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10卷前言[1]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9年7月中至1851年6月底的著作、文章、草稿、声明及文件。这个时期包括欧洲革命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出亡直至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科隆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捕而实际上停止活动为止。
在这两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从理论上评价1848-1849年的革命斗争。他们要考察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它在革命前就以马克思的论战文章《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而首次以成熟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如何经受了革命的考验。既然政治斗争取得了巨大而宝贵的实践经验，要用以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并充实党的战略和策略学说的武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不间断地从事这项庞大的理论工作。正是在1850年，他们的整个创作活动所固有的使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科学家与革命者集合于一身的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一方面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工作，在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世界性组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在左翼宪章派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中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和组织活动，同时还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的身份利用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主张“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第一家完全以科学共产主义为立足点的杂志。尽管受到反动制度的限制，但当时仍以2000至2500份的印数以及一系列有选择的翻印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收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即来源于6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根据对保存下来的两本有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笔迹的杂志原件进行的初步研究，我们对正文作了某些改动，并通过异文加以充实。本卷还首次收入了所有的简要编者按语，从而使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该理论刊物的活动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此外，本卷还首次收入了恩格斯编制的杂志收益和发行额统计表。附录部分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活动（1849年底—1851年6月）”一节中，首次详尽地叙述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历史。[3]
本卷发表的著作（首先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具体化。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被用于现代史，用于分析刚刚结束的革命，而且还被用以完整地描述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如1525年的农民战争。它们包含了对革命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来说具有永存价值的学说，同时还有同样重要的哲学提示，尤其是马克思重新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成果。这项研究对他几年后得出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认识具有决定意义。
1850年，马克思第一次直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说明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是在重新为科学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下定义的范围之内这样做的。马克思写道；这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
这一精辟的认识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5]中，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在这篇论著中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具体化并使之进一步深化，这些原理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各党派和各种思想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不同形式所起的作用以及革命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等。
马克思起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了一组题为《1848年至1849年》的社论，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由这场革命得出的核心结论。恩格斯很快出版了该著作英文本，题为《革命的两年；1848和1849》，其第一部分于1850年春天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杂志《民主评论》上，这也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本卷第一次收入了这篇译文和修订稿[6]以及恩格斯关于原作的说明。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从时间顺序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上来看介于1848年底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分析革命事件直至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暂时结束这个题目之间。1895年，恩格斯以自那时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形式重新发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他在提到这篇文章时说：“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7]
马克思与当时许多评论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文章的作者不同，他不满足于对政治现实发表泛泛之论，而是深入研究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例如，他称二月革命后宣布的劳动权为“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而出于这种原因，法国制宪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从宪法草案中删去了这个权利，因为“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8]不过，马克思还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9]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补充，展示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纲要。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0]文章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阶段工人阶级肩负的任务，以及为推进革命而必须采取的政治措施。此外，马克思还第一次概括指出了继之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
若干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已把革命看作历史进程中合乎规律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阶级迅速分化，人民群众积极性高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便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显露出来。但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以后，人们就要悉心研究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相对16、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而排除革命是偶然失败的这一假象；另一方面，从这个特殊性出发，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决定工人阶级的立场和策略。
尽管马克思还未使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类型（采取上升的路线和下降的路线）的精确的定义，但是，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1848年底在《新莱茵报》上的思想，他的出发点已经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由于惧怕工人阶级，已不愿担负领导一切人民力量去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主要利益就在于，尽快与封建势力达成妥协，从而结束革命。而被这种“协商”政策所出卖的人民群众的主要利益则截然相反：继续推进革命。
但是，1848年至1849年事件，德国近来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1849年6月的巴黎事件的教训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并完成这一使命了。因此，只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必须制定策略并付诸实践。这个策略要能够做到“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1]三月告同盟书中的这句话十分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辩证论者认为，违背资产阶级意志的不间断革命、继续推进作为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使革命向新的质、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这场革命就其本质来说与资产阶级革命截然不同。但是，这种转变只有通过相当长的历史进程才有可能出现。因此，他们把1848年2月的革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仅仅看作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的序幕，看作是“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和逐渐集中的伟大革命”的最初的萌动，他们认为，“整个复杂的社会斗争，在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摩发生的这种社会斗争”成了它的“前哨战”。[12]但是，他们毫不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13]
但是，继续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过程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怎样才能使下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相衔接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拟定了一般形式的措施，1848年3月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7条又将其具体化为对一个国家的措施，而这场革命的经验又使它们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修正和发展。
1848年底，马克思从普鲁士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说，在德国不可能再爆发1648年和1789年那样的纯资产阶级革命，而只能发生“社会共和主义的革命”（1848年12月31日《新莱茵报》第183号）。因此，他于1849年底和1850年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以很有说服力的1848年至1849年的法国革命（尤其是1848年六月起义和他亲身经历过的1849年6月13日的巴黎事件）为依据，以更加成熟、更为概括的形式阐明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14]和“革命联盟主脑”[15]应该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前列。
这是向制定如革命理论所表述的那种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迈进的重大步骤。马克思于1850年初所制定的关于工人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独立的积极作用的学说，后来成为列宁的主要出发点。列宁在帝国主义时期把这一学说继续发展成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理论，几大洲无数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关于革命理论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与无产阶级的联盟政策联系起来。对法国农民状况的分析，对1792年和1848年资产阶级农民政策的对比，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经典的原理：“只有资本的倾覆，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16]
但是，不仅仅是劳动农民，就是社会中所有非资产阶级阶层，如果真正理解了自身利益，都会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马克思以1848年6月以后法国的发展为例指出：“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17]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是要坚持“民主共和机构”的[18]；指出了争取遵循宪法和争取作为“新革命的宴会问题”[19]的普选权的斗争的意义。这都表明马克思在继续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问题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提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在继续推进革命的同时可能达到的客观阶段目标的性质。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把这种联盟设想为随意的无定型的结盟。他们驳斥了在当时曾广泛流传的这类误解。他们态度鲜明针锋相对地声称：确切地说，只有在革命工人运动具有绝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