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尔夫冈·迈泽尔
对于研究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成和政党建立过程的辩证法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搞清楚“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以及它们的同义词和旧词新意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这同时也涉及辨别它们的方法论基础的问题，这些概念的内容的逻辑和历史范围的问题，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标准问题。[2]
苏联历史学家早在60年代末就开始加强了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是以M.A.巴尔格和A.I.沃洛金在1968年苏联科学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为开端的。[3]
此后，在一系列文集、专题论著和学术论文中都讨论了方法论问题和历史编纂学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外，主要还有E.M.普罗希娜、A.E.施捷克里、V.A.杜纳耶夫斯基和G.S.库切连柯。[4]
从1976年起举行的不来梅“科学史”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开展的讨论。[5]学术讨论会上进一步讨论了过去几年由原民主德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学者们提供的研究成果和关于方法论的思考。[6]上述问题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和现实性在第六届不来梅学术讨论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人们在这届讨论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而且持不同的、甚至部分相反的理论观点的学者们也相聚在这里。[7]
近来，人们在对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8]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作用和意义所作的判断还仍然带有偏见和错误。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始终被低估了，这种情况是由于不容忽视的简单化的和错误的墨守成规的刻板说法所造成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而“空想”社会主义则是不科学的和（充其量不过是天才的）胡思乱想，“空想”共产主义则是“粗鄙的”、“庸俗的”、“平均主义的”。这从一开始就妨碍人们去作出历史地公正的评价，对阐明马克思主义所完成的质的飞跃的正当关切也不能弥补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理论来源中吸收了哪些具体的东西，在这方面人们始终缺乏研究，这就间接地反映了这种状况。[9]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前身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运动遭到了许多广泛流行的指责，这些指责都一致地给它加上了宗派主义和煽动暴乱，或政治禁欲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罪名，因此，这些指责至少妨碍人们去理解它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和政党的建立过程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0]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就一般考察而言——几乎没有人研究过。[11]不能单是说，在社会史和理论史上可以陈述的阶段，空想成分会阻碍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它们必须受到批判就万事大吉。
从上述角度来看，在我们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中通常的做法依然是过分缩小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地位，如果不是把它完全排除在外的话，至少也是部分如此。这已经在“空想社会主义”[12]这个从科学史的角度讲不够充分的概念上打上了烙印。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历史学家、社会改革派历史学家和新左派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表面上有争议的论点近来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颠倒过来，或者至少是把二者等量齐观。他们在写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的历史时试图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科学性，否认它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或者一般把社会主义主要说成是“空想”[13]。他们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的学术要求强加给了初期的工人运动，或者说工人运动根本不需要科学社会主义。[14]而这些观点在已经提到的第六届不来梅学术讨论会上就遭到了实质性反驳，[15]但是仍然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有必要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探讨问题。
在这里，是否意识形态上的框框已令我们在研究原始资料过程中视线模糊不清，或者人们把拟说强加给了历史资料，这些问题姑且不论。但澄清当代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无疑会有助于使我们对这些概念及其内容有必要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反映在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实现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的不同成熟阶段，并且在此基础上反映理论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本质上不同的成熟阶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以德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开端，随着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爆发而有了关键性的转折。这一看法可以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自然是按历史连贯性分类编排的原始材料中得出。[16]由于篇幅的原因在下面只能简略地提一下这个历史的连贯性。
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穿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从而为人们从科学历史和科学理论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用恩格斯使用的术语来说：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同时也为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当然，运用这个方法论基础的前提是，以原始资料为根据去认识马克思的这些发现的本质和现象，因为这种认识既不能仅仅从序言所阐述的论点中找到，也不能从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导论中找到。
