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金水路17号
金水路17号。最先，是往这个地址寄了一封信，简历。那个时候，我刚工作不久，在郑州旁近的一个小县城里。
简历上的内容到底能写什么呢？如今想来都觉得苍白。可那时并不气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我也是写满了两页纸的。
应聘编辑是要考试的。数十人考试，考完试以后，在杂志社二楼走了一下，看到一个房间的门牌上挂着“副总编”三个字，隐约记得我看过他的一本诗集。见里面有人，我敲门，几乎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那人，你是马新朝吧。
那人觉得好笑，但也觉得有趣。出于礼貌，向我伸出手，说，我是。
那是1998年6月，我二十二岁，莽撞，情商极低。
后来，我常常想，我被杂志社录用，是不是就缘自这一次无礼打扰？因为我毫不掩饰的莽撞，让我的名字在众多应试者里脱颖而出。
不久后，我收到传呼。回过去电话，说让我做好准备，到《时代青年》杂志试用。
这样叙述似乎容易了些。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出现转折。在此之前，我师专毕业，进入一家县级小报。我采访养猪专业户，和某个村支书交了朋友，甚至，还对人家的女儿有了好感。差不多，在那个小县城里，我很快便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每到夜晚，我总有一种青春被狭窄的天地所拘囿的感触。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要走出去，我不属于这样一个小地方。
郑州是大地方吗？我是茫然的。
我犹记得上班第一天的事情：全体去打保龄球。大概是要通过打保龄球的姿势，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出息。这是我的揣测，因为我的姿势十分蹩脚。
马总编主管我们，开会说，到我们这里工作，有两个要求。一，要会玩。我们是青年杂志，不能出去开会一个个老气横秋的，就要会玩，这样你们才会热爱工作。二呢，不能老看《××日报》。没有说完，我们就笑了。
心里面想，这总编，可真有趣。
那时还流行写信，刚上班的时候，最希望的，便是在金水路17号这个地址后面，出现我的名字。
可是没有。
这其实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却没有工作的证据。
于是，我开始给不同的人写信，投稿，给相恋的女人写信，给大学同学写信，给陌生的投稿者回信。我相信，1998年6月至12月，是我这一生手写信件最多的时间段落。
杂志社的地址虽是金水路17号，而院门却开在经五路上。门口挂着很大的牌子，共青团河南省委。
院子小极，入门左转，旧式的木门，常年开着，二楼便是我们杂志社。
那时办公室有一台旧电脑，286的，我学会了打字，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写诗。窗子外面是经五路，法国梧桐树上栖着的鸟儿回来了，叫个不停。我觉得一切都挺好的。
诗写好了，照例是要打印出来的。那电脑我并不太会用，编辑的时候，一不小心，摁错了删除键，写好的诗全没有了。
就用手写。
有时候也接陌生人的电话，问一些情感的事情。我呢，端庄着听，不时也给些建议，天知道那些大胆而即时的建议会不会让别人的人生更加混乱。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给读者回信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女孩子正在念大学，寄来了照片。大体也是好看的，我也就收着。等过一阵子，整理稿件的时候，不小心就扔掉了。
那女生通了一阵子信，大约在学校里遇到了相好的男生，便不再写信了。偶尔，我在傍晚的时候想起了她，就凭着印象，给她写了一封倾诉寂寞的信，却并没有回。
这也是常有的事。
杂志社楼梯口的光，在傍晚时很好，有时下班晚，要走了，在楼梯口看到一束光，昏黄中，有一股尘埃在光里弥漫着，便觉得没来由地感动。站在那里，想一会儿什么，却并不连续，遥远的东西在远处，近处的东西，都还没有来得及做。
我推着自行车去修理铺，一路上都想着那光线，总觉得，人生啊写作啊，都不过是这一束光，能给晚走的人提供安魂的空间。
院门口有一株极老的梧桐树，树干上有一个脚印大小的斑痕。我常在那里等人，站在那里，一直等。那时候并没有手机。常常等了半个小时，要来的人还没有来。我便上楼打电话给他，对方也没有手机，同事接电话，说他出来了。
