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叶兆言小传
叶兆言，男，1957年生，江苏苏州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后羿》《驰向黑夜的女人》，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旧年人物》等。其作《追月楼》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马文的战争》《美女指南》分获《小说月报》第十、十五届百花奖。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家庭烦恼谁也避免不了，每当心情不太好，为生活琐事郁闷，尤其和老婆拌过嘴，陷入了都不想搭理对方的冷战，我便情不自禁想起林放当年离婚后的那种快乐。那种被解放了的快乐难以言表，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羡慕，都会被他内心深处的喜悦打动。鳌鱼脱了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林放最著名的一句话，大丈夫何患无妻，离婚从来不等于世界末日，当然他的话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著名版本：
“男人嘛，怎么能不离一次婚？”
后来，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林放的人生哲学中，又增加了一句至理名言：
“男人嘛，要想有那么点出息，你恐怕还得坐一次牢。”
时间回到一九八六年秋天，距今已快三十年，我们几个写小说的朋友凑一起，在湖南路上一家叫黑森林的餐厅请林放喝酒。那时候，身边的人好像都没什么钱，轻易也不敢上馆子，只有遇上谁发表文章，混到了一点小稿费，才会去馆子庆祝一番。林放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离婚了，从道理上来说，心情肯定不好，情绪一定低落，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我们便在背后替他瞎操心，决定趁机聚会一下，毕竟也朋友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干脆请林放喝个酒，好歹也安慰安慰他。
林放是我们那文学小圈子里第一个结婚的人，第一个离婚的，当然，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小说的，而且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上。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都觉得他会因为离婚很沮丧。林放的前妻李明霞是个干部子女，人长得又高又大，虽然不能说是沉鱼落雁那样的绝色美女，起码也是相当漂亮。当初林放不顾一切地追求李明霞，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勇气，都觉得他会碰壁，都觉得这事不太可能，没有太多现实性。结果碰壁归碰壁，有一度可以说头破血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心想事成，硬生生地把李明霞追到手，高高兴兴抱得美人归。
外面都在传说这家馆子价格很贵，很能宰人，吃完结账常会吓人一大跳。本地创办不久的一张晚报曾以《黑森林真黑》为题，发过篇幅不短的报道予以揭露，可能因为这原因，他们对文化人心存戒意，态度不太友好。林放那天来得最晚，我们点好了菜恭候大驾光临，却迟迟不见人影。那时候没手机，也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女服务员不停地过来催促，问什么时候能上菜，我们只好一个劲儿地往门外看，连声说等等，再等一会儿。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姗姗来迟的林放终于出现，他一脸快乐地走了进来，毫无歉意地看着我们，说，你们怎么选中这么一个地方？
早已不耐烦的女服务员脸色很难看，白了林放一眼，噘着嘴说：
“现在总可以上菜了吧？”
我们也顾不上与林放再敷衍，齐声说：
“上菜，现在就上，赶快上。”
喝什么酒已记不清，说过些什么话也忘了，能记住的只是林放的春风得意。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头到尾，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说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几年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的光环不复存在，那时候他已经不怎么写小说了，兴趣早已转移，很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正等着他去完成。林放的这次出场，只是给大家传递了一个最简单信息，原来离婚也可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快到了结账的时候，女服务员面无表情地送账单过来，我们中间有个比较认真的人接过账单，很仔细地看着，核了一下价格，一边看，一边咂嘴，然后嘀咕了一句：
“×，真他妈不便宜！”
我们七嘴八舌，都说给打个折，零头免了吧。女服务员面无表情，根本不愿意理睬。林放掏出一本红色的特约记者证，对女服务员亮了亮，说去跟你们老板招呼一下，商量商量，告诉他今天有个晚报的记者在这儿吃饭，让他打个折怎么样。女服务员不屑地看着林放，说我们这儿不打折。林放说，这事你说了不算，去跟你们老板说。女服务员扭头走了，不一会儿，老板一本正经地出来了，非常诚恳地问哪位是记者同志，点头哈腰地又问菜肴味道如何。我们异口同声，一边将林放推出去，一边称赞说菜还不错，说厨师手艺很好，只可惜价钱稍稍贵了一点。老板看了看林放，说能觉得菜不错就行，我这儿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质量，如果是别人，我真可以给你们打折，是晚报的记者，这个就对不起了，我是一分钱折扣也不会打。
老板的话是存心让林放下不了台。老板又说，我这儿就是不给报社的记者打折，不打折就是不打折，你们总不能为这个再投诉我们吧？别人都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做生意的都害怕你们，我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他这么气势汹汹地一说，我们都有些不太高兴。首先，我们也不是什么记者；其次，聪明反被聪明误，林放那个特约记者证本来就是蒙蒙人的，现在既然蒙不了人，那就什么都算不上了。事情到这一步，犯不着跟餐厅的老板斤斤计较，立刻把钱付了。说好是大家请林放，来了七个人，除了林放，剩下的六个人掏腰包平摊，当场把账结算清楚。林放有些不好意思，说怎么是你们几个请我吃饭呢，应该是我来请你们。你们想想，我终于把婚离了，终于离了，这可是件大好事，应该好好庆祝庆祝：
“喂，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说的可是真话。”
二
我和林放最初是通过上夜校认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老师，正经八百地教过我。一九七七年，我在郊区的一所夜校上课，林放是教我们作文的语文老师。按说也没比我大几岁，可是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给人的感觉，写作方面非常有才华。确实很有才华，印象最深的是讲解鲁迅小说，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让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要点，明白了鲁迅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明白了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同时，也开始明白还有哪些不足。
