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几度尝试学习阿拉伯语。而当我学习被称为“Fus-ha”的现代古典阿拉伯语时，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印度语言皆从阿拉伯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虽然我可以轻易从北印度的语言与文化中认出许多阿拉伯词汇、措辞与烹饪传统，但我发现阿拉伯语是种学起来极度困难的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中“h”和“gh”两种发音实在难以掌握，再加上我们造访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方言，而且差异极大，这使人非常容易混淆，让我紧张到不敢在巴勒斯坦练习我在摩洛哥所学的阿拉伯语。甚至连数字和一些简单的词组，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在学习超过六个月的巴勒斯坦方言之后，虽然要开口交谈仍显勉强，但我已能读懂不少词汇，我想这主要得归功于我习惯在阿拉伯语之中寻找其与印地语以及乌尔都语的联系。
当我们刚搬来耶路撒冷时，我觉得喜欢希伯来语胜于阿拉伯语并没有什么不妥。对我来说，希伯来语听来很熟悉，因为自从我认识里欧之后，每周五晚上用餐前都会听见安息日祷告。我们决定住在西耶路撒冷这个说希伯来语的地区，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的东耶路撒冷；既然我们要去中东唯一一个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还讲另一种闪语族[24]语言的国家，我们就想要试试看。再加上因为我那犹太丈夫以及我们的半犹太子女的关系，我感觉自己与以色列有某种联系，我很好奇犹太国是如何以欧洲价值立国，而这种作风又该如何在中东运作。许多简单的事情都令我好奇不已，例如总是身穿黑外套、头戴黑帽的东欧正统派犹太教徒该如何面对炎热的沙漠，又或者鹰嘴豆泥这道经典的阿拉伯开胃菜怎么会被德系犹太人当成“以色列食物”，进而成为他们的家常料理。此外，看见一种已死去近两千年的语言再度复活，并且进一步成为这个新国家文学、科学、诗歌以及天文学的主要承载工具，也相当有趣。我常好奇如果梵语再度流通会是什么状况，要如何用梵语来描述一台电脑、一支温度计以及一个插座？我在希伯来语密集班里，惊讶地学到这三个词语都可以用《圣经》中的希伯来语表达（“计算机”被翻译成“makhshev”，意思是“思考机器”）。这种语言的创造力和进化力令我着迷不已。这种语言于当代以口语流通的历史还未足百年，就已有人以此语言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条约、歌曲、诗歌，甚至黄色书刊。
但有一天我儿子从学校回家，严重打击了我对希伯来语的热情。他对我说：“妈妈，我听说爸爸在帮我找希伯来语密集班学校，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距离你的成年礼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想你应该要办一场成年礼。虽然你现在可能不喜欢，但等你大一点之后，回想起来你可能会懂得欣赏这种文化体验。”
“不要，我才不会欣赏。不要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爸爸自己都不想要他朋友或同事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我就例外？我学校的好朋友都是巴勒斯坦人，我要是学希伯来语，他们会以为我站在以色列那一边。他们已经发现我有个犹太家庭，情况已经够糟了。”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我问他，我心里有些担忧儿子抗拒自己的出身。我理解里欧为何在公开场合总避免泄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之前担任中东记者，还是目前在以色列占领区担任巴以冲突调停者，他的犹太身份都会让他失去公信力。
尽管我明白他的苦衷，但我有些沮丧，因为这让我跟孩子们陷入窘境。我对里欧与孩子们的犹太家系向来觉得兴奋，我喜欢向耶路撒冷熟识的友人们说，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有所联系。
看着基兰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尴尬，我有些难过。他所持的原因与他父亲的多少有些雷同，他害怕他的阿拉伯朋友一旦发现他跟犹太教的关联，不知会如何揣想他对巴以冲突的立场。
“你知道，在计算机教室里我们本来只是闹着玩……”基兰继续说着，而我还在思考这整个情况有多荒谬。虽然我能理解里欧为何需要隐藏犹太身份，也能理解基兰何以步他父亲后尘，但心中仍有一部分认为，以此态度对待阿拉伯人不免有些偏执。根据我的经验，多数阿拉伯人虽可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们很少反犹太人。
“那么……”我问基兰，“你同学是怎么发现你的犹太身份的？”
“他们‘Google’我，结果我的中间名阿奇瓦[25]出现在一份族谱里，想象一下那有多丢脸。”
“什么族谱？”