就只好再下楼，继续在那株树下等。那时的时光总是宽裕，等别人半天，也没有觉得焦虑。看看来往的人，又或者随身带一本书，就在路边那样翻着，也不觉得奇怪。
金水路17号，我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我也在这里书写了我最好的青春。
之二 版底栏
在杂志社，有一趣味的编辑工作，编“版底栏”。
需要庄重解释一下这个排版术语。正常的十六开本的杂志，一般会将页码数字放在纸页的左右两边，这样，整张纸便有了页眉和页底。而页底就是所谓的版底栏。我们会发布一些“凡人妙语”。怎么说呢，照现在的说法，是缩短了的心灵鸡汤。相对于名人名言，这里是有些小机智的平常人的话语。当然，后来发现不少人抄袭名人名言，或者改编名人名言，这是意外。
其实，最让人惊讶的不是发表这些短句。而是，发表这些短句的同时，会直接将短句作者的地址和邮编一并公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写信仍是人们通信沟通的主要方式。由于杂志的发行量极大，所以，每一个发表版底栏的人，都会收到许多陌生人的交友信。
那时节，版底栏的投稿极多，我和美术编辑李桦坐对面。稿子呢，就堆在桌子上，一两个月的工夫，李桦老师便会在对面说，赵瑜，我又看不见你了。
我只好将这些版底栏的投稿处理掉，大多数都卖了废纸了。
做编辑久了，会接到作者寄来的贺卡，或者茶叶，甚至是来办公室拜访。而编版底栏，有时候还会接到作者寄来的喜糖。说是因为在版底栏发表了一句感悟人生的话，便有一个知他温暖的女孩写信给他，寒暑之后，便有了爱情。
然而，喜糖还没有吃完，便收到有人要来炸掉编辑部的恐吓信。说是在我们版底栏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的话，写信给她，结果一来二去，竟然被她骗了数千元钱，等到最后一封信，这“女人”竟然是一个男的假扮。上当的读者坐车去通信的地址找那个女人算账，地址竟然是一个邮箱，找不到具体的人，人名是假的。
这故事曲折动人，几近虚构，虽然我们人心惶惶几日，但念念不忘这个被骗的人，究竟会如何治愈自己。
版底栏也不只是发短句子，有时候，也会帮着同行发布一两个书讯，茶馆开业的信息。甚至还有过征婚交友的信息。
但是，鉴于这类信息的来源真实性，我们没有能力鉴定，做了几次以后，便停止了。
那时候，杂志并不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常有一些诗歌爱好者，投一些短诗过来，觉得轻飘飘的，夏天的时候读到，或许可以降些温度。偶尔也选发一些。
这一下可真是惹了诗人了，妈呀，本来版底栏的投稿已经渐渐减少了，一刊登诗歌，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别笑，这不是幽默，这是当时的实情。
有一个开澡堂的人，喜欢写诗呢，不知托了谁的关系，将写的诗歌拿过来了。当时我们传着看，说，这样的诗，要请我们大家洗两次，才能发一个版底栏啊。
那人真是大方，请了三次。
也有正经的诗歌作品，很长的篇幅，我们选了一节，发在了版底栏。结果那人写了信过来说，听人说我在你们这里发表了诗歌，为什么我找不到。
那作者在目录里反复地找，没有找到。我们回信告诉他在版底栏发了。他又复了信件，说是很生气。摘出来发表的那几句，是他那首诗里最差的几句，我们偏偏要选，简直是对他的诗歌的背叛。最重要的是，发表在第二十三页，倒数第二页，上面的广告是治疗性病的广告啊。
我们的确觉得挺歉意的，尤其是关于诗歌上面的广告内容。那些针对男人的隐私广告天天在那里妖言惑众，我们却赶不走。甚至，只能将诗歌这样美好的句子，放在这广告的下面，这如何不让写诗的人伤心啊。
这样伤害别人，终是不好。我们后来讨论了一下，便不在版底栏发表诗歌了。
之三 热线
杂志社有一部热线，每周五晚上对读者开放。
值班的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通常要自称是小芳。是的，热线的名字叫作“小芳热线”，得，一听名字，就知道这名字缘起的时代。
热线基本上是倾听读者的故事，做判断和给出药方的机会并不多。所以，难度并不大。
一开始，我们几个新来的编辑，都是要老编辑带着值班的。
周五的夜晚，有时候，下着雨，听着雨声，电话并不多，但每一个来电话的人，都充满着未知，我很是有接听电话的愿望。