那时候，林放是一所中学的语文代课老师，不是正式编制。能够谋得这份教职，缘于几年前的“批林批孔”，他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大出风头，得到有关领导高度赞赏。在夜校也是兼职，很快高考恢复了，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临考前夕，他的作文课人满为患。林放是我见过的命题作文高手中顶尖人物，他教我们怎么猜题，怎么审题，怎么套题，怎么出奇制胜，怎么让改作文的老师眼睛为之一亮。林放还能写一手好字，在书法上下过功夫，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坐下面的女学生便不住地咂嘴。记得当时有一本油印的作文选集，里面收了他写的二十篇范文，在当年，这本集子就像高考秘籍，足以应付各类可能出现的作文命题。
我和林放一同参加了高考，恰巧又在同一个考场。那时候刚恢复招生，只要是个学校就是考场，就人满为患，有太多的人参加考试，很多届的学生都挤在同一个战场上拼杀。南京天气又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考生们挥汗如雨，一个个都跟洗桑拿一样。记得考完语文后，灰头土脸湿漉漉地从教室出来，远远看见林放正在那边与人高谈阔论。他伸手招呼我过去，问考得怎么样，问那几个病句是不是都改对了，作文有没有走题。我脑袋晕乎乎的，基本上属于一种中暑状态，甚至都记不清刚考过什么。
结果让人十分意外，林放居然没考上大学。这说明考试貌似相对公平，可是仍然会有人才流失。也许其他课目没考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譬如政审什么的，反正高考落榜从此成了林放的一个心结，提到了就特别窝火。多少年来，我一直是他举例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不得志，在爆出了一句粗口之后，他常常会很幽默地再补上一句：
“我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我，他的辅导老师，却被无情地拒绝在了大学的门槛之外。”
第二年，林放干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不幸地又一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更加冤枉，他进入了复试，是口试，根据那时候惯例，进入复试的人基本上都会录取，可能他太狂妄了，口出狂言，把人家给狠狠地得罪了，弄得考官很不开心，结果就自食恶果。考的是文艺理论，林放只顾自己满嘴跑火车，一个劲儿光知道卖弄，大谈“车别杜”，也就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许早就明白口试一定会跟他讨论这个，林放做足了准备，俄国人名字都很长，长长的一大串，他故意跟人家玩深奥，一说起别林斯基，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基·别林斯基”，一提到杜勃罗留波夫，就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卖弄很像我们小时候看了电影《列宁在1918》，都喜欢卷着舌头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其实这称呼也是小孩子的想当然，“列宁”只是笔名，列宁的真名应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口试中，林放竟然与考官为“车别杜”的排名争论起来，他坚持认为应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放在别林斯基前面：
“别林斯基确实也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要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略差一点，毕竟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部很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和没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呢？”
林放属于那种在哪儿都有气场的人物，在什么地方都能反客为主。考官的脸当场气绿了，据说这家伙曾正经八百地学过俄语，开口闭口全是别林斯基语录，动不动就是“艺术是形象思维”，文学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可硬是被林放的狂妄吓得不敢开口。眼前的这位考生完全忘记了身在何处，根本不把他这个考官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忍无可忍的考官总算想到一句别林斯基的名言，可以用来回击林放，可以很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太好了，我想它是可以击中一个人的要害的。”
林放意识到不妥的时候，事态已无法挽回。他注意到了考官脸上的不屑，突然想到自己命运还掌握在这个迂腐的家伙手里。醒悟也来不及了，林放遇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已经被击中了要害，考场上的过分张扬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嘴上讨得的便宜最后让他吃了大亏，临了，他是唯一一位复试被淘汰的考生。教训很深刻，代价很惨重，这件事对林放的打击不大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算被录取了，跟着这样的导师学习也是无趣；说不小，是因为工作还没有正式落实，他仍然还是工人编制，仍然还是“以工代干”的夜校兼职老师。如果被大学录取，这一切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
差不多是在同时期，林放开始狂写小说，如痴如醉，连续不断地向本地的几家文学刊物投稿，一次次被退稿。接着，他又向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轮番发动进攻。《上海文学》没有理睬林放，《人民文学》却在退了几次稿子后，刊用了他的一篇小说，而且是放在头条位置上隆重推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非常引人注目，非常轰动，从此林放在文坛上便有了点声势，所谓一登龙门，立刻身价百倍，毕竟《人民文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我认识的一批文学青年中，林放是那种多才多艺的人，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会拉几下二胡，还会画画，新诗旧诗都能来几句，现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高大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学成了最大时髦。因为进了中文系，因为赶上了文学热，我免不了也跟着瞎起哄，追随班上同学一起学习写小说，写了便向林放征求意见。说老实话，林放不仅是我的语文老师，辅导我如何顺利地通过高考，他还教我怎样写小说。是林放最先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记得当时大学校刊拒绝刊登我的一篇小说，弄得很没面子，让人垂头丧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被这种微不足道的退稿击倒。他说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你要用这个来励志，要把这事当作起点，要用你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要让有些人明白，要让他们明白当初的拒绝是多么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