，过后不久，九月初八日，道光即下令严惩各地贩卖鸦片、开设鸦片馆者，文武官员军民吸食鸦片者，也一体查拿。过了两天，道光想起来，前年太常寺卿许乃济曾请弛禁鸦片，不由怒火中烧，命许乃济立刻退休。
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召林则徐入京，赏紫禁城骑马，八天召见了十九次，并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统领广东所有水师。此次入京，林则徐备受道光恩宠，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破格得之。”当得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穆彰阿心中吃醋，一时竟然没能掩饰住，“为之动色”。
林则徐快马南下，路过直隶时，直隶总督琦善给了他一个忠告，此行“勿启边衅”。琦善此语，是揣摩道光心意之后给林则徐的忠告。道光朝，为了平息新疆的张格尔叛乱，耗银千万，财政吃紧。道光此时已年近六旬，不想再生出战事，好平稳的将这江山传给儿子。清廷朝野上下，此时只是将禁烟当作了自己的内部事务，未曾想到会演变成为一场与英国的全面战争。
此年禁烟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穆彰阿母亲去世，依照礼制，他是要丁忧的。但嘉庆让他穿孝服操办军机处事务，并就禁烟发表意见。穆彰阿一看道光铁了心要禁烟，自然也跟着摇旗呐喊，力呼禁烟了。道光十九年，穆彰阿上疏称：“鸦片产自海外，欲杜来源，必严海禁。”对于沿海口岸的禁烟运动，穆彰阿态度分明，在同年十二月的一份奏疏中，他甚至建议：“嗣后沿海各行户，应令该管各州县逐户清查，取具五家联保。一家有犯，四家不首，一体治罪。”
183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宣布，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给中国政府。此举让英国鸦片商人大为兴奋，事后英国政府将赔偿他们的损失，这比走私贩卖鸦片来钱轻松多了。美国商人也积极配合，上缴鸦片，想从英国占点便宜。义律这招极其高明，将英国政府成功地拉下水，禁烟也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从国内查禁变成了国际纷争。最让道光担心的“边衅”最终引爆。
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爆发，“严禁派”、“弛禁派”转而演变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以王鼎、祁寯藻、林则徐、邓廷祯为首的主战派与以穆彰阿、琦善、伊里布为首的主和派，经纬分明。
在军机处内部，为了制衡穆彰阿，王鼎将力主禁烟，并对外持强硬态度的祁寯藻引荐进入军机处。祁寯藻主张禁烟，认为禁烟的重点，一是海关，二是官员。担任江苏学政时，祁寯藻就曾创作《新乐府》，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道光十九年，祁寯藻与黄爵滋，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共同办理禁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经王鼎大力推荐，祁寯藻进入军机处。
穆彰阿不想开战，他为政主张息事宁人，与民休息。英国军舰所带来的经久不息的战事与外交交涉，让道光觉得疲惫，并认为林则徐处理不善。身在中枢的穆彰阿，敏锐地察觉到了道光态度的改变，并将此信息传递给琦善。上意改变了，琦善自然也跟着配合。
当英国军舰出现在大沽口之后，直隶总督琦善看到英国人投递的书信中，有林则徐凌辱英国领事的言辞。顿时大喜，以四百里加急递告道光，称英国人是受了屈辱，现在跑过来述说委屈。在琦善的游说之下，英国军舰离开天津。道光认为琦善“片言纸语，连胜十万之师”。遂将林则徐革职，以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处理夷务。
当时士人人对林则徐被革职不无愤慨，纷纷指责穆彰阿嫉妒林则徐声望压过自己，在道光面前构陷林则徐。“割地、偿烟价、撤守备。主之者穆彰阿，成之者琦善。”门生李星沅口沫横飞，在日记中大骂穆彰阿：“才臣误国，普天共愤。”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同情林则徐一方的感情流露。
军机大臣不能主宰战和。军机处的设置，其中心是为了强化皇权，弱化相权。军机大臣的入值，不是按照国家正常官职制度运作，军机大臣的选用，也没有品级与资历规定，一切只凭皇帝意志。军机大臣们的权力，都是基于皇帝的信任而获得，所以他们权位的保持也就寄托在取得皇帝的宠信之上。这样，皇帝保持了对军机大臣、对大政的牢牢控制。
穆彰阿是道光的奴仆，他没有能耐主使道光的意志。决定战争走向的只有道光一人。与英国开战之后，道光以为只是在广东的一场小规模战事，会很快结束。不想开战之后，蔓延七省，旷日持久，道光懊恼地指出：“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大清国虽整兵备武，奈何却没法将龙爪伸入大海之中去擒住英夷，战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无数。
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更加吃紧。道光二十年，大清国库存银不过一千万两，应付一场战事都捉襟见肘，更不要提河工、漕运、道光老婆葬礼之类的开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