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讶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
神话·迷信·信仰
安安踏进了一座庙，他的眼睛一亮。这是一个充满了声、光、色彩、味觉的世界。道士手中的铃“叮铃叮铃”地响着，嘴里喃喃地唱着说着，和一个渺杳的世界私语。身上的红袍耀眼似光，和神案前跳跃的烛火彼此呼应。
那香啊，绵绵幽幽地燃着，青色的烟在清脆的铃声里穿梭着缭绕着上升。屋梁垂下金彩华丽的大灯笼，香烟回绕着灯笼。
在回廊边的小厢房里，一个红袍黑帽的道士对着床上一套旧衣服作法。那是一件男人的汗衫和短裤，都是白色的。面容忧戚的家属靠墙站着，看着道士摇铃，吟唱——他用哭的声音唱着：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道士拿着一个小碗，往旧衣服上喷水。
安安紧紧牵着妈妈的手，问：“他们在做什么？”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从另一个小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一个脑后束着发髻的老妇人怀里抱着婴儿，婴儿年轻的母亲一脸烦恼地站在一旁。道士手里拿着铃，在婴儿的头上不停地旋转、旋转……妈妈注意到那老妇人发髻油亮光滑，缀着一列润黄色的玉兰花，注意到那婴儿在苦热的七月天里密密包扎在厚毛毯中，孩子的脸红彤彤的，有点肿胀……安安仰脸问妈妈：“他们在做什么？”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安安踏进了一座教堂，他的眼睛一暗。黑暗像一道铁做的闸门，一落下来就切开了门里门外两个世界。门外是阳光灿烂的广场。喷泉的水放肆地冲向天空，又恶作剧地垮下来，喷溅回地上。游人像鸭子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张望，瞪着好奇的大眼，露天咖啡座上满满是人，大人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小孩舔着黏糊糊的冰淇淋。一个披着金发的女孩闭着眼睛，拉着她的小提琴，大胸脯的鸽子展翅飞来，停在她的琴盖盒上。小提琴的声音真像森林里的小河……门里是幽暗的。人们屏息噤声地穿过长廊，通往祭坛，那唯一有光的地方。阳光，穿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在阴冷的板凳上投下那么温暖的光泽。小男孩站在黑暗里，仰头看那扇盛着阳光的彩色玻璃，数着颜色。他看了很久很久。
一转身，他看见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东西，黑幢幢的，他揉一下眼睛。墙上吊着一个人，比真人还要大很多，木头做的。没有穿衣服，只是腰间拦了块布。两手大大地张开，头垂下来。胸膛上全是血，好像还流着。安安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紧紧牵着妈妈的手，用颤抖的、微弱的声音说：“妈妈，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在幽幽的烛光中，妈妈说：“他本来是真的人，但这个是木头做的，是假的。”
“妈妈，”小男孩紧紧挨着，噤声说，“我们出去好不好？他们为什么把他弄得这么可怕？”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出黑暗的闸门，阳光劈头倾泻下来，把小男孩的头发照得晶晶亮亮的。小提琴的乐声从喷泉那边袅袅飘来。
爸爸的大手递给安安一支肥胖蓬松的棉花糖，粉红色的。妈妈其实是有答案的。
那个往旧衣服上洒水的道士，在“招魂”。渔村的人们，靠在大海的脚边生活。深邃奥秘的大海给予他们丰盛的生，也给予他们冷酷的死；大海不欠人任何解释。妈妈曾经在渔村沙滩上看见一条人腿，一条本来可能黝黑结实，现在却被盐水泡白泡肿的腿。
谁知道那条腿属于谁呢？只是有的丈夫没有回来，有的儿子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船。和这些丈夫、儿子有关的人，戚苦着脸，就到庙里头去找那黑帽红袍的使者，怀里夹着一包丈夫和儿子曾经穿过的、贴身的衣服。
那满脸通红的婴儿，大概已经哭闹了一天一夜。他的皮肤上也许长满了一粒一粒的痘子，他的舌头上也许冒出了一层白膜。或许他什么也没有，只是裹身的毛毯太厚太紧，使他喘不过气来。
可是他的“阿妈”认为他身上附了鬼气，受了惊骇。庙里那个镶了金牙的道士会帮孩子“收惊”。出门时，她在怀里攒了一个红包，不小的红包，因为道士在“收惊”之后，还会给她一小包香灰，给孩子泡奶吃下。
那吊在墙上、胸膛流着血的，本来是个“真”的人。他用他特别温暖厚实的手抚摸病人的脸；用他坚定诚恳的声音告诉手握石头的人们，爱比审判重要；用他身上的血和伤痕告诉软弱的人，牺牲有时候比生命还要高贵。
后来的人，不曾亲眼见过他的人，就用各种材料：木、石、土、塑胶……做成他的形像，架在公路边，让开车的人看见；放在山顶上，让路过的人仰望；吊在黑暗的墙上，让忏悔的人流泪。
也让一个三岁的孩子颤抖。
用五色彩石把天上的大洞补起来，将菜园里的大南瓜一指而变成金光闪闪的马车，人淹进水里转化成一株美丽的水仙花……人们说，这叫神话。
摇着铃把流浪的灵魂找回来，念一段经把鬼魂镇住，取一支签把人的一生说定……人们说，这叫迷信。
玛丽亚处女怀孕，基督在水上行走，瞎眼的人张亮了眼睛，坟破而死人复活……人们说，这叫信仰。
神话。迷信。信仰。妈妈没有答案，因为她自己迷惑了。
