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过一个小时我再回来，主编站起来。临走时他回头问：需要字典吗？
不要，我姨妈连忙说。我们考试，从不用字典的。
一小时后主编如期回来，我姨妈已经把一篇译文满当当地写满了五页。主编进来时她正在做最后的核对。她感到不好意思，钢笔漏水，她的手指沾上了墨汁，译文上也有两处涂改。她很怕就此给这位考官不好的印象。但主编什么也没说，一把拿过译文便读起来。那是我姨妈生命中最漫长的几分钟。她知道这位精通外文的主编同时也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她不禁要担心自己的翻译是否准确，更担心自己的译本有没有文采。主编看完，一直严肃的脸孔舒展开来，他笑了。
不错，文笔很好。好！就这么定了。
主编再次把目光落在我姨妈身上。这次，那目光充满笑意。
于是我的姨妈便留在了这座小院，这是她到北京的第一站，距离北京火车站步行只需十分钟。她没有想到，她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将系在这小院里，和它恩怨纠葛一生。两个月后，在这位主编的介绍下，她嫁给了我的姨父。后者在这座大院里担任编辑部主任。几年后我姨父便调入那所著名大学，而我的姨妈则留在这院里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到“文革”到来。
很多年后，我姨妈还津津乐道于这一幕。这是唯一的一次她纯粹以个人的身份，得到一个著名人物的首肯。我确信姨妈所说无误。在很多年后我读到了姨妈在养老院中写的一些字条，以及她代我姨父写的后记，虽然字迹颤抖，但她的语言干净、简洁，直抵核心，流畅而生动。我知道很多年来她都是我姨父诗文的第一位读者，她能判断他文章的优劣是否适宜于发表，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事实上在姨妈还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就是学校油印小报的诗歌作者。她不仅读过那位主编的小说，也读过我姨父作为一名抗战诗人发表的诗歌。也就是说，她算那个时代的一位文艺女青年。我姨妈是否像很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过自己的文学梦？我无从知晓。但许多年里，身处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她一定亲眼看到了很多人从籍籍无名的来稿者变成知名作家；也一定亲眼看到了一些和她经历身份相同的女性在嫁给某位著名作家后，靠着一本小书或一两首诗歌把自己也塞进了作家圈子。但我姨妈似乎毫无文学野心，尽管在当时她凭着自己的文笔和译文得到了最具有含金量的首肯。我确信，即使不从事创作，仅仅从事翻译，靠着她的才华、安静和专注，她也会小有成就的。然而我的姨妈却没有这样。她的人生轨迹在进入这个小院后便拐了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轨道，并淹没消失在那个人的喧嚣和隆重之中。这个人，便是我的姨父。
8
和我姨妈的家境相比，我姨父其实出身卑微。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儿子，祖上世代务农，他是家中唯一一个读了私塾并走出那片祖辈们生活的土地的人。聪颖的天资和动荡的时事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他，这个从小离家投身革命的青年一出道就靠着几首抗战诗歌而成名，之后又因为主编一个进步期刊而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新中国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士，之后进京，之后进入高校，靠着勤奋也靠着人脉，他跻身于中国有名的文人行列。他是他出生的那座县城和省份的骄傲，他的事迹被写进县志省志并作为传奇广为传诵，在他的晚年，当地人甚至考虑为他建一座纪念馆并塑一尊雕像。我姨妈无疑对姨父有着钦佩之情，她之后几十年的生命始终以丈夫为轴心，不惜放弃了自己可能的事业。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位最理想的作家夫人——美丽、优雅、教育良好，更为可贵的是对贤内助的角色全心全意。她对丈夫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由于抗战时期的一次被捕和登报脱党，我姨父被定为叛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揪出来修理一番，“文革”中更是被赶到外地农场，是我姨妈一次次去找丈夫那些最早官复原职的朋友恳求和申诉，才使我姨父回到北京。在我们这种平凡人家看来，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而可歌可泣，可又是什么，让他们的儿子说出了那样让人寒心的话呢？