相反，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概念加上空想或科学这类定语的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也从未要求别人承认这一点）。他们没有使用过“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贬低其他流派，而只是当这样的区分在科学史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时候才接受这些概念。托马斯·莫尔把他设计的一个能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社会和国家制度称为“乌托邦”，即“乌有之乡”。他认为，乌托邦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而是对社会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导作用的预见。[17]只有那些反对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人才会为了贬低废除私有制和剥削所作的努力而把空想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等同起来。这样就好理解马基雅弗利的警告了，即最好是“跟随事实的真理走，而不是跟那些人的幻想走”。[18]有证据表明，对理想的社会状态的描绘（其中继16世纪的莫尔之后，17世纪的康帕内拉和韦拉斯·德一阿莱的著作是最著名的。）在18世纪引起了把“空想”和“不可能”等同起来的反应，[19]然而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天赋权利概念和进步概念重新评价的基础上，在启蒙运动左翼中却已经产生了作为第三等级内部矛盾的反映的“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德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再洗礼派教徒和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平等派”（“掘土派”）和温斯坦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运动和巴贝夫都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20]。他们考虑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斗争纲领，这些纲领中规定的共产主义目标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但是肯定是可以实现的。正因如此，他们不仅遭到了说他们是空想的指责，而且还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屠杀。
当19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明显地暴露出，代替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只不过是新的剥削形式和压迫形式而已的时候，“三位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且阐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他的途径。[21]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准备反驳社会主义是空想的指责，而且他们还自认为是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傅立叶创造了“社会科学”[22]这个概念，并且要求用批判哲学的办法来克服空想。圣西门也提出了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要求，并且起草了一个科学纲领。[23]欧文及其支持者把自己看做是“社会科学”的代表，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他们建立了“科学宫”作为“社会主义的殿堂”。[24]1840年工人共产主义者皮约说他坚信，财产公有一定能够实现，“今天美妙的空想就是明天可爱的现实”。[25]卡贝把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看做是建立财产公有的——人们总是把它“当做空想、当做行不通的、不适用的、不可能的妄想”而不屑一顾——“一个纲领、一个计划”[26]。德萨米在涉及他的体系时读到了“公有的科学”，他把“普遍财产公有”的学说看做是“论证科学的必然结果”，对他来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人的机体的科学”[27]。魏特林要求并试图发展科学的理论世界观。[28]1843年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共产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科学，包罗万象的科学；哲学家们已预言其实现的可能性。共产主义是为了社会的幸福而使一切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协调一致的科学，是指引一切科学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造福于某些个人的科学……”[29]1840年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中最先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德文“科学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1844年该书的德译本中。[30]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代表——莫泽斯·赫斯1843年认为，法国的社会哲学“开始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深入到人民中去了”，他赞赏“黑格尔和傅立叶以严格的科学形式提出的学说”，并且还称赞“蒲鲁东的学说是科学的”。[31]
自认为是“德国科学”的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1845年宣称，圣西门主义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圣西门整个一生都在探索新科学”。他还同样地评价了蒲鲁东，说他“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探索社会科学”。但是比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法国人和英国人则是“不科学的”，他们甚至没有把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基础，后者表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新哲学应该是实践的科学……应该表现为社会的科学、社会化的科学，联合的科学。”[32]
在正义者同盟中存在的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需要在瑞士、巴黎和伦敦表现出来，魏特林试图迎合这一需要。奥古斯特·贝克尔除了尊崇欧文和卡贝之外还特别尊崇魏特林，他于1844年写道：“柏拉图描写过他的共和国，托马斯·莫尔描写过他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共产主义还从来没有为了人民并由人民来科学地探讨过。人民以前完全陌生的新思想、新概念、新需要已在他们当中产生。”[33]海尔曼·艾韦贝克提出了如下要求：“科学地探究和加强未来社会组织的理论”。[34]卡尔·沙佩尔建立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把“讨论会员们提出的科学问题”当做它主要关心的事情。[35]就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些讨论在1845—1846年是围绕共产主义问题进行的。
即使是同时代的那些否认社会主义的人也承认社会主义是科学的。1842年罗仑兹·冯·施泰因证明了法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尽管它“不可能”实现。反之，他在共产主义“这个到处滋生的祸害”中看到的只是“否定”。[36]1844年泰奥多尔·厄尔克斯认识到，社会主义“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社会主义从哲学上论证并系统地阐述了它的学说”。[37]当19世纪40年代具有青年黑格尔派倾向的青年德意志派的领导人在瑞士宣称，同共产主义者相比，他们才是“正确的”，即科学的，[38]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科布·费奈迭1845年在评价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魏特林时却谈到了“这些人的社会科学的彻底性”[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