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嘉庆初年五省教乱后，乾隆日夜等待前线军情。不想和珅在军机处，将各路军营送来的军情有选择的递送，常报喜不报忧。和珅跌倒之后，延误军情被视为一大罪状，归于五省教乱经年未能平息的重要原因。
嘉庆对和珅恨到家了，曾私下询问军机大臣吴熊光，和珅可有不臣之心。吴熊光看得却是透彻，对嘉庆道：“想谋反的必然要收买人心，比如王莽。和珅只顾捞钱，不顾名声，天下人都厌恶他，所以他不会谋反。”可和珅这样的蛀虫，寄生在大清帝国身上，土壤里的养分都要被他给吸干了。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如何能让他人来分来分去。
有鉴于此，把握大权之后，嘉庆采取系列措施，限制军机处权势的扩张。在擒拿和珅的当日，嘉庆发布上谕，要求各部文武大臣及各省督抚，今后凡有奏折，“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
此外，还警告不可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并称拆阅奏折之后，嘉庆自然会和军机大臣当面会商，再交各部门办理。
过了十一天，嘉庆再次发出上谕警告称，以前和珅专擅用事，所以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此后各省所有抄送奏折副本都不得再递送军机处。嘉庆警告，此次整顿后如果还有重蹈前辙者，将重治其罪，绝不宽贷。嘉庆五年，在四川前线镇压五省教乱的广兴，投递奏折时另行咨文送到军机处。嘉庆知悉后，将他降为四品京官，并不得再奏事。
在制度上，嘉庆也加以完善，健全军机处的保密及用人机制。设立军机处的初衷，一是为了效率，二是为了保密。保密工作在雍正年间，及乾隆朝早中期做的很好。但到了乾隆晚年，随着皇帝的老去，和珅的专权，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开始走下风。
军机处台阶上，窗外走廊边常挤满了京内各部官员，他们以禀报公务为借口，过来探听消息。往往奏折皇帝还没有批阅，街头巷尾就已开始风传消息了。宫廷的一切，都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八卦消息更是人人爱听。
每日在天子身边的军机章京，自然成了人们打探消息的去处。乾隆年间曾担任过军机章京的策拔克，做了外官之后，利用在军机处的关系打探消息。在寄给军机章京的信内，策拔克甚至探询圆明园同乐园上演的是什么戏。嘉庆知道后不无愤怒：“大内演戏，无干伊事，探询何为？”
嘉庆五年发布谕旨：“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泄漏。”为了加强保密工作，嘉庆特意规定，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处理当日所奉谕旨，不得处理其他各部的文件，其他各部官员不得到军机处去回事，满汉文武大臣不准去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聊天，军机章京办事处不准外人偷窥，军机章京不得将文书带回家办理，京中王大臣不得请军机章京代办陈奏事件。
此外，嘉庆还派御史到隆宗门军机处办公室坐镇，每天监视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如果有泄密事件，可以立刻上奏。同时也让军机大臣监视御史，如果御史迟到或者早退，也可以上奏报告，双方互相监视，以为保密。而在保密的功能之外，御史实际上也扮演了监视军机处的角色，以限制军机处扩张权势。
在军机章京的选任上，以往都是军机大臣挑选可靠的内阁中书、笔帖式充任，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军机处保送章京时，基本上从六部挑选，但工部保送人员被录用者最少，因为工部与军机处工作的切合度最弱。
嘉庆四年又规定，嗣后由内阁、六部从中书、笔帖式中选择人品端正，年富力强，字画端正者，交给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再由皇帝挑选。记名人员则在军机章京有空缺时，按秩序补任。军机章京在乾隆朝尚无定额，此时正式确认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同时规定，凡大员子弟，不得保送为军机章京。当年军机大臣引见的各部人员，有十五人被录用为章京，另有二十人按名次候补。此后每年引见的人员一般在十个左右，录用者有六、七人。
嘉庆十一年，又规定军机章京须经过考试，凡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带领引见。考试时，限时三刻交卷，字数须满三百，过时不交卷者立刻淘汰。此年考试题目是“勤政殿疏”，工部笔帖式董萼得了第一名。
嘉庆四年，因为擒拿了和珅之后，国家事务繁忙，军机处缺人，嘉庆就让成亲王永瑆入军机处帮忙。过了不久，嘉庆觉得不妥，亲王辅政，位高权重，容易滋生弊端，遂让成亲王永瑆退出军机处，并规定此后王公不得入军机处，以免专擅。
看到嘉庆大力整顿军机处，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御史也开始跟风。
嘉庆七年，御史王宁？上奏，认为军机大臣权力过重，应加以限制。对此嘉庆批驳道，各省所寄信件及所拟谕旨，断然不能让很多人分工承担，交由军机处拟写发放，事有统汇，能提高效率。而军机大臣奉旨撰写谕旨，并不是将皇帝的权力转给军机大臣。“我朝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将此奏掷还。”