我姨妈从未讲过她和姨父是如何恋爱的。事实上他们没有恋爱便结了婚。而这介绍人便是那位主编。我姨父当年三十二岁，比姨妈大了十岁，是当时这座院子里的“光棍协会”的会长。现在想来，当那位主编见到我姨妈的第一面，一切便已注定。这位主编和我姨父是多年好友，抗战时期曾一同流落孤岛香港，香港沦陷后又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回内地，共同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对好友的婚事不会不关注。在那时，我姨妈的境遇只是那些奔赴延安的女大学生命运的晚期版本。幸运的是我姨父是个诗人，他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有文化也有名望，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姨妈这位文艺女青年的精神需要和虚荣心。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最初是充满希望而幸福的，在姨妈家里，我看到了姨父和姨妈当年的结婚照，站在一株开满花朵的老槐树下，年轻的姨妈站在姨父前面，一根粗粗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而姨父却不苟言笑地昂着头，一副为尊者矜持而意气风发的模样。姨妈是否知道自己有着惊人的美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姨妈曾告诉我，新婚之际姨父曾带着她去拜见一位著名的画家好友，那位好友在见到姨妈的第一面就惊呼：蒙娜丽莎！
作为蒙娜丽莎的我的姨妈，是否能得到她所希冀的幸福呢？
这一年，我为了写一篇文章，翻阅了大量《新文学史料》。我在一篇回忆抗战时期逗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的文章中看到了我姨父的名字。这毫不奇怪，我知道姨父确实有过这一段历史。让我吃惊的是，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毅人带着丽莎也常来，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满月，而毅人的诗集在香港已经有了新版本，可谓春风得意……
毅人就是赵毅人，是姨父在抗战期间最著名的笔名。《毅人诗集》《毅人诗歌初集》是当时文艺青年私下传抄颇广的进步作品。在某大学图书馆里，我曾经仔细研读过这两部纸张泛黄的小册子的原版，它们共收录了姨父在1937年到1945年间创作的六十多首诗歌，比如《高粱红了》《黄河的呐喊》《在太行山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又被重印，前面还加上了姨父年轻时的照片和新写的再版序言，对这两部作品的诞生和重印过程做了叙述。照片中的姨父站在香港某高楼前，穿着呢子西装，头发亮亮地梳在脑后，和当时上海滩最年轻英俊的明星很是相像。而拍这张照片的人，正是《新文学史料》那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同样资深的文艺理论家，我姨父的好友。可惜的是，此人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我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作者的亲属——他的儿子，以确定文章中的毅人是否是我的姨父，回答是肯定的。我问能否找到他父亲和赵毅人在香港的照片。几经辗转，我得到许可，看到了一张珍贵的、被小心挂在镜框里的合影。
你再晚几天来就看不到了，我们已经决定把它捐给现代文学馆。那位儿子说。
我仔细看着那张照片。一群人站在一座楼前的合影。那座楼我认出来了，正是我姨父单人照中出现过的大楼——尖顶，西洋式风格，也许是个教堂。很可能，姨父那张照片和此照片拍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因为在那个年代拍照的机会不像现在这么多。在照片中，我看到了不少名人，其中包括那位主编，也看到了文章的作者和我的姨父，他们并肩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我搜寻着照片中的女人。有三个女人，占据前排正中的位置。除了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外，另外两位很陌生，名字无从查考。我问那位儿子，可知道他父亲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叫丽莎的女人。让我失望的是，他摇摇头说，这得问我爸爸，他的那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们也不问。若是我妈在，大概还知道一点，可惜，她也不在了。
这个叫丽莎的女人是谁？为什么姨父的文章里从未提及？姨妈是否知道此事？就在我思忖是否该向大成直接摊牌求教的时候，大成自己找来了。
下面的故事便是大成在彻夜长谈中告诉我的。
9