安安在阳光下舔着粉红色的棉花糖。教堂尖顶上飞下一只鸽子，颈上环着一圈绿光，摇摇摆摆地踱到小男孩脚边。
男子汉大丈夫
安安陪母亲到妇产科医生那儿去做例行检查。
褪下裙裤，妈妈坐上诊台，两腿大大地叉开。医生戴上了手套，取出工具。
“妈妈，”安安在门边说，“我也要看。”石医师看了妈妈一眼，问着：“你介意吗？”
妈妈想了一会，说：“不介意。安安，你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碰仪器。”安安站在医生身旁，仰头，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着妈妈。“石医师，你在干什么？”
医生的手指伸进妈妈体内，安安睁大着眼睛。“我在摸宝宝的头，看他长得好不好。”妈妈的肚子圆滚滚的。听说里面有个小孩，等着出来和安安玩汽车。“石医师，你现在在摸什么？”
主治大夫很和蔼地对安安笑了一下，“子宫呀！子宫就是宝宝在妈妈肚里的睡袋。你以前也在里面睡过。”
“石医师，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小灯。你看，妈妈肚子里黑黑的，我用小灯照一照，就可以看见里面了。”
妈妈斜躺在那儿，听着一老一幼的对话，想起安安爱看的一本书——《人体的奥秘》。安安把手指放在图片上，嘴里喃喃自语——“吃的东西从这里进去——这是嘴巴——然后溜下来，这是食道——然后在这里拌一拌，里面有酸酸的味道，这是胃……在这里，哎呀！臭死了，这是大肠，拌一拌，变成大便了！出来了！”
今天，他又上了一堂奥秘人体的实习课。
医生把一种像糨糊似的黏液涂在妈妈光溜溜的肚子上，然后用个什么东西磨那糨糊。荧光幕上出现模糊的影子。
医生在量胎儿头的尺寸。“石医师，您看得出是男是女吗？”妈妈问。医生笑笑，有点奸诈的样子，说：
“我只看得出是个婴儿，看得出他没有两个头、六只脚。至于是男是女——您一定得知道吗？”
妈妈无所谓地摇摇头。“对嘛！”石医师把超声波关掉，“人对这个世界已经掠取无度，您不觉得保留一点天机、一点对自然的惊讶，比较美好吗？”妈妈有点诧异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名气很大的德国医生；他显然向来不告诉产妇胎儿的性别。石医师大约有五十岁，一头鬈曲的黑发下有一双特别柔和的眼睛。
“不要忘记吃每天的维他命……”医生一边嘱咐，一边记录检查结果。“石医师，”妈妈突兀地插话，“您为人堕胎吗？”医生愣了一下，摇头，“不，绝不。”“为什么？”妈妈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我爱生！我只负责把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切断任何生命。”石医师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妈妈迟疑地问，“我产后，您是否肯为我结扎呢？”
医生柔和的眼睛笑着，“如果您绝对坚持的话，我当然会做。但是，亲爱的安德烈斯的妈妈，我会花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说服您不要结扎——”
“为什么？我只要两个孩子。生了老二之后，我就三十八岁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结扎？”妈妈真的诧异了。她回忆起美国人办的台安医院，在怀安安时，护士就例行公事似的问她产后要不要顺便结扎。
“因为，”石医师好整以暇地说，“结扎是无法挽回的。您想想看，人生无常，万一孩子出了事，您若想再生，结扎了就不可能了，那多可惜！您可以吃避孕药，或者装避孕装置，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男人结扎，因为男人结扎，不但手术简单，而且随时可以挽回……”
“像您这样的女性，”石医师正视着妈妈，“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妈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我我我——我已经三十八岁了——”“三十八岁算什么！”医生很诚恳地说着，“您有能力抚养孩子，您有时间和智慧培养孩子……您这样的妇女不多生几个孩子，谁该生呢？”“唉！”石医师似笑非笑地继续说，“你们这些解放了的女性最难缠！”“您自己有几个孩子？”妈妈不服气地问。
医生笑笑：“五个！”
“哦——”妈妈没有声音了。
一个阳光懒懒的下午，妈妈和几个三姑六婆在艾瑞卡家中喝咖啡。艾瑞卡的儿子已经读研究所了，周末回家来，像圣诞老公公驮着一大袋脏衣服，丢给妈妈洗。有写不出来的专题报告，艾瑞卡就到邻居家去为儿子求救——邻居中反正有的是经济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医学博士、文学博士。
“要男人去结扎？”艾瑞卡差点打翻了咖啡，“当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对药物过敏，然后装了避孕环，阴道又不断地发炎，只好哀求我丈夫去结扎——你想他肯吗？”
三姑六婆全瞪大了眼睛，齐声问：“不肯？”艾瑞卡摇摇头：“他宁可砍头！”海蒂也摇摇头：“我那一位也不肯。”苏珊勇敢地下结论：
“男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他必须依赖‘那个’东西来肯定自己。”三姑六婆喝口咖啡，心有所感地点点头。
在当天的晚餐桌上，妈妈对爸爸特别殷勤，不但给爸爸准备了白葡萄酒和大虾，而且禁止安安爬在爸爸肩头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