想来，一个人内心的尺寸，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倾听而一点点变化，被窄狭的人的观点提醒，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样想的人。被苦难的人生启蒙，顿时觉得生活无比美好，原来，比我活得悲惨的人，竟然这样多。
打进电话来的人，未必真的是糊涂的，也许，他只是想试一试，找一个陌生人说说话，说完了，也许，一个秘密带给他的压抑就会减半。
我有一次，听一个女人的倾诉，觉得她遇人是那样不淑。她男人的薄情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可是，等她说完了，她自己说，她知道那男人在外面有了家，有了孩子，她却依然爱他。
那时的我年轻，义愤，却又不便在电话里直接表达。几乎是非常生气地挂了电话，之后长久地不能平静。觉得，这个女人真是贱啊，活该，为什么不能离开那个负心的男人啊？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把生活当作琼瑶的剧本来过啊？无聊。
这是我当时对着同事说的话，大体如此。然而，这样的观点不久便作了修正。自然还是因为这热线。随着倾诉者的个人故事的累积，我对某些固定事件的偏执，正慢慢松动，甚至被人性里某些不能确定的细节融化，对是非尤其男女间感情的是非判断渐渐模糊。
冬天的时候，办公室里有暖气，晚上的时候也开着，暖和。周五的时候，本来是两个人值班，也会有其他同事陪着。或者是，四个人打牌。一个人值班。
有时候，四个打牌的人，大概是有人作弊，被逮到了，几个人一起狂欢，而正接电话的人，会立即将电话捂住，把手指伸到嘴上，嘘了几声。
大家便会安静一会儿，过一会儿，又忘记了，又说笑。接电话的人不干了，捂住电话，大声抗议说，人家对方正在哭呢，你们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我接的电话中，也有不少哭泣的人。他们多数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在爱情的沼泽地里陷进去了，然而，却被欺骗。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在电话里说不清楚的，还会写信来。信里夹寄了她和那个男人的情书，一封一封的，复印件，看得出，那男人是动过真感情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两个人的感情突然就停止了呢？
这是我那个年纪治疗不好的疾病，所以，作为一个热线的主持人，我能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主观的，甚至是幼稚的。但是，倾诉的人仿佛并不十分在意我的答案，会对我的善良表示感谢，然后呢，又继续他们的生活去了。
通常，如果是男士的电话，会找女编辑来接。男人的电话通常很短，他们说话的条理大概比女生要好一些，在言说的时候，仿佛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不妥，又或者已经想到了问题出在了哪里，有时候话没有说完，便表示感谢，挂了电话。
而女士的电话，常常在我们完全没有进入语境的时候，对方已经开始情绪化了。女性情绪化会影响表达的，常常是一件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事情，结果，说了许多，她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她陷在自己的往事里，说出来一半，以为听者已经明白了，她自己呢，在自己的忆念里伤感，甚至为自己不能修改的过去哭泣。
所以，通常情况下，一个晚上值班下来，也不过接四五个电话。
那时候，接电话都是有记录的。我常常想，将这些电话的记录复印下来，以后写作或许可以用得上。
随着信息时代的变化，中文传呼机、手机慢慢普及，人的倾诉欲有了更多的出口。我们的热线慢慢停了。
每每想起年轻幼稚的我，在电话的一端接听那些陷入生活苦恼里的男女时，我都会由衷地感激小芳热线，这种超出年纪的训练，让我的情商的数值渐渐升高。从一个单细胞价值观单一的偏执狂，渐变得宽容。
这部热线，几乎是我人生的一个课堂，而上课的人，正是那些充满迷惑的人。
之四 总编们
王总编写散文诗，温和，抒情。
有一次，和王总编一起去书店，我挑书快，看名字觉得好玩，买。又闻闻书的纸张，觉得味道好，买。还有更好玩的，就是看着一本书沾满了灰尘，无人问津，替那书觉得孤独，也买了。
