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老挑儿女的错
最近一段时间，我接连收到多封类似的信件，都是妈妈写来的，她们为自己20岁左右的儿女焦虑至极，担心他们朋友少，担心他们不结交异性，担心他们缺乏社会适应能力。
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妈妈都有一双挑剔而锐利的眼睛，专门用来寻找儿女的问题。就和我在网瘾会议上见到的那位妈妈一样，儿子每天上两小时网就断定他有“网瘾问题”，儿子不上网了就担心他有“学习问题”，如果儿子学习问题也解决了，我估计她就开始担心儿子的“朋友问题”，等儿子进入成年后则开始担心他的“女友问题”……总之，不管儿女怎么样，做妈妈的都能找到问题。
从意识上看，这些妈妈是担心儿女成长得不够健康，但其实，我想他们担心的是儿女的独立，是儿女与自己必然的分离。
一位妈妈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儿子16岁了，她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想的，于是不知道该怎么监督儿子健康成长，她对此非常焦虑，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了解儿子的想法。
我回信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希望有独立空间，特别希望自己为自己做主，做父母的只有给儿子设定一个正常的底线——好好学习不做坏事——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知道孩子想什么。
我接着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她儿子写来的。他说，前面那封信，是不会用网络的妈妈让他写给我的，原希望我能站在她的角度上，帮她劝导一下儿子，没想到我倒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让她很不舒服。他说，我的回信说中了他的心事，他正是这么希望的，而“妈妈对我的爱太过了，常让我觉得透不过气来”。
这两封信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儿子并不需要妈妈“密不透风的关爱”，这其实是妈妈的需要，她渴望与儿子黏在一起，当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渴望自己为自己做主时，这位妈妈就感到了极大的分离焦虑。她渴望永远了解儿子的想法，以为那样就感觉不到分离了。
妈妈的这种做法，会给孩子被吞噬的感觉。他们常常被动地满足妈妈的这种不分离的需要，但为了对抗这种被吞噬感，他们会形成一个保护壳。即，他们所有配合妈妈的行为，都是从壳外面生出的，而不是从内心发出的。久而久之，妈妈再也问不出他们内心的话。
置换了焦虑的内容
在我看来，那些永远能发现儿女的“成长问题”并为之深深焦虑的妈妈，其实置换了焦虑的内容。
就是说，她们真正焦虑的，并不是儿女的成长，而是与儿女的分离。她们自己缺乏独立，所以需要那种无时无刻地关爱另一个人的感觉，这种黏在一起的感觉消除了孤独，也消除了我们生命中经常要遇到的无意义感，即空虚。
儿女小的时候，没有强烈的独立意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叛逆，渴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并有了主动离开妈妈的意愿。
儿女的这种意愿让这些妈妈感到焦虑，而“了解儿女的想法”“发现儿女的问题”则成了她们控制儿女的常用方法。
怎么，难道妈妈想了解儿女的想法，不应该吗？做妈妈的就用这种逻辑控制住了儿女。“发现儿女的问题”则是更有利的控制方法。儿女再怎么发展，也是不完美的，什么时候都会有“成长的问题”。既然儿女有问题，那么妈妈为此焦虑，并为此投入巨大的精力教育儿女，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黏到一起。
如果黏到一起能对儿女好，那么这种控制方式也算可以接受的。但事实表明，效果恰恰相反，那些时时刻刻都在为儿女的“成长问题”而焦虑的妈妈，她们的儿女在长大后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特点所决定的。一般而言，进入十三四岁后，孩子就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叛逆期，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偏向西。但他们不是非得要与父母过不去，而是渴望展示自己的力量，自己为自己做主，从而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如果做妈妈的不理会孩子的这一特点，而是用密不透风的爱为孩子的“所有问题”操心，那么孩子常会发展出一种极端的叛逆：我什么都不做了。意思就是：我什么事情你都要操心，我怎么做你都能找到问题，那我干脆什么都不做了。
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梁姨21岁的儿子才变得特别孤僻。一个男大学生对我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耳边好像都能响起妈妈的各种叮嘱，让他烦不胜烦，于是什么都不想做了。
儿女出现“成长问题”，一般都能在父母的身上找到原因。
所以，我在回信中告诉梁姨，她最好先去看心理医生，但首先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她自己。假若她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她儿子很有可能会不治而愈。
更重要的是，她要活出自己的生活，让她的能量贯注到自己的生活上。太多中国父母过于关注孩子，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的生命已乏善可陈。
“我的孩子出了问题”这种话不要急着说，因为很可能出问题的是父母自己。在这里我给妈妈们一些建议：
一、不要渴望彻底了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只要孩子守住了“好学习不做坏事”这一底线，就不要总想着去和孩子谈心。
二、不要总把眼睛盯在儿女的“问题”上，青春期的孩子自然地会出现许多问题，这是青春期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三、尊重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意愿。假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给他们充分的独立成长空间，他们的叛逆行为自然会消失大半。
四、反省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特别害怕孩子离开你？
五、丰富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自己的生活不无聊、不空虚，那么你就不会太黏儿女。
六、改善你与丈夫的关系，把你的情感重心从你与儿女的关系转移到你与丈夫的关系上来，让丈夫来填补你的情感空洞。
精神分裂如何发生
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是，他最为重要的感受，却被周围人纷纷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相反的样子。
我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内心严重的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症，就是这样发生的。
假若一个家庭是极端家长制的，那么故事常这样发生：权力狂（常是父母，偶尔是家中的长子或长女）极力向下施加压力，让别人服从于他。因各种资源掌握在他手中，并且他偏执地追逐这一点，甚至不惜杀人或自杀，于是家庭成员纷纷顺从，最后精神最弱小的，就成了这个权力结构的终端受害者。
