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贸行业的增多与同业团体的建立
开埠以前，上海虽然已是樯桅林立，商贾辐辏，但主要限于国内埠际之间的贸易，对外贸易只在较小范围之内间接地进行。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重心自广州口岸北移，上海的商业贸易便逐渐从原来基本属于封闭性的内贸型市场转变为开放性的外贸型市场，进出口商品贸易的总值与年俱增。开埠后的第三年，即1945年，英国经由上海输入中国的商品和从上海口岸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比上一年增加63.8％；到1853年和1856年，更分别比1844年增长2.6倍和5.7倍[36]。在后来若干年份，依旧保持着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上海进口与出口贸易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尤其19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大。1892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65年增长1倍以上，1898年比1965年增长2倍多，1902年比1865年增长3倍多[37]。
上海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导致外国在沪洋行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企业大批设立。这类商业企业，集中于上海县城以外的北市租界地区，因而使当时“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新兴起的北市商业“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例利者也”[38]。
20世纪初，上海租界地区发展起来的以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为业务的各类商业企业，据有关资料反映当时各业行号登记数字，约在千家以上，其中较大的行业有700余家。其中，洋杂货、五金煤铁、洋布业等进口洋货业商业企业最为活跃，煤油、颜料业逐步从洋杂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型的商业。出口方面，除丝茶业外，一些新起的土货出口业，如皮货业、蛋业、油麻业等开始跻身于对外贸易行列。还有一些适应对外贸易需要而创设的新行业，如报关、揽载、出入口货行、保险等业也相继应运而兴。这些新兴行业大约也有千家左右，在当时上海对外贸易活动中形成一个新的商业群。
这些新式商业企业的产生，显然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它与旧式商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其区别在于旧式商业仅仅活动于简单商品的流通领域，充当买卖双方的中介人，通过贱买贵卖或依靠商业投机来赚取利润，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经营活动的新式商业，则作为产业资本的独立部分，在流通领域内独立行使其商业资本的职能，实现和分割产业资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其经济活动，无论是代洋行收购土产投入世界市场，还是为洋行推销洋货，分沾资本剥削余沥，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范围看，同样属于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流通环节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内市场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范围，迫使中国的商业资本在本国产业资本振兴之前不得不从属于对华经济渗透的外国产业资本，使之在外国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承担商业资本的职能。这种资本职能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企业的经营中尽力增加资本的周转次数，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使经营的商品适应市场需要，扩大市场的营销范围，以实现从流通中取得更大的价值。为此，它需要对外开放，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冲破各种条条块块的市场分割和陈规旧矩的束缚，谋求加快资金周转、增值利润的革新活动和实际成效，以及建立能够适应社会活动需要、对整个商业环境进行维系、联络、协调、组织、指导和推动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新的社会团体。
20世纪初前后，有实力的新兴外贸行业建立了同业团体以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如，洋布公所、五金木器洋货公所、洋货九业公所、震巽板业公所、报关业公所、东庄同业公所、蛋业公所、桐油苎麻公所、木商会馆、茶业会馆、丝业会馆、绸业公所、铜锡公所、书业公所、纱业公所、裘业公所、钱业会馆、振华堂洋布公所等等，会员至少包括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企业716家。[39]同业团体的建立是在“世界潮流趋新革故”的新形势下，“一遵新法，俾洽时宜”，并“重订规则”，宗旨在于“联络同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以巽同业之发达”。[40]
三、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社团的联合
开埠后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县城外的洋泾浜以北取得了近代上海的第一块外国“租界”，不久后，1848年美国获得了虹口一带的美侨“居留地”，1849年洋泾浜与上海县城之间的一片空地为法国“侨商所用”。英、美、法租界原本都是沿江的沼泽地或人居稀少、相对的荒凉的城外空地，划为租界后，外国商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1]，这个“世界”很快大大超过了旧的上海县城。
首先是英法殖民者雇用大批中国劳动力将芦苇丛生的外滩开拓营建为上海的一条崭新的特殊地带。他们在租界筑建宽阔的道路，设立洋行，整治环境，建立公用设施，还开辟游乐园地等。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洋人感到房地产及商业利益后，允许“华洋杂居”，租界利益明显升值。随后，三租界以越界筑路和胁迫的手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19世纪60年代初，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开始越界筑路，圈入相邻的大片土地进行开发。90年代，公共租界强行扩张两次得到近三万亩土地。1898年和1914年法租界两次扩张获取一万三千多亩土地。这时租界面积共达到近五万亩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从房地产投机事业中获取巨额利润，在扩张的土地上征用大量中国劳动力，建造房屋，开辟街巷，扩大建设规模，设立商业铺面等。租界的大扩张使上海城市的规模加速向外延伸。
租界的大扩张，刺激了华界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闸北地区得以开发兴起，县城和南市也逐步改造扩大。1912年，上海县城的城垣最终被拆除，随着这一历经350多年封建统治象征物的倒塌，上海的租界、南市和闸北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融合成近代中国的第一大都市。
城区规模的扩大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给工商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带来复杂的挑战，引起各界工商业社团的联合趋势。到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许多全行业或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会。如出口各业公会、银楼新同行公会、银行公会、运输同业公会、绸绫染业公会、五金工会、华商杂粮油豆饼公会、华商织袜厂同业公会、旅沪浙江渔商公会、铁业公会、全皖旅沪米商公会、卷烟同业公会、江浙丝绸同业公会、潮州糖杂货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等。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电业联合会、中国棉业联合会等更是实力较强、社会影响广泛的联合团体。
第三节 移民人口的膨胀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育的另一重要条件。除因经济发展而吸纳的人口增长之外，近代中国的几次战乱，像1853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期、北方义和团运动时期、军阀混战时期、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1946-1949年内战期间，上海城市人口出现了突发性的大增加。
