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航运业的发展催生了上海最早的社团组织——商船会馆，以联谊感情、沟通商情、规范竞争。商船航运业的兴起开始不断吸引外地客商常驻上海，这是上海早期的商业移民。外地移民陆续建立服务本籍移民的会馆，如泉州会馆、潮州会馆和浙宁会馆等。
商船要雇用大量水手。商船与水手是一种雇佣关系，商船通过税牙向客商揽载货物，赚取运费，一年往返可得千余金，少则数百金，而一名水手的分红可得二三十金[21]。在商船和漕运的水手中也存在竞业的关系，为了竞争的有利和得到某种保护，航运水手也组织或参加某些行帮组织。如，在运漕粮的沙船水手中，存在着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行帮组织——青帮。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上海逐渐形成了装卸行业。当时船舶主要停泊在今十六铺一带的江面上，江岸有十多处石砌的踏步式码头，大船不能靠泊，须用驳船卸货，仓库一般离码头较远，因而出现了驳船工和脚夫。这些体力劳动者，一类是兼充官徭（由官方雇用的劳动力）的。他们分帮把持，划地为界，不许外来流民染指。另一类是外来“流民”。他们为牙行铺户搬运客商零星货物，按件计价，如台糖上力八文，下力十三文；广糖上力四文，下力七文；烟箱每担上力六文，下力七文[22]。这样，在船舶装卸业中逐步出现了“脚头”的角色，他们控制或操纵码头货物的装卸。“脚头”相似于后来形成的帮会的头目，管理装卸散工的秩序，也榨取搬运工人的劳动价值。
与航运业发展相伴随的是，物流频繁、市场扩大，客商云集、竞争增强、不可预测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变得复杂多变起来。安全稳定、竞争有序的社会环境，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封建社会的政府管理是很难跟得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脚步的。于是，各籍、各业商人相继建立会馆、公所等社团组织，以维护自身利益、维持市场秩序。
三、商品交易扩大与钱业公会
随着棉纺织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以棉纺织生产、贸易为中心的市镇居民点不断增多。有学者研究统计，宋元以前上海地区的市镇不过十数个，明正德年间增至37个，到鸦片战争前夕，新增的大小市镇已达到150余个，市镇居民绝大多数是工商业人口，多者数千户，少者几百户，农业人口明显下降[23]。地处“浦流江汇”的上海县城一带，更是人烟稠密，商业兴隆。港岸边出现了许多由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洋行街（今阳朔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办理钱币兑换、存放业务的金融机构——钱庄业也兴旺起来。为了协调钱币兑换与存放利率等金融秩序，顺利开展钱庄之间的业务交往等，成立了钱庄业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该公会集银一千两，买下晴雪堂房屋（在今豫园内），作为会所。从这年到嘉庆二年（1797年），参加该公所的钱庄达149家[24]。
鸦片战争前夕，以商业性农业、棉纺织业和航运业为基础的上海地区的经济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尽管它还未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但自然经济的基础已开始瓦解，商品经济不断趋于扩大，商业资本日益渗入生产领域，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和航运业中已经逐渐产生，并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5]，而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头。商贸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引起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分化，一方面孕育着新的社会组织来维系、规范、推动社会各方利益的实现和发展。
第二节 开埠后的冲击与发展
开埠以后，上海经济社会在客观上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外部条件[26]。上海的大门虽然是被侵略者用炮火轰开的，但是，硝烟过后，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经营方式的洗礼，从此风气渐开，开始挣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文化逐步更新，市场竞争意识逐步增强，经营方式更加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放眼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洗礼是严酷的。外国资本和人员以不平衡的经营和身份优势进入上海，并以租界为据点，以财富为目的，在上海进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贸易、投资、冒险及投机的活动。外国商人、传教士、冒险家，甚至落魄汉都一起涌了进来，对近代上海发展形成巨大冲击。
一、冒险家的乐园与行业公所、帮会组织
外国商人、冒险家来到上海，首先建立起各种洋行，以便从事各种开发和商业活动。开埠之初的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设立了11家，十年之后达到120多家[27]，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这些洋行都抢先租占黄浦江沿岸的土地，以至后来的外国商人无法插足只得向西扩展，无形中使沿江一带成为前街，离江稍远的地区成为后街。
1847年上海常驻外侨108人，到1850年增至143人[28]。现在看来，数目不多，但在封闭的封建社会，与洋人为邻，他们的行为习惯和做事方式无疑对华人具有强烈的冲击。他们最初居住在南市城外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到40年代末陆续搬进城外原本荒芜的租界。他们开始经营外滩，并逐渐向西扩展。包括今天外滩的租界原来只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江边只有一条船夫背纤的狭窄走道。开埠以后，先铺了一条用煤屑、炉渣、卵石等铺筑的临江大道。到19世纪50年代，外国洋行、银行陆续在外滩设立营业所，在外滩建筑了一些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二层洋房，以及他们所属的仓库、堆栈和码头等。
1850年，英国一些洋行的大班按他们的生活方式，联合成立跑马会，占五圣庙（今河南路、南京路拐角处）附近的80亩土地，辟作花园，并在花园东南处设置了一所抛球场，围绕花园筑成一条专供跑马的跑道，举行春秋季的赛马比赛。每逢赛马之期，吸引很多人都来参观，这里成为英租界最早的游乐中心。由于生活和享乐的需要，他们还于1848年成立了上海图书馆，1850年创办了英华书馆，同年，又创刊《北华捷报》。他们还组织两个名叫“浪子”和“好汉”的剧团，经常在洋行货栈里举行演出。1852年，外国商人联合商船水手，在黄浦江中举行划船比赛。这些对华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总之，随着西方殖民者的纷至沓来，上海的面貌和社会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兴隆的上海城厢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原本荒芜的租界的日益繁荣。西人正在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冒险家的乐园”。