终端受害者的精神非常苦闷，他向家人诉说，但因为怕麻烦或恐惧，没有一人支持他。相反，他们都说爱他，并说权力狂的一切疯癫行为都出于爱他。这时，他向外部世界求助。可外部世界的所有人也说，权力狂爱他。他发现他的痛苦没一个人能理解，且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该痛苦，他应快乐，并感恩权力狂。
于是，他饱受折磨的灵魂被驱逐到一个角落。假若他将这些痛苦展现到外部世界，那么他所能居住的角落就是“异端”“疯子”“精神病”世界。这种外部现实也会进入内心，他自己也会驱赶自己的痛苦到内心一个极度被压缩的角落，结果他内心也处于极端分裂中，因这份痛苦，是他生命的最大真相，它不能被忽视。
可以想见，在特别讲孝道的地方，一个孩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狂家庭的受害者。他被父母伤害，但所有家人都说，父母是爱你的，你不该有痛苦。到了社会上，大家也这么说。去看书，书上也这么说。最后，他只能分裂。
有时是一个学生受了老师的伤害，但学校不给他支持。回到家，父母也说，老师虐待你是教育你。书中也这么说。最后，他也得分裂。
在严重重男轻女的社会，一个女性，也容易有这样的结果。她的痛苦，不能到任何地方诉说，每个人都会用一套奇特的、绕了很多弯的逻辑来告诉她，别人没有错，错在你。譬如印度，被强奸的女性都不能报警，因报警会被警察奚落甚至被警察强奸。最后，她也只能分裂。我写这些文字，绝非说，所有的精神分裂都源自这种现象，我只是看到，我了解的一些内心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对他们而言，系统性的被迫害妄想是非常真实的。最可怕的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说，虐待你的人是爱你的。请记住，轻易地说这样的话，就是在制造分裂。
所以，请“看见”痛苦者的痛苦感受，确认他们的痛苦感受是多么真实，不要粗暴地进行评判，更不要朝相反的方向说。你以为，你在让他看到正能量。殊不知，你在继续将他朝分裂的方向推。
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等重型精神疾病的心理因素的源头在于极度糟糕的母婴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婴儿期的重要感受不能被母亲看到，不能被确认，于是这些感受就成为破碎的裂片，婴儿的自我功能不能包住这些裂片，更谈不上整合。
我为这个题目写过一系列微博，一是因一些个案的累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事件：重庆一九岁女孩，没按照父亲要求摘菜，被父亲训斥、反驳，遭父打耳光。但在学校，竟被感恩教育老师教导，在一千人面前向父亲下跪并求原谅。这就在女孩心里制造了巨大分裂。所幸的是，网络上对这种教育一片骂声，但最初报道此事的《重庆商报》仍然称此事很感人。
最后强调一句话：感受被看到，就是最好的治疗。
痛苦的童年为神经症“播种”
19岁的张馨性格豪爽，颇有男孩子的胆气，独独怕蚂蚁，从不敢坐在草地上，每到一个地方，她必须要先仔细地检查有没有蚂蚁。不过，她可没有胆量检查，必须由朋友先完成这个任务。
24岁的梁雨不敢和人对视，因为“谁都能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不对劲”。他也不愿意上街，因为他觉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他。
34岁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后，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她的腿失去了知觉，但医院怎么都检查不出问题来。后来，一名心理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特效药”——其实是生理盐水，让她的腿重新恢复了知觉。但前不久，在对7岁的儿子发了一场大脾气后，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觉，不能动弹了。…………
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经症【也称神经官能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病程大多持续迁延或呈发作性】，张馨患的是蚂蚁恐怖症，梁雨患的是对视恐怖症，而方菲患的是癔症。这些形形色色的、难以理解的神经症症状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苦恼，几乎每一名强迫症患者都强烈希望能消除自己这些奇特的症状。
分离是生命中永恒的主题（8）
但是，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心灵地图》一书中宣称：“（神经症的）症状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目的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探讨和改变。”
神经症在幼年时播种成熟期发作
神经症又名神经官能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冲突，并为此深感痛苦，但其戏剧性的症状常缺乏明显的现实意义，而且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基础。
患者也罢，周围人也罢，很容易关注患者富有戏剧色彩的症状。不过，按照精神分析的观念，虽然患者为神经症的症状痛苦不已，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象征，问题的核心在于患者的一些创伤体验。只不过，这个创伤体验主要并不是源自此时此地的创伤事件，而是产生于幼年发生的一些创伤事件。
当时，对于严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来说，这些创伤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会遭遇心理死亡或实质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御机制，扭曲创伤事件的真相，将其变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从这一点上讲，神经症是一种保护力量，可保护幼小的孩子渡过可怕的童年灾难。
同时，当时的创伤体验就会成为一个“脓包”，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藏”起来。等当事人长大后，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类似的创伤事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藏”在潜意识中的“脓包”就会被触动，并最终表现出相对应的神经症。
并且，奇特的是，尽管神经症一般是在五岁前就埋下了“脓包”的种子，但一般都要等到当事人足够大时——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发作。这是什么道理呢？
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认为，这是生命的一个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们无法承受，必须扭曲，以保护自己。但当神经症真正展现的那一时刻，我们其实已经长大。这就好比是，戏剧化的神经症症状是在提醒我们，喂，你长大了，有力量了，别逃了，现在是正视童年那个不能承受之痛的时候了。
创伤越早，患病越重
心理疾病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三类：神经症，如抑郁症、强迫症、社交焦虑症和广场恐怖症等；人格失调，如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五岁之前的人生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儿童在这一阶段遭遇严重创伤，他就会埋下患病的种子。如果以后的人生阶段再一次重复了类似的创伤，他就可能会爆发相应的心理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