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不再跨进这个门槛，并说服主编把姨父的书交给另一位编辑处理。我再也没有和姨父姨妈见面，直到十年后，当我在北京已经结了婚，分到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在这时，不期然的，我又和姨妈家有了交道。
2
这天傍晚门铃响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站在我家门口。这是表哥大成，他提着一只大包，包里装着给我妻子的毛衣，送我的朗文大辞典，以及给我孩子的变形金刚。他那憨厚的微笑让我想到了十年前站在姨妈门前的自己。身材敦厚的大成和他的父母差距颇大，倒与我的母亲有几分相像——事实上大成的长相很像我和大成共同的外祖父，那位著名的辛亥老人。大成告诉我他是从我任职的单位得到我的地址的。他那不算复杂的履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聊天里便清楚了。十六岁初中未毕业便插队去了陕北农村，不久招工到了当地水泥厂，恢复高考时上了当地大学，五年前才靠落实知青政策回到北京。当过工人和农民的大成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我妻子做的鸡蛋西红柿面，还挽起袖子非常麻利地用铁丝做了个临时吊丝帮我们解决了马桶水箱漏水的难题。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掌——短而粗，骨节茁壮却十分灵活，那坚硬的老茧让我怎么也无法和姨父那温软细腻的手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谈吐儒雅而聪明，有着和姨父同样高的情商和谈话技巧。没绕多大弯子他就告诉我们，他是为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姨妈来的。三年前姨父中风后行走不便，姨妈便带着他住进了养老院。尽管雇了保姆全天候照料，姨妈还是很疲劳，消瘦且长期腹泻。得知我妻子所在的医院有最好的消化科专家，大成便请我帮忙挂号。他说姨妈很想见我，我只好把十年前那次会面告诉了他，大成笑着说这确实是他母亲的一贯做派，但并不意味着她有意给我难堪，她对所有人的所有礼物都一概拒之，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受了别人的礼就必须还礼，否则就是不礼貌；既然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买礼物还礼，拒绝别人的礼物便是天经地义。让我惊讶的是姨妈其实对我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久久不登门感到遗憾，“母亲是个非常单纯的人，她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便是有没有文化，你有名校的研究生学历又能和她丈夫做一番‘学术’对话，在她看来就值得器重。”
一个星期后我妻子和大成带姨妈去做了检查。那位专家只是简单地摸了摸姨妈的肚子便神色严峻地把大成叫到门外，叫他马上带姨妈去做一个腹部CT以排除有结肠癌的可能。几天后我接到大成的电话，姨妈的确患了结肠癌，那位专家将约他去医院面谈治疗方案。我提出和妻子同去，顺道先拜见姨妈姨父，我们会合的地点，就是姨妈所在的养老院。
养老院是北京二环内的一座五层小楼。扎着彩带的山茶花和绿萝摆放在宽敞明亮的旋转玻璃门内，一位老人在角落里叮叮咚咚地练着钢琴，沿着安有扶手和塑胶地面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姨父姨妈的房间。十年过去，我竟然无法认出姨父了，当年那个幽默儒雅的教授已经变成一个艰难地错着步子的白发老者，臃肿发胖的身子面粉口袋一般瘫软地堆放在床边，说话时粉丝状的口水稀稀拉拉地往裤子上掉。唯一让我依稀想起当年的是他那偶尔做出的怪脸，肿胀眼皮下淘气狡黠的眼神。一见我们他便啊啊叫着，瞪眼睛吐舌头，两只手同时抵住额头做出了敬礼的姿势，我妻子刚靠近，他便一把抓住她的手，贴着自己的嘴嘣儿地亲了一口。
口水脏不拉叽的，也不怕别人嫌你，姨妈在一边幽幽地说。她倒仍是原先的样子，干干净净短小精悍，只是头发剪短了，稀疏了，完全灰白了，平整地贴着凹陷下去的太阳穴；脸仍是白净，皮肤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珠变为暗灰，嘴唇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褪色的花瓣。说话的底气也不如以前，越发瘦小的身子佝偻在轮椅上，像一段坚硬的树干。我惊讶于她和丈夫的鲜明对比，如果说他们一个是越来越松软和膨胀，另一个却越发的坚硬和缩小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因股骨头坏死要推着轮椅才能挪步。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她拍打着床边让我们就座，“这里又脏又乱，比不得家里，你们就别笑话了。”