“文革”刚开始不久，大成正上初中。一天清早，姨父外出上班了，只有姨妈带着孩子们在家。门突然被撞开了，几个穿着草绿军装的年轻人闯进来。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头青年，络腮胡子，满脸横肉，手中提着一根带铁扣的宽皮带，一进门就径直朝里屋走去。大成和弟弟大康正在起床穿衣，眼睁睁看着几个人挥舞棍棒，把家里的花瓶、水碗、鱼缸、镜子、书柜门砸得粉碎。接着他们看到母亲被揪住头发从里屋拽出来，推搡着跪倒在两弟兄面前的青砖地上。
你给我跪下，跪到这里！那青年喊，脸上蒙着一层发黑的雾气，鼻翼、眼睛下面全是青的，大成在很多年后才知道那就是“杀气”。带着杀气的青年上下打量着姨妈，脸扭歪着，一颗侧面的牙露出来，好像咝咝地牙疼。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赵毅人的老婆？
你是谁？姨妈反问。
你问问那个浑蛋赵毅人就知道了，青年说，把东西拿出来！
老大，稍等片刻，正给你造着呢！里屋传来回答声，夹杂着滴滴答答的撒尿声，之后一个小个子出来，手里拿着里屋的尿盆，放在姨妈面前。尿盆里面是黄黄的尿液，还漂着泡沫。
这是给你喝的东西，年轻人说，这是给你这个臭婊子专门预备的东西。你不是美得很吗？你不是个仙女一样的人儿吗？你今天就给我喝了它，喝！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姨妈说，我和你无冤无仇……
有没有冤仇我自己知道！那青年吼叫起来，抬起胳膊一耳光，姨妈的半边脸肿了；仿佛这样打着还不过瘾，他一手揪住姨妈的头发，一手左右开弓地打着，姨妈的脸瞬间肿胀了起来，鼻子流出了丝丝缕缕的血。
你不喝，啊？你也知道这东西很臭，啊？可你就配喝这种东西！你就配喝这种东西！年轻人扯住姨妈的头使劲往尿盆上撞，尿盆倒了，尿液流了一地，姨妈的头在流着尿液的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头发被尿液濡湿了，一绺一绺的。
这个臭婊子骨头很硬啊，啊？你是怎么管你老头的，啊？你干吗要他去祸害别人，啊？看你养得白白胖胖，小日子过得不错啊，我要叫你过不成！我叫你过，我叫你过……
他撞着姨妈的头，一下一下，伴随着咒骂的节奏。
弟弟大康突然冲了过去。这年幼的孩子扑到那个正揪住母亲头发的青年身上抱住他的胳膊又拽又扯又咬；而此时大成却完全吓傻了，直到弟弟被那人扔到地上时才醒悟过来，他冲上去拉回了他，紧紧把他护在自己怀里，那人喊道，给我打死这个小兔崽子！
姨妈挣扎着爬了起来，她扑过去抱住那人的腿，哭着喊道：
你打我吧，打我吧！别打我的孩子！别打我的孩子！
大成记不清这次暴行是怎么结束的了。是另一个房间里的小登和小亭叫来了邻居，还是邻居们冲进来干预了？他只记得小登小亭嘤嘤地哭着，房间里有很多人，邻居王阿姨拉开抽屉寻找棉球和红药水，而自己和另一位邻居扶起躺在地上的母亲和大康。大康流着鼻血，母亲的脸像被蜜蜂蜇了一般的青紫，头顶血肉模糊；而在被尿水打湿的地面上，挂着一片惨白的，带着黑发的血肉，那是母亲的头皮。
大成说这次暴行让他记忆深刻，不仅由于它的突然，更是由于它的不明原因。不仅他，就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这伙暴打他们的人到底来自何方，出于什么目的。早在一个星期前姨父的办公楼前就出现了大字报，说姨父是叛徒，右派分子，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间谍和特务，但今天闯进来的这伙人却没有提及姨父任何政治上的罪名，他们似乎是冲着姨妈来的，其举止更像是要报某种私仇。而这私仇的起因，就是我的姨父赵毅人。
姨父那天晚上回家时，天已经黑了。他提着黑提包，像往常那样缩着肩低着头，帽檐压得低低的。一进门，便看见姨妈头上缠着纱布，肿着脸，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姨父看了妻子一眼，便站住了。孩子们，小康和小登正在做作业，都抬头看父亲，就连一向爱撒娇的小亭此刻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扑过去抱他，而是站在门口看着他。大家都看着他，等待着。
然而他没有反应。他的眼睛很快从妻子头上的纱布移动下去，盯着自己的鼻子尖，就仿佛妻子头上不是带血的纱布而是一块寻常的花手绢。他将黑提包挂在墙上，转身，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大成不甘心地走到书房边，想看看父亲在干什么。他觉得心思细腻的父亲不可能没看到母亲肿胀的脸和头上的纱布，事实上父亲还没推开家门就听到了邻居们对今天发生的暴行的汇报，邻居们的声音很大，就连屋里的大成都听见了。大成想，父亲一定十分难过。他也许在哭，在私下里偷偷哭，而且，联想到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他一定内疚得厉害，想死的心都有。为此大成想到了如何安慰父亲。他走到了门口，轻轻推开那门。他看到，父亲正坐在桌前，干着什么。
父亲在刻着一方印章。他戴着显微眼镜，拿着一支精细的刻刀，在一方寿山石上刻着印章。他眯缝着眼睛，神色平静，一如往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