开埠以后，洋行贸易对上海地区的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的外贸迅速增长。开埠的最初六个星期里，就有七艘外国商船驶入港口。第二年即1844年，共有44艘外国船只进口，载重量为8584吨。1849年，进口外船增至133艘，载重量为52574吨，其中英国船94艘，载重38875吨，美国船25艘，载重10252吨，其他国家船只共14艘，载重3447吨。1852年的最初九个月里，进口外国船只达182艘，载重量78165吨，其中英国船103艘，载重38420吨，美国船66艘，载重36532吨，其他各国船只共13艘，载重3213吨[29]。在进口商品中，毛织品和棉织品占有极大的比重，1845年，仅各式布匹一项，就进口1440062匹，价值1121190镑[30]。巨量棉毛织品的输入，首遭其害的是上海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据当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捐税）横暴，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31]又载，“我邑（上海县）濒海，多沙地，棉花实所宜种以此作布，利倍于粟，真美利也。比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盛行，而木棉顿滞，盖亦一厄云。”[32]外国商品的猛烈冲击，使上海城乡手工业日益走向衰落，只能被纳入外国资本主义市场，或破产，或作为原料供应，或经营洋货买办，或改弦更张实行机器生产提高效率和质量，或为城市市场服务，如，从种棉到种菜，搞养殖业等。
另一方面，在“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下，洋外国人的税额负担相对于我国民族商品的税赋要轻得多，这就扼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经济。同时，也令国人反思，刺激民族工商业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洋行贸易的冲击加剧了市场动荡，促使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抛业进城寻觅生活，成为帮会团伙的后备军。处于勉强支撑的业主则组织起来，“抱团”求生，同业公所逐步诞生。1868年成立的上海苎麻业公所碑刻资料记载：“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者，惟其对于内则精益求精，对于外则同心同德故也。而吾国商人积习相沿，但知各图利益，不思合力竞争，欲求人和，亦难矣哉！”希望建立公所能领导同业“筹进行之方，图生利之策，协力经商，同心御侮”。[33]
在外国输入上海的货物中，鸦片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外国商人、冒险家一开始都是为从事鸦片贸易来到上海的。怡和、旗昌、颠地、沙逊等洋行都是进行鸦片贸易的重要据点。最初，鸦片进口是以走私方式进行的，由配备武装的海盗船只运到吴淞，卸到趸船上，然后空船进港，与上海烟贩谈妥生意后，再去趸船提货。这样的贸易方式一直延续到1858年鸦片被改称“洋药”，列入“合法”贸易的范围为止。许多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因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大发横财。鸦片贸易也催生了近代上海黑社会这一民间组织的变异体。
鸦片买卖滋生贪婪、堕落和犯罪组织。一些不法中外商人网罗地痞流氓暴力垄断鸦片销售，在租界开设赌窟、烟馆、娼寮等糜烂场所。这对社会造成极坏影响，城市流民和无业者结成的聚赌团伙、诈骗团伙、偷窃团伙、乞丐团伙等带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开始蔓延。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维持妓院“正常营业秩序”的流氓团伙。这些黑帮团伙的滋生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上海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没落转型的恶果。
在外国工业品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也源源出口。据统计，上海开埠后由外商直接操纵的出口贸易逐年扩大。1844年出口货值487528镑，1845年增至1344650镑，到1853年出口货值更高达5381000镑。在出口货物中，最主要的是丝和茶，1850年，丝占上海港出口货值的52％，茶占46％。[34]马士写道：“中国丝产量最大——在当地差不多全部产区——而且质量最好的产区，都是在一个一百英里稍长些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东北端便是上海。因此，在内地税方面即使占不到什么便宜，产品却流向这个港口。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35]
由此可见，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分解作用。它一方面破坏了作为自然经济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小手工业，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上海地区城乡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和商品市场的扩大，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
外国廉价纱布充斥市场，使专事纺织的农民无纱可纺，生计日绌。由于外国航运业的排挤，沙船业陷于困境。于是，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水手、破产的农民纷纷涌入上海，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当时有很多外地水手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流落在上海，如，广东人就有八万，福建人也有五万。由于城市的就业容量有限，他们很难一下子找到固定职业，就在城市中流浪，为各业提供了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帮会甚至黑社会组织吸纳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当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有效保障和安全的需求时，社会就会进行自行组织，寻觅保护，争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