我注意到姨妈的变化，似乎疾病和衰老让她变得温柔平和了。她甚至建议我把父母接来，也住进这个养老院，“大成先前不同意，是我坚决要求住进来的，我这辈子从来不求人，这里管吃管住，每天有人来打扫，楼上还有医务室……”
姨妈难得地说了这么多话，我只好答应向母亲转达她的建议。就在我欣慰地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来到我们之间时，姨妈的话却打住了，神情一凛，眼睛乌黑，如同一只发现了敌情的猫。原来是保姆端着水果进了卫生间。姨妈从轮椅上直起身子推着车轮便蹒跚地往卫生间走，大成追上去拉住母亲，妈，妈，你别动，有什么事告诉我。
叫她别用栏杆上那个白、白、白毛巾……
哪个白毛巾？大成追进卫生间，声音从里面传来。
就是左边那个，白、白……第二个，不，第三个，算了，跟你们说不清楚……姨妈急得嘴唇直哆嗦，颤巍巍地又要站起来。
我和妻子急忙劝说姨妈坐回轮椅上，在她的坚持下又把她推进卫生间。我发现浴室里挂着六七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白毛巾，姨妈分别在它们的角上缝上了各种颜色的丝线以示区别，但如今这些丝线的颜色也浅淡到了难以辨认的地步；我们三个人六只眼睛在姨妈的指导下辨认着，七嘴八舌，将毛巾拿起来又放回去，或是放回去又拿起来；只有姨父岿然不动地坐在原地，但他也不甘寂寞，拍打着床铺大声喊着：
饼干！饼干！我要吃饼干！
半小时后我们打算离开。我和妻子一边和姨妈告别，一边无意中看到大成和保姆已经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大成正将一只信封递给保姆，保姆熟门熟路地塞进衣兜。而房间里，原本坐回床边的姨妈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四下张望。
保姆小陈呢？
她在外面和大成说话呢，我回答。
姨妈脸上原本荡漾的笑意凝固了，脸一下暗了；她站起来推着轮椅便往外走，我和妻子急忙冲上去扶住她。
叫她回来！姨妈神色严峻地挥着手，叫小陈回来！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偷偷摸摸干什么？！
大成和保姆闻声很快进了门。
妈，我在向小陈交代一些爸爸吃药的事情。
我知道你有很重要的事要对她说，姨妈声色俱厉，但你用不着偷偷摸摸！谁都别想糊弄我！还有你，姨妈指着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的保姆——我告诉你，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你不老实，我辞了你，想来的人有的是！
姨父做出鬼脸，指指姨妈又指指站在门口的保姆，对我们吐吐舌头。刹那间，他那混浊的眼里射出一丝清醒而诡谲的光。
街上车水马龙。大成阴沉着脸沉默着。为了缓和气氛，我谈起妻子医院的那位专家，又说起对这次手术的信心。大成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说你知道我刚才把小陈叫出去干什么吗？为了给她钱。只要她能留下来，我会在每月的工资之外，再给她一千五。这是我私下和她说好的。
大成说，有一次，凌晨，三点。正在睡梦中的他被母亲的电话惊醒。姨妈悲愤地告诉他，这日子没法过了，因为保姆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她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父亲？啊？她怎么能这样？姨妈几乎是声泪俱下了。是什么事情？大成一个激灵。姨妈说，她白天累了一天，十分困乏，因此，当保姆给姨父吃了半夜必吃的饼干，又用毛巾去擦嘴时，也没太在意。可是这时候，这时候，你猜怎么着？她竟然，她竟然——姨妈喊了起来——她竟然用擦脸的毛巾给你父亲擦嘴！就这些？大成不敢相信地问。这还不够？姨妈的声音高了八度，她明明知道脸上有鼻孔，而鼻孔里有很多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一旦感染会引发肺炎，你父亲上月才刚刚因肺炎住过院！大成松了一口气，哭笑不得地说，妈，没那么严重，嘴脸嘴脸，嘴也是脸的一部分嘛。不一样！姨妈坚决地反驳，嘴是嘴脸是脸！你是用嘴吃饭说话，还是用脸？
我不得不私下里给她钱，大成说，因为，她是三年来我们家的第十二个保姆了。
3
潘教授比我想象得年轻，四十五六岁，身材高高的，戴着眼镜，眉宇间顾盼微笑的神情让我无端地想到姨父年轻时的模样。他在一张纸上为我们画出了肠子的走势图，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子们依次爬行，拱起又降下，形成了一个方形高台。姨妈的肿瘤就长在那刚刚拱起的斜面上。潘教授把这部分又浓墨重彩地画出几个套在一起的圈，示意它就是肠子因肿瘤拥堵造成的肠套叠，其形成机理是，假设有一根水管，当其中一段发生拥堵后，运行的水流会不停地推动着管子朝某个方向运动，经年的挤压让这根水管层层叠加起来，横截面很像我们射击用的标靶，或一只脱下来卷成一团的袜子。如此的叠套或袜子很容易造成肠道堵塞，是否手术就成为两难——以我姨妈八十八岁的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史，很可能刚一麻醉就停止了呼吸，或在手术台上突发心梗和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因此，通常，按惯例，医生都不主张手术；但肠套叠的存在又使她随时可能因肠梗阻引发肠坏死危及生命，因此又不得不手术。这是一个难题。手术的做与不做都有各自的道理，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抛掷这枚硬币的权利便只能交到家属手中。潘教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和妻子以及大成，你们兄弟俩好好商量一下吧，务必三天之内给我答复。说着便将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了我。