“你的名字也在里面。那是一份犹太族谱，显然我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立陶宛（Lithuania）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不发一语，试着想象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跟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们分享这些讯息时，内心是何感受。
“现在他们全都知道我的中间名，他们开始在学校嘲笑我，叫我阿奇瓦。”
“你最好的朋友耶申也跟着笑你吗？”
“没有，不包括耶申。但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可能不会按照计划跟我一起去英国找爷爷奶奶过暑假了。”
“我相信他会的。巴尔古提家想法很开明的，他们可能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不会反犹太人。”
巴尔古提家族成员包括极富魅力的巴勒斯坦领袖兼政治活动家马尔万·巴尔古提，他被以色列法庭指控谋杀平民，判了五个无期徒刑，现正在服刑中。他是耶申的远房伯父。依据传统，巴尔古提家族属于巴勒斯坦高级知识分子。耶申的父母分别在英、法求学，如今他们把孩子送进圣公会国际学校，这里的学费跟任何一家英国公立学校一样高昂。他们住在东耶路撒冷的豪宅里。各国高官与巴勒斯坦部会首长都会定期参与他们举办的社交宴会，宴会上主人会亲自招待宾客享用美酒与美味的小点心。里欧对于他们的儿子要跟我们一起去英国过暑假，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妈妈，我的祖先是这个国家第一批移民过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网络上的族谱是这样说的。他们把巴勒斯坦从耶申手中夺走了！”我心烦意乱的儿子如此说。
5 太多幸福
前几个月就在一阵混乱中匆匆过去。我试着在这座被隔离的城市中重新定义自己，情绪在一阵阵狂喜间跳转。身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定期受邀出席各种旅居者举办的派对与聚会，但我总尽量避免出席。旅居约旦的那一年里，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难以与约旦人为友，因为他们经常对我语带轻蔑，把我当作成千上万个服侍当地与外国富人的南亚女仆之一。我曾试图往欧洲社交圈寻求慰藉，但他们也令我难过，因为他们同样排外，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就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里头有游泳池与游乐场3只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使用。
里欧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得跟耶路撒冷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外交官交涉。我们被邀请参加各单位举办的派对，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危机组织、英国文化协会，一直到其他上百个致力于维护和平、危机处理、难民关照任务的机构组织。但我更喜欢把时间拿来与里欧的表姐夫妇米哈尔与雅可夫相处，他们是住在西耶路撒冷的虔诚犹太教徒。
我熟识许多旅居此地的人，但我觉得他们多数与我不同。里欧的曾曾祖父母是当年第一批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一，通过这层关系，我与这片土地也有了实际的联系。看着里欧虔诚的表姐夫妇诵读安息日祷文，我对犹太教仪式感到相当好奇。这对夫妇在客厅挂了一幅耶路撒冷知名画家所绘制的哭墙画作，但画面里少了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圆顶清真寺[26]不见了！
里欧的表姐夫妇非常重视隐私，他们仍笃信传统且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米哈尔是里欧的表姐，他们的外曾祖父似乎是欧洲犹太人或来自德系犹太人家族。米哈尔出身自一个不信教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家庭，却嫁给一位来自也门的虔诚“阿拉伯犹太人”，这个举动等于公然挑衅了她父母以及当时整个德系犹太体制。雅可夫的世界观令我着迷不已，我从未见过像他如此诚实、观念如此政治不正确的人。他自称阿拉伯犹太人，光这一点就让在以色列“上流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德系犹太体系，甚至连他妻子都非常不满（此刻米哈尔已因为癌症离开我们，但我想其实她心底还是喜爱她也门丈夫各种古怪的观点，所以才会甘愿惹恼她不信教的德系犹太父母，成为一位虔诚的教徒）。雅可夫与他母亲说的是阿拉伯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母亲年纪轻轻就带着两个孩子从也门移民以色列，她去的犹太教堂所有仪式至今仍以带着浓浓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进行，一切与千年前的也门无异。
