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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帝国的惆怅(5)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中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讲过,诸葛亮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来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土著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底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决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涂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郡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2)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袆,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袆、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羕,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地都是益州人。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谁“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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