嘉庆十年，御史何元烺上奏，请将军机处名称加以改变。何元烺认为，军机处所承办的都是军事事务。现在军事事务已告停，似应更改名目，以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对此奏嘉庆予以否决。嘉庆认为，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军机处这一名称沿用已久，所负责的谕旨及文书工作均是大事，并不是专一于军事事务。现在三省教匪叛乱已经肃清，四海升平，不改军机二字，才表示真正天下太平。
嘉庆对于军机处的系列改革，起到了拨乱反正之效，使皇权得到了加强，也使军机处在制度与法律上被确认下来。
然而，嘉庆朝初期出现的“咸与维新”，却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官吏选拔任用、官制设置、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方面，嘉庆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变革，他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咸与维新”短期能挽回些许颓势，但不能避免清廷走向衰败。
在做皇子的时代，嘉庆就已表现了他守成的倾向，在一首诗中他写道：“守成继圣王，功德尽巍峨。”嘉庆四年，在扳倒和珅之后，就如何选拔人才嘉庆指出：“自当率循旧章举行。”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在谕旨中宣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
在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所作的《守成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他认为：“守成二字，所系至重”。之所以要守成，原因很多：其一，嘉定认为开国君主都神武过人，大清国尤甚，祖宗所订立的规章制度完美绝伦，后世只需好好守着就是。其二，如果妄行改革，则祸福难测。唐宋以来，凡提倡改革的君主都没有好下场。在嘉庆看来，守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不守成者，天必亡之，“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守成论》是嘉庆的执政宣言，是嘉庆一朝乃至后世皇帝的执政纲领。守成的后果是，该怎样还是怎样。既然官员任用机制不能变革，选用的多数还是庸碌之徒。当运动式的反腐结束之后，官员们照样贪污。既然不能开源节流，国库照样还是拮据。当欧洲开始工业革命时，清国还在原地踏步。
保守的嘉庆，在方方面面都以祖先的成法为依据，时刻遵循而不敢逾越。历代帝王的实录，成为了嘉庆晚年执政的依据。皇帝死后都要编撰实录，实录中择取了各个时期的谕旨，皇帝的起居，婚丧礼仪等各种活动。编排实录的本意是作为档案而加以保存，不想在嘉庆看来，这实录却是现实执政的根据。
实录成为了嘉庆手中的万能宝典，尽管前所未有的难题不断涌现，但只要一恭阅祖先皇帝们的实录，嘉庆立即能从祖先们身上汲取经验，加以处置。然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祖先们的成法、做法业已过时。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靠论语治天下，嘉庆没有那份天资，他有的是勤奋，有的是翻阅列祖列宗们实录的刻苦精神，在他手中，几部实录可治天下。他骄傲地宣称：“朕综理庶政，无不率由旧章。”
风雨飘摇之中，清廷走到了嘉庆二十五年。
木讷宰相曹振镛
虽有早期波澜壮阔的五省白莲教起义，后期直击中枢的林清事变，嘉庆小心翼翼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舰，总算在风浪之中停泊靠岸，将它顺利交给了儿子。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前往木兰秋狝，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次日嘉庆照常批阅奏章，接见群臣，不料当晚即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随后绵宁接位，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接班后，却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在十九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十八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此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
道光萧条原因复杂，根据李伯重教授的研究，道光时代，全球气候剧降，气候变冷，低温导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停留并交锋，导致降水量增加。频繁的水灾，既使得政府在河工上的开支激增，也使得农业产量下降，这又加剧了萧条。焦头烂额之中，道光帝还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跨海而来的欧美列强。