对我来说，把周末拿来陪伴雅可夫与米哈尔，比听那些旅居人士讨论中东政治更有吸引力。这些水土不服的欧洲人总把中东和平挂在嘴边好满足自尊，这些人认为自己对促进中东和平有所贡献，他们会不自觉地自我欺骗，或甚至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参与让这个地区有所改变。身为记者，我理当一同加入这一团混乱之中。但我没有，我实在不爱这一切。
我没有如我身边外国人期望的那般公然批评以色列。这个新国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称主权，捍卫着连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抱负，这一点让我极度感兴趣。我也对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感到好奇。
也许当时我是想试着融入西耶路撒冷当地人，才没有在一开始就加入旅居者与激进以色列人的行列，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西岸地区政策。
我在耶路撒冷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欧莉，她是位西班牙裔美国犹太移民，她不信教，但却是激进且充满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用来形容像她这样的人，她跟那些相信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27]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她认为以色列国领土应该从地中海沿岸一路拓展到约旦河，这片土地是给犹太人的，只有犹太人能独享。她跟里欧从认识第一天起就不对盘，但我很庆幸能认识欧莉，她跟我的孩子们也成了朋友。我们一家人在艾梅克勒方街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展开新生活之后，当寂寞第一次来袭之际，是她拯救了我。
我彻底被欧莉迷倒，她会用法语写诗，用西班牙语做梦，用英语与希伯来语进行日常对话。她身材丰满，双腿修长，短裙之下的结实双腿泛着古铜色泽。她四十岁，而且单身。
从某方面来说，她的形象正是我当年对自己的想象。虽然我年纪比她小，但我想跟她一样，感觉如此“年轻”；我也想跟她一样，拥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我还想学她穿着迷你裙炫耀一双长腿，但在耶路撒冷我永远没胆量穿上。此外，我也羡慕她单身。单身？好吧，也许没有。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羡慕她这一点，因为我实在太喜爱那种充满“男人味”的拥抱，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太多幸福》里，曾如此形容男人的拥抱：“要是他们爱你，感觉当然更加美好，但就算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你，而把拥抱当成一项古老而高贵的协议、一项非履行不可的义务，这样的拥抱虽缺乏热情，却也同样能抚慰人心。”
我不确定里欧是否曾觉得他用拥抱保护过我，但我爱他的拥抱。他双臂强壮，那是中产阶级家庭用牛奶与肉食喂养出来的，不像我儿时在孟加拉国肉类摄取不足，因此四肢缺乏肌肉，有如绳线般瘦弱。他常说他担心若是太用力把我拉进怀中，会把我的腰给折断。
对于接受传统英国教育的他而言，或许也把拥抱视为一项非履行不可的义务、一项古老而高贵的协定。即便如此，他的拥抱也总是能为我带来抚慰。
所以就单身这件事而言，我并不羡慕欧莉。
里欧说我是爱上她了，说我终于实现潜藏的同性恋幻想了。他认为，我每天都期盼见到欧莉，怎么可能对她没有丝毫爱情上的幻想。
但不管里欧怎么说，我还是一样爱她。孩子们也渴望见到她。对他们来说，她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阿姨，他们喜欢有她作陪。特别是基兰，他当时在家很少有机会吃肉，因为我自己多数时候吃素（但吃鱼），里欧也出于政治立场而吃素，因此，基兰总会狼吞虎咽吃下她带来的鳀鱼汉堡与淡菜佐培根，并且仰慕她有如彼得·潘一般不老的生活方式。
欧莉住在西耶路撒冷与我们同区的一栋德国“圣殿骑士”留下的房子里，屋外有座杂乱的花园环绕。“以色列政府给了德国‘圣殿骑士’合理补偿。”她某天如此说道，当时我对于遣返难民这个错综复杂的议题还不甚了解。我只能在心中揣想她何出此言。再者，我当时也不愿以她的政治观点或价值观来评断她。按照欧莉的说法，这栋房子本属于德国“圣殿骑士”，他们逃离德国的迫害，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但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跟巴勒斯坦人同样沦为难民。欧莉说，就算像里欧这样政治神经敏感的人，也会认同住在这栋房子里没什么不对，因为以色列政府后来为了回报德国政府，对大屠杀受难者与幸存者提供高额补偿，也补偿了“圣殿骑士”。既然以色列政府已经补偿了原屋主的损失，那么住在这栋被以色列掠夺而后弃置的“圣殿骑士”的房子里就不算什么问题。真是如此吗？那强迫屋主迁离的行为又算什么呢？话虽如此，我却暂时不打算提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