一、近代上海人口增长的概况
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江浙一带的富户豪族及大批民众络绎不绝地向上海避难求安。时记“粤匪陷金陵，其后狼奔豕突，蹂躏十余省，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其在江宁也约千里，乡人昔懋迁于此者有之”，“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故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42]随着太平军向上海逼近，先是镇江、扬州富户携资远徙，一时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43]。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旋及苏州，十去其七，渐及上洋”的人口流动潮流[44]。
继攻占南京以后，太平军又连下常州、无锡、苏州诸城。史记：“苏城失守，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预为浮海之计”[45]，形成了“苏省新属官僚，皆集上海城内”的局面。其中著名的有江苏巡抚薛焕、苏州知府吴云、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庞锺璐、帮办杨振甫等大官僚。跟随大官僚远逃的是富户大族。其中有著名的地方富绅潘曾玮（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木渎（苏州一城镇）的冯桂芬、苏常地区的席立功、周韬甫等。浙江的情况也是如此，杭州和宁波被太平军攻占时，大批人涌向上海，钱庄和商人都到上海避难，“此际富商多受厄，难民逃循似禽飞”[46]。
由于在近代多次战乱及上海工商业的发展，而引起上海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是世界罕见的。据统计，1852年至1949年，上海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口500万人。同期的国内城市南京和北京近百年来的人口增长数不过1～2倍。同期，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大城市，亦远不及上海人口增长。[47]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的超常增长，加速了城市阶层的分化组合，各种人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必将产生新的变化。
二、阶级分化与民众社团的形成
民众社团，是民众，特别是劳动阶层以争取本阶层利益为纽带建立的社团，它不同于社会上层人士把控的社团。具有民众自觉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是在工人和职员阶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同于农村乡绅和农民分层的情况，近代上海各类移民，在城市中重新分化组合，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像买办、民族资本家、工人、职员、商贩、个体劳动者等等。
买办是半殖民地的产物，在近代上海城市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买办在旧上海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其经济地位却十分重要，而且上海的买办占全国职业买办总数的比重极高，近代上海的很多社团组织都有他们参加。早期上海的买办以广东籍人居多，以后江浙一带的富户大族也相继充当买办，上海的商人也有发展成买办的。职业买办不仅在商业和金融业等行业成为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还通过他们的资本积累，相继投资于上海的商业、工业和其他行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其中也有不少职业买办因受到西方殖民者的赏识，代表租界中的华人势力参与城市管理。
比买办人数更多的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20世纪以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共5万多人，占上海人口总数虽然只有1％[48]，但它在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民族资本家是近代上海工商社团的主要成员。
比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的是工人和职员。工人主要是指在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职员则是以其专业技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服务人员。上海的工人阶级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40年代，它就在外资在沪开设的企业中产生，以后又随着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企业中壮大。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的工人和职员人数为122.9万人左右，占全部人口的30％左右（解放上海时，有大批外籍人口离沪回乡，上海人口降低了不少），占就业人口的72％，是上海城市经济活动最大的群体。[49]
广大工人阶级和职员在阶级觉悟之前，是缺乏自觉组织意识的分散群体，一般情况下加入同乡会之类的社团，以个体身份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或依附于各籍商帮，或依附于帮会组织，总体上没有建立独立的社团。
1919年“六三”之后，在历史的大潮中，劳动阶级受到启蒙，开始树立自觉的阶级意识，工人等民众团体建立起来，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社团的建立，焕发出空前的历史动力，成为一支左右历史方向的力量，从此近代上海发展迈入新的发展轨道。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众社团，打破了原有的城市秩序格局，变革旧秩序，推动历史前进，是创造新秩序的力量，是历史的进步力量。
三、移民城市与社团现象
近代以来，来自于世界和全国各地的人们到上海创业、谋生、冒险、避难，最终留下来在这里生活。近代的上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城市，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不但人口的籍贯遍及于全国地，而且非本籍人口远远超过了本籍人口的比例。这种情况与近代我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有着显著的区别。我国其他城市或地区一般是本籍人口多，非本籍人口少，而上海则恰恰相反。
籍贯的多样性，各有一定规模，就形成文化的多样性。利益主体在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利益角逐中，首先会以文化为核心联结起来，形成各籍会馆公所或商帮，成为移民城市中重要的民间团体。
随着各籍移民在城市中的逐步融合和利益的行业分割，籍贯色彩会慢慢淡化，行业关系成为工商业者聚合的纽带，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行为，成为从业者共同的追求，以行业为主体的同业公会发展起来。同业公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组织制度上比会馆或商帮更具民主色彩。
工商业的发展造成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同时，社会关系也会越来越广泛。一方面行业社团增多，一方面社团的联合成为必然。多样性的联合社团、跨区域的社团组织随着市场的扩大成为社团发展的趋势。一个分化组合的社团现象，与经济的多元形态是同步的。
阶级和阶层的分化是阶级团体形成的动力，阶级团体的出现使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阶级社团不但要维护利益，而且为了维护利益还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
市民文化的形成会促发文化娱乐社团的出现，诸如各种交谊俱乐部、琴棋书画协会等，是具有浓郁市民色彩的社团形式。
社团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组合。近代上海的经济环境，给创造利益、实现利益、谋取利益搭建了自主的舞台。移民城市相对来说较少有传统文化旧套，自主、自愿的社团便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移民，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进入和扩大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形态。
关系是秩序的纽带，多元的近代上海社团现象把各方关系连接起来，是稳定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