君王们留给儿子的除了江山，还有帮助打点江山的老臣。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也培养了一批可以重用的大臣，并指望他们能辅佐儿子，挽回颓势。老臣们的名单可以罗列出很长很长。在长长的名单之中，一名外表木讷，战战兢兢的安徽人，最终博取了道光的宠信，执掌军机处十四年，他就是曹振镛。
曹振镛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到翰林院任职。曹振镛得到乾隆赏识，一路高升，历任侍读、侍读学士等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在乾隆朝也是一方大员，在刑兵工户四部先后担任过侍郎，也在南书房行走。乾隆朝晚期，夹在老臣阿桂与权臣和珅中间，曹文埴左右为难，于是申请退休。
到了嘉庆朝，曹文埴的辞职，被视作是对珅专擅的抗拒，成为了政治资本，儿子曹振镛得到大用，在各部担任过要职。从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去世时，曹振镛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清代任期最长者。
道光登基后，军机处元老众多，如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均久历政事，在军机处多年，暂时也轮不到曹振镛出头，不想军机大臣们的一个错误，让他脱颖而出。
却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死前，让军机大臣们拟定遗诏。遗诏拟好之后，道光伤心欲绝，也无暇细看，以为军机大臣们在军机处混了多年，断不会出错，就在八月初五，向全国人民公布。到了九月，道光静心下来之后，再审读遗诏时，却发现其中有个错误。原来几个军机大臣把乾隆的出生地给搞错了，乾隆出生在雍和宫，在遗诏中变成了出生在避暑山庄。
道光一看大惊，赶紧让曹振镛去查核。结果不管查乾隆朝实录还是乾隆御制诗集，乾隆都是出生在雍和宫。
将皇帝出生地搞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且所拟遗诏已颁行天下，无可挽回。当年的军机大臣共有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年轻点的卢荫溥、文孚被连降五级，仍留在军机处帮忙辅政，年迈的托津、戴均元则被连降四级，赶出军机处。
随后道光命曹振镛入军机处，三个月后又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道光朝，曹振镛以首席军机大臣兼内阁首揆，前后长达十四年，权倾朝野，恩眷之隆，当世无匹。
道光当政之后，英和与曹振镛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但英和入军机处没有多久，就被赶了出来，此后再没入军机处。如果英和在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也轮不上曹振镛长期担任，而道光朝的政坛也不会如此沉闷。英和被赶出军机处，与他主持废除“陋规”有关。
清代官员账面工资极低，以至有人称是“亘古未有”。其实历朝历代，官员们的账面工资都不是很高。中国古代不奉行高新养廉政策，主要在于儒家奉行以德治国，当官的目标在儒家典籍中被描述为庄严无比的“治国平天下”。但当官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向现实低头，理想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常使初入官场的书生们困扰不已。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面子比不上上肚子，脊梁还是得向稻粱弯曲。有道德洁癖的官员，最终会被视为异类而淘汰。
清代官员账面上的工资，一品大员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合十五两。七品知县更是可怜，每年薪水只有四十五两。为了补贴官员，雍正朝开始给官员发“养廉银”作为补贴。“养廉银”督抚每年所得较多。乾隆得知亲信李侍尧贪腐后，大骂他：“每年养廉银都有万两，你怎么还贪污？”知县的养廉银较少，从几百到一千两不等。
“养廉银”等于是发给官员们的生活补贴，但各级官员开支繁多，这点银子根本不够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靠“陋规”，才能过上滋润日子。
“陋规”的种类很多，外省的官员逢年过节都要给京官送上各种孝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官场人脉多少，外官每次孝敬的京官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数目从几两到几百两不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礼”，如岁金、节礼、程仪、贽礼、赆礼、贺仪之类，礼种类繁多，从地方特产到古玩字画，无所不包。逢年过节时，各地官员送礼物入京的车络绎不绝，所幸当日还不至导致大面积交通堵塞。
至于地方官员，也是各显神通，广开财源。每逢各种节日及官员生日之类，下级要过来送门礼，如春节、端午、中秋、官员及官员老婆生日时的“三节两寿”礼之类，也是名目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