我选了一摞书，可王总编一本书也没有选好，他在那里倒着看一会儿，又正着翻一会儿，又跑到另外一个架子翻一本同名字的书。过了一会儿，将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一会儿，又将其中的一本放回原处。然后，才决定了要买的书。
看我选的书，一摞，壮观。他就温和地笑了笑，说，买书啊，得看书的版本。
我不解，版本？怎么个意思，书不都是一样的吗？肯定是哪本便宜买哪本啊。
我疑惑地问他。他就又将刚才放下的那本书找了出来，让我看，说，这两本书，是同样的内容，我要买的这个版本，贵两块钱，可是，这个精装是锁线的，而且是布书脊。而另一本虽然是精装，却装订得粗糙，这样的书放在架子上久了，会散开的。所以，还是要买一个好的版本。
看我不懂，王总编又普及了一下版本的好处。说，你现在买的一些书，过上一两年，你就不想看了，想扔掉。因为你放在书架上，朋友来看，一看这版本印得太差了，设计得也不好。这样的书没有审美，终究是不能当作长久伴读物的。
我那时虽然爱买书，但终究是囊中羞涩，只挑便宜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哪知，从此被王总编启蒙，几乎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书店里，我也开始比较起版本来。看一下设计，看一下纸张，看一下印刷的精细度。唯有一个缺点没有改，我有时候喜欢闻纸张的味道，有时候会因为一本书好闻，而买下。
马总编写诗，怎么说呢，就是打死他也做不了一个俗人。就是这种。这评价可能有点高。
马总编一开始分管我们杂志。大概是写诗的缘故，他做事的风格简练。
他讲话的风格是这样的：“段海峰这个人，优点还是比较多的。”正等着他说优点呢，结果，他说完了。
马总编对自己要求高，写诗获了奖，不向我们说。我们都觉得这值得敲一下竹杠啊。谁知，他说，这不算什么。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一直搞不明白，马总编到底是真的觉得这个奖无所谓呢，还是压根就是不想请我们吃饭。
他后来还是请了我们吃饭，堵住了我们的嘴。
李总编一开始并不分管我们，他负责杂志社的另一本杂志，叫《流行歌曲》，是的，就是封面很花哨的那种。
李总编是我见过的好人中得分较高的。他的善良已经超出我们对“善良”一词的解释。
刚学会电脑打字不久，我常常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写东西，有时候，还想打印出来，带回到住处再看一下，有无可以修改的地方。
可是正在打印，打印机坏了。我那时完全一个电脑盲啊，只知道点鼠标，点完以后的事情为零。打印机吱吱地响，纸不出来。卡纸了，可是，我不懂怎么弄啊。就打电话给李总编，大晚上的，李总编正在吃东西，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话，听我说电脑出了故障，放下电话就来了。修好了打印，打完了，等完全确认没事了，他才说，我回去了，饭正好凉了。
他还没有吃完饭呢。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我们普通编辑都没有手机。那时候全球通多牛啊，没有郑州市的身份证号码，有钱你也办不了。怎么办啊，还得找一个郑州市户口的人担保。这是题外的话。
我们常出差，出差的时候，自然要打电话的啊。怎么办，借李总编的手机。那时候，杂志社的效益好。三个总编的手机话费是报销的。可是，总编也有隐私啊。
李总编不仅乐意借手机，还会额外赠送大量的叮嘱。比如在外面吃饭要小心啊，睡觉要小心啊，坐车也要小心啊等等。
三个总编风格截然不同，却都是一等一的文人作派。
王总编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在别人背后说好话，他一定会听到的。这个人如果正好对你有什么坏心思，听到你的好话，也就放过了。这是多划算的事情啊。”这话简直是真理了啊，这些年来，我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常常念起他的这句话。
马总编在我们新入职时的讲话更是被我多次说起，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他竟然对我们说：“你们到这个单位来工作，一定要会玩。还有，作为一个青年刊物的编辑，你们不能老读《××日报》。”说这话的时候是1998年，哪一句放在当下，不仍然是启迪意义的常识呢？
李总编是我们杂志社最多才多艺的人，他手风琴拉得好，去卡拉OK，他还会伴舞。王总编和马总编离开杂志社以后，他做社长总编多年，每天骑着电动车上下班。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见面吃饭，吃完饭，我会坐在李总编的电动车后面，听他说说杂志社的一些事，有些人的名字，我已经不认识了。有些认识的老人已经离世了。