我把那张纸转递给大成，我不是他弟弟，我对潘教授解释。
潘教授问大成，你没有兄弟姐妹？
大成回答，有。
潘教授有些意外，他们怎么不来？
大成说：我弟弟不便请假，妹妹的身体不好……
潘教授皱了皱眉头：还有什么事，能比你八十八岁的老母得癌症重要？！
大成的脸瞬间出现一丝坚硬：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
潘教授手里的笔在半空悬了片刻，之后狠狠扔到桌子上，这是我听到的最最狂妄也最最荒唐的话了，他提高了嗓音，这不是挑衣服，挑房子，这是决定做不做手术！这关乎一个人的生死，你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不知道你的弟弟妹妹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来，但我告诉你，老太太不是你一个人的妈！你最好叫上他们，责任大家一起负！
我不知大成和弟妹们是如何商量的，但最终的决定是做手术。至于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姨妈很快通过医院为危重病人特设的“绿色通道”住院并安排了手术，手术定在3月8日这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我们请了几位女作者来开了图书研讨会，会议刚开始不久我的手机便响了。是大成打来的。
我赶到医院已近中午。手术室外的等候大厅里熙熙攘攘，家属们三五成群地候在门口，神情或肃穆或轻松地谈论着，我绕着大厅走了一圈，才发现大成仍是独自一人，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里。我已经知道了他弟妹们的冷漠，但此情此景还是让我有些吃惊。见到我，大成露出一丝惊喜夹杂着苦笑，他说姨妈已经被推进去三个多小时了，到目前还没任何消息，他想找一个人去为医生们买点便餐做午饭聊表心意，只是，一个人守候在这里，实在走不开。我满口答应去买午餐，正准备离开，手术室的大门开了，一位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站在门口喊：
谁是周璇的家属？
大成赶紧应了一声走过去，我也跟了上去。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周围有两辆空荡荡的床车，走廊两边那一扇扇紧闭的门后才是手术室。站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潘教授，只是戴着口罩帽子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把一团用熏黑的消毒包托着的东西摊在地上，告诉我们：
这就是从你母亲身上摘下的东西。
截下来的肠子足有一尺长，发出失血后的苍白暗青色，很像有一年母亲买回的猪大肠。潘教授用钳子一点点拨拉开给我们指点着——这是那个癌（在我看来一点不可怕，像一段溃烂浅白的伤口）——这是一个小瘤子（像一个突出的小手指）——这是一个息肉（我觉得它更像癌，因为它鼓囊囊的一堆，狰狞地发出黑色）。当然，还得送去做病理。
大成问，大夫，它，没有转移吧？
现在看还好，组织周围干干净净，没有突破黏膜。
那就好，谢谢，谢谢了。
大成露出微笑。
姨妈在这天下午结束了手术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不用陪护，但医生要求家属必须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住在远郊的大成决定不回家了。我陪着他转了医院附近的几家招待所，不是客满便是价格太高，最后在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里订到了每晚80元的特价房。一个中年妇女带我们沿着光线幽暗的散发着尿臊气的走廊走到尽头，来到一个奇怪的三角形房间，没有窗户，狭小的空间只够放下一张床，一根粗粗的缠着白布的暖气管子从屋顶穿到地下。中年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让我们权当门闩插住摇摇欲坠的房门；她带着歉意问我们，你们没有贵重物品吧？没，没有，大成赶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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