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海[2]
摘要：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揭示社会发展是各种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阐述社会发展是人类全面生产构成的系统整体，从主客体相统一的高度论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个内在的统一整体，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全面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本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应以人为本，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坚持整体推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历史与逻辑、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高度，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总体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4]。可以说，总体性、整体性逻辑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中心线索，也是其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发展学说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性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揭示社会发展是各种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阐述社会发展是人类全面生产构成的系统整体；从主客体相统一的高度论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个内在的统一整体。
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揭示社会发展是各种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
人类社会是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虽然也产生过诸多社会发展学说试图作出说明，但由于种种局限性，这一“历史之谜”一直没有被破解。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完成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并把其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拨开了长期笼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一切迷雾，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界线，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既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用纯粹的精神因素解释社会历史的唯心史观错误，也抨击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不彻底性，成为能够如实地说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内在机制及客观规律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正如列宁所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5]，因而只能把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作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力量，这是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共同表现。
新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其内部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彼此联系而共同构成的活的机体。可见，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其社会发展整体性思想的基础和前提。
在马克思之前，各种旧哲学往往把社会看作单个人简单相加的集合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主要靠社会契约来维持。而到了19世纪，随着“细胞学说”的提出，人们开始借用“有机体”概念来剖析人类社会。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等都曾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借用“细胞”、“器官”、“机能”等生物学概念来剖析人类社会，并从动物界普遍存在的不同的器官有着不同的功能的原则出发，推导出人类社会中的分工现象、阶级差别都是天经地义的，社会的理想状态则是不同器官之间的相互调节与平衡。显而易见，孔德、斯宾塞等人的机械套用和类比，不仅把人类社会与生物机体之间的差异抹杀了，而且把人类社会这种特殊的“有机体”庸俗化了。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在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社会有机体理论，并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马克思最早论及有机体是在1842年《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他指出：“我们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的生活领域。我们要求国家不要在应当成为它内部统一的最高行为的行为中解体。”[7]这就是说，国家生活的有机体的不同部分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强调“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8]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必定发生一定的联系，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构成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9]。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再次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0]。“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1]。不言而喻，与孔德、斯宾塞等人把社会有机体简单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的错误做法相反，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把社会有机体看作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由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社会诸多要素之间的全面性联系与有机性互动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运动系统。
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马克思首先明确界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深入分析了社会结构诸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诸构成要素就像生物器官一样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即是说，各个要素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含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组成人类社会这一有机整体。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大体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把社会关系划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三个领域，并由此科学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但由于人类社会是其内部相互联系的各种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社会的发展必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其发展规律则体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诸要素相互之间的矛盾运动。
可见，马克思正是从其创立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深刻洞察了社会发展是社会有机体诸构成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并由此揭示了社会发展是社会内部各种因素和关系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和有机整体。
二、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阐述社会发展是人类全面生产构成的系统整体
马克思不仅强调人类社会是由其内部各个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且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与自然界进化的纯粹历史过程不同，它是由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在社会内部各种生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自身需要而展开的，并随着实践范围和生产领域的逐步扩大，人们不断走向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从野蛮到文明发展，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形态。鉴于此，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几种社会形式。后来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5]。这也是今天人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萌芽和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不同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阶级状况和历史传统，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这一进程看作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都必须遵循的唯一进程和必经阶段，而是始终认为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应该根据各自的社会发展实际，采取不同的形式，走不同的道路。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强调，他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分析，仅限于西欧各国。他说，如果谁把它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6]，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对资本主导下的异化劳动的深入分析，首次提出了人的生产是能动的、全面的生产的思想，并认为这是人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片面的生产的本质区别。他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8]。
后来，马克思在其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阐述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全面生产的思想，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决定的，并由与其相应的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等共同构成和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
第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先深刻阐述了全面生产的第一种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9]，而“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0]。这表明，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其他关系的基础。基于此，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历史观划清了界线。
第二，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1]。“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2]。这就是说，人类的精神生产与再生产是伴随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产生的，其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也是由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后来，马克思还发现，人类的精神生产与再生产并非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有时还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并且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
第三，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随着人们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扩大，马克思认为，社会在实践的基础上又不断引起新的需要，其中一种需要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23]。可见，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首先是由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造成的，同时它也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推动力量，并为其提供保证。
第四，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4]这就是说，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从事着物质生产的，离开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一切生产都无从谈起。反过来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5]。由此可见，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在社会其他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和进行的，另一方面，物质、精神、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顺利进行。这说明人类社会不是个人机械相加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相互联系和彼此结合的生活共同体。
第五，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都始终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他们一方面肯定人与自然界具有同一性，承认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前提，“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6]；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去向大自然索取，会产生人类需求欲望的满足与自然界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恩格斯曾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7]。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人类与动物界不同，人们通过发现、认识、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能够也应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实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8]，以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9]，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续共生。
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充分说明了社会发展是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之间互相制约、相互作用构成的系统整体。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人类的各种生产纳入这一系统整体中，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
三、从主客体相统一的高度论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个内在的统一整体
马克思历来高度重视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他在阐述整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不仅以“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发展的起点和主体，而且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内在地蕴涵着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主客体的内在统一。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本质内在联系。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每个人都同他人相联系，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发展只有相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才存在。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属于人，属于主体人的自我创造，“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0]。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本质上讲就是人的发展。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与标志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1]。可见，社会与人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的发展规定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最终要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来。
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马克思始终认为，社会发展史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发展史。他指出，任何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无条件前提，“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3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非常关注人的前途和命运，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深刻揭露、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大胆预测和描绘，认为未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全面发展，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
最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取决于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社会越向前发展，个人也就越获得解放与发展。马克思曾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发展问题，认为应该将人的发展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分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4]。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要依次出现“人的依赖性社会”（人被自然支配）、“物的依赖性社会”（人与自然异化）、“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三种社会形态。只有到了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各种异化关系，人类最终才能从各种奴役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标才在最终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四、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各种生产和主客体之间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全面剖析，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演进的基本性质、根本动力及内在规律，而且系统阐明了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集中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实践性、总体性、系统性和人本性，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努力实现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社会某一领域或某些局部的片面扭曲发展，而是社会全面生产的整体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坚决摒弃过去那种仅仅把GDP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错误观念，在实践中切实纠正诸如“经济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精神文明是手段、物质文明是目的”，“先污染、后治理”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认识和做法，牢固树立社会全面、和谐、科学发展的理念，更加注重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环节的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质量。
其次，必须始终坚持整体推进，努力实现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是分散的和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增强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的发展协调性，才能确保社会有机系统的健康快速运转。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从目前我国发展还存在着很多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和实际出发，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再次，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思想。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最后，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正是通过自主的实践，不仅成就了自己又改造了自然，而且发展了自己又满足了自身，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不言而喻，人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也是检验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尺度，始终把以人为本的要求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环节和全过程，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此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注释：
[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14BZZJ01）；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项目（321021405）。
[2]孙德海（1968—），男，山东菏泽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