是啊，1998年我到时代青年杂志社工作，2002年我离开，一转眼，已经十二年了。
之五 友谊
春地和我同一张考卷进入杂志社，他喜欢早起。
试用期的时候，他每天将走廊里的卫生打扫完了，我才到办公室。我看看表，天啊，他太早了。可是，试用期啊，他把我逼得只能早一点定闹钟。
他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孝顺。这是我的软肋，我愿意和孝顺的人多谈谈人生。
那时候，我们两个都租住在燕庄。有时候，我会到春地的住处蹭饭，觉得他们家的什么都是好吃的。
我那时候生活大约是苦的，租住的房间有十平米，在最南端，中午的时候太阳炙烤，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还是热的。有一次，春地到我的住处吃饭，看到我用酒精炉煮面吃，就一把将我的锅铲扔到了水槽里，说，你为何这样节约，我们出去吃吧。
那是我的生活第一次被别人提醒，也是第一次被家人以外的人怜悯。当时，虽然觉得有些小惭愧，但更多的是感激。
李明天是一个有怪癖的人。
他热爱看恐怖片，家里收藏着数以千计的电影碟片。自然，他还热爱换女朋友。
我租住在关虎屯的时候，与他的住处相距很近。我们在同一个修车摊修车，在同一个早餐摊点吃早饭。我们有太多无聊的时间在一起。
他请我去一个理发店做按摩，出来以后问我，你动人家没有。我哪知他如此无聊，说没有。他便骂我，说，我白花钱请你了。
李明天长我许多岁，却偏不结婚。他和我不在一个编辑部，他在楼上的《流行歌曲》，他拉广告，给某些歌手牵线到电视台做演出嘉宾，甚至有时候也帮着某些歌手发些有偿的新闻。他的日子丰富，比起当时清汤寡水的我，他几乎是中产了。
然而，他终因为自己的爱好广泛离开了杂志社。我和他始终还保留着友谊。仍然在周末的时候，厮混在一起。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电影的一些审美，也得益于他的推荐。
有时候，我会把他当成一个小说人物来看待，我耐心地和他相处，观察他的生活，以便以后能有时间记录下他的生活。然而，多年过去了，他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成为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
大伟是吃过苦的。
他念大学时开始卖报纸，仿佛，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便与卖纸质的东西有了联系。
他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所以，按规定，他的话特别多。
有一阵子，我们两个一起跑发行，跑，是的，我们一起跑了很多个地方。相互比赛着吹牛，那真是最美好的青春。我们两个在一个小县城里违反交通规则，原因是朋友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我们特别想知道，交警如果拦住了我们的车后，我们说出那个副局长的名字，是否管用。可是，一路上，我们逆行，在人行道上拐弯，做了许多无聊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交警来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县城，车辆尚不多，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还将车停到一个县的县委大院里，保安问我们找什么人，我们把声音提高很多，说，来拉屎啊，拉屎！特别大声。我们的理直气壮搞得那保安十分不好意思，挥手让我们进去大楼。
更荒唐的是，有时我们两个一起去火车站坐车，我在前面走，大伟在后面跟着，他一看到身边有女孩子经过，就会大声喊，他身上带了二十万现金啊，他有钱啊。
然后，就会有不少人停下来，莫名地看着我们，我们两个就一起哈哈大笑。绝对是不疯不青春。
直到有一天，大伟主持了我的婚礼，他当着我父母亲的面，朗读一段青春美文般的亲情文字，让我给我的父亲鞠躬。我看到了父亲眼中的迷茫。
大伟见证了我青春的结束。
结婚后不久，我离开《时代青年》，到了深圳工作，并在某个夜深的寂寞中开始写小说，一直到如今。
差不多，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