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玉海[1]
摘要：在我国，在人们最熟悉的格言、名句中，“天下为公”当属前列了。多数识字之人，不仅知道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和教导，且铭记心中。正是中山先生的推崇、题字和思想，从而使“天下为公”成为众人皆知的名言，仁人志士道德追求的标准，圣洁心灵的寄托。
在我国，在人们最熟悉的格言、名句中，“天下为公”当属前列了。多数识字之人，不仅知道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和教导，且铭记心中。正是中山先生的推崇、题字和思想，从而使“天下为公”成为众人皆知的名言，仁人志士道德追求的标准，圣洁心灵的寄托。由此而来，对于许多人把“天下为公”的发明权记到了中山先生的名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下大同”亦即“大同社会”。它自古以来就是国人向往的理想天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天下为公”与“大同社会”，竟同文而生，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互为结果。其实，“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同源自于2000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其发明权当归功孔老夫子。西汉年间，由礼学家戴德和戴圣叔侄，各选编了一本《礼记》，史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三字经》所说的“大小戴，集礼记。述圣言，礼法备”，记叙的就是这件事情。东汉末年，经郑玄集注的《小戴礼记》，流传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礼记》，成为儒家“六经”之一。《礼记·礼运》篇，又重在论述礼之运行，而且还提出和论述了诸如“大道”、“大同”、“天下为公”、“小康”等贯之古今的命题。所以，《礼运》篇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中，又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原文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应领会贯通。
其一：把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就是“大道也”。按郑玄的注释，“天下为公”的“公”，就是“共”的意思。“大道谓五帝也”即：天下为天下人共有，它不是“家天下”，“私天下”，“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上古“五帝”时代，就是这样的大道实行的时代。
“五帝”，即“三皇五帝”之“五帝”，指上古时代的五位“圣贤之主”。因为它由上古传颂而来，所以“五帝”为何人，也就出现了多种传说。按《史记·五帝本纪》，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现代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均采用了这种说法。然而，不管谁为“正统”，不管各种说法的“道理”何在，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大禹排除在外。为何？因为大禹之前的“五帝”，以“禅让”而传位，大禹之位，就是由舜帝传承，他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任举荐贤德、贤能之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把天下作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大禹最后却把位子传给儿子启，由此出现了“禹传子，家天下”，“夏传子，家天下”，“父传子，家天下”的制度。于是，又出现了《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正是这个大禹，破坏了选贤任能的“禅让制”，把“天下为公”化为“天下为私”，据天下为“一家”私有，由其“一家”世代相袭了。当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它标志着由父系氏族社会转向了奴隶制社会，由“禅让制”转向了“世袭制”。
其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按孔子关于美好社会、理想社会的构想，“天下为公”，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人们之间信用为先，和睦相待。在这里，人尽其能，人尽其用，老年人安享晚年，少年幸福成长，受到良好教育，鳏寡孤独、病残之人得到供养。男人安分守己，妇女安归夫家。人们既不把财物弃之无用之地，也不会占为己有，既不会有力不出，也不会仅为自己。在这样的社会里，阴谋诡计不起作用，盗窃乱贼不会出现，已用不着关闭大门。孔子和儒家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平等互助、田园牧歌般的理想天国，“大同社会”，“天下大同”或“大同天下”。
显见，“天下为公”，在本质上同以“家天下”为基础的王权统治相对立，它在政治上是反对王权统治的。可历史偏偏与孔夫子和历代大儒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孔学和儒学恰是历代王朝维护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孔夫子和历代大儒，虽高扬“天下为公”的大旗，但并不标志着他们是王朝统治的反对者，相反，他们在现实政治上，不仅维护王朝统治，而且还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臣自居。
在我国，历代许多文人和名人也是这样，他们艰苦而漫长的修身与内炼的目标，同历代相传的理想社会目标、理想政治标准、道德准则基本一致。这也是他们自认为已超凡脱俗，且已具仙风道骨，沾沾自喜、孤芳自赏的得意之处。可是，当他们回到现实政治之时，其社会目标和行为准则，却又往往和自己的理想社会、理想目标不同，甚至背离，由此又总是演绎为他们心灵深处的无限苦痛和悲伤。这大概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吧。
当然，从人类的理想社会追求，道德伦理的角度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又是历代仁人志士苦苦追求的目标，他们总是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着这一理想。特别在近代中国，通过康有为和孙中山，更是把它推向了一个极高的阶段。
康有为本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他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到他生命的终结。然而，在他心灵深处，却始终荡漾着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激流，且纯真、可爱、极度理想化。他自称，早在1884年就已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4年开始着手创作《大同书》。1898年，变法失败后，他又以“公羊三世说”、《礼运》篇中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说”为基础，加之卢梭的一些思想，以及流亡途中听到的、触及到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只鳞片爪，终于创造出了一个中学为体、中西合璧、田园牧歌般的“大同社会”。他极尽赞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一个铁杆的“君主立宪”领袖，其最终的理论成果，竟然是《大同书》，这也算是常人百般不可思议之事吧。把“天下为公”同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并使其成为革命的理论基础、革命军的思想信条、发动社会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恰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发明和历史功绩。
中山先生是“天下为公”和“大同”思想忠诚的继承者，他完美地把这些思想引入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24年，他在广州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他明确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就是国家是人民所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他甚至更明确地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中山先生把“天下为公”奉为终生的政治信条、人生座右铭。南京中山陵正门，镶嵌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是中山先生的手迹，也是国内复制、使用最多的一幅题字。它选自中山先生赠青年电影家黎民伟的条幅。
中山先生在政治上还是“天下为公”的真正践行者。1912年2月，本已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中山先生，为实现南北议和、国家统一，不顾许多革命家的劝阻，毅然向参议院请辞，提出让位于袁世凯。此后的一个月里，他又苦心指导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依照民主程序选任、就职和组织内阁。4月1日，他又在参议院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中山先生此举，贯通时空2000余载，空前绝后，终成“天下为公”的政治范例。可尊、可敬，然而也可泣，因“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不争气的袁世凯，并没真心学习、效仿中山先生，而是借机窃国复辟。中山先生的“禅让”之举，终未能实现完美的结局。好在历史总是公正的，中山先生千秋流芳、万民敬仰，袁世凯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往往把“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等同于“天下为公”，这就犯了简单化的认识错误。今天所说的“公”，很大程度上相对于“自私自利”而言，指的是“集体”、“公家”、“国有”。而“天下为公”，首先是反对王权或皇权专制，反对独裁统治的政治概念。同时，它也包含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因为它主张天下由天下人共管，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又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从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角度上说，它还包含着以“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今天，如果按上述内容理解和领会“天下为公”，大概也应该算全面理解了吧。
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把“天下大同”比作我们今天的共产主义理想，因为它毕竟是空想范畴的构想。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是关于人类真正解放的科学学说，它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科学依据的基础之上。当然，实现共产主义尚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的高度文明，还应是几十代人以后的事情，但它毕竟属于我们不可忘却的长远目标、最高理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仅仅留恋于长远目标的畅想之中，更不能不切实际地急于向最高理想过渡，明天的“饼”，决不能用以充今天的“饥”。我们必须把最高理想同现实目标紧密结合。今天，最好的结合，就是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此文载于《党员干部之友》2014年第9期）
注释：
[1]程玉海（1954—），男，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名誉会长，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