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在具体的改革项目中居于首位，宪章派公会要求土地彻底国有化。“以往对土地及其原料的垄断，违背了神和自然的规律。”[54]必须重新建立的农业部应当把所有济贫土地、教区地产、教会地产归还给人民，废除封建狩猎法，准许购买自由地产并把所有土地分给每个贫穷的佃农或协会。这是带有国家社会主义萌芽的彻底的土地改革。
尽管在公会中革命的一派坚持国有化要求，然而，究竟是应当按照奥康瑙尔的意思把土地分配给每个贫穷的工人个体经营（可以预见，这将会遭到法国小农经济所遭遇的同样命运），还是应当按照具有大生产的种种优点的现代方式来由社会进行大面积的经营，这个问题在纲领中未获解决。这是一个妥协。
只有第二条道路是革命的，然而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并且在掌握了普选权这个统治手段的情况下走这条路，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既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又成为变革推动力时，这条道路才是行得通的，上面提到的琼斯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撰写的文章主要探讨了这个问题。琼斯和马克思早在1851年就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改革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55]1868年，当这个问题对工人运动来说重新变得迫切时，马克思写道，他“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56]。
在宪章派的纲领中还提出了同土地国有化在内容上有联系的一些要求（分成几部分并有专门的论证）：教会和国家分离、大学以下实行免费教育、设立综合技术职业学校、在国家资助和生产合作社的支持下逐渐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取消地产税和资本税以外的所有赋税，以及实行新闻自由。把国家每年应付给金融巨头的利息不再作为利息而是改作分期付款，按照例如5％的利率在20年内用这种办法来取消国债。
纲领中关于军队和舰队的要求也表明，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一点有了周密的设想。[57]尽管公会原则上表示反对常备军，然而它认为，“长时间地保持常备军，直到在我们的殖民地和国内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有利的，然而兵营应该取消，让部队在居民家里住宿并同时组织（军队性质的）义务市民自卫团，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对付“某个武装起来的、有纪律约束的阶层”。[58]
宪章派纲领不包括对工业和交通事业中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要求，这也同把土地看作“国家富裕的唯一真正基础”[59]这一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看法有关。然而，由于把“土地的原料”明确包括在国有化的范围内，宪章派也就要求把所有矿山、采砂砾场和采石场一律收归国有。这对从思想上认识真正社会主义的纲领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1868年在第一国际中[60]以及在爱森纳赫党的形成期间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之，1851年的宪章派纲领是对1848年3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61]中的17点要求的有革命理论意义的补充。
有些著作有时批评宪章派纲领在重要的政权问题上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宪章派公会制定了通过基本的社会改革，而不以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国家政权和所有制关系的和平变革的途径，但这它也非常明确地表示，它决不想让人愚弄。它指出，要由“宪章派掌握政权”[62]，必要时要以武力镇压某个武装起来的“阶层”，要由政治上独立自主地组织起来的宪章运动来正确引导千百万劳动者的团结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说得够明白的了。而在所有这些考虑之外，宪章派还提出了有关普选权的基本要求。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条件下普选权（如果彻底实现）也许会为实现既定方针创造极大的可能性。1851年的宪章派纲领的基本思想，在13年后再次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里，这当然不是毫无理由的，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地提到英国“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63]的经验。
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研究课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并有多长时间是以1789年革命，特别是它的雅各宾时期的榜样为依据的。耶克把他与此有关的研究只进行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止。他在自己的著作的结尾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合写的著作中，在对1789年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方面究竟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64]弗尔德尔指出了法国的榜样在1848年革命前夜对制定马克思主义革命方案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革命总结中的地位如何呢？科索克谨慎地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思考至少直到1848年……还有影响”[65]。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对1848—1851年革命事件的理论总结也使这个问题告一段落；1848—1849年革命是一块棱镜，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也经常透过这块棱镜来回顾1789年。[66]
恩格斯1895年说过一句名言：184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都对1789年着了迷。很明显，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在革命理论上还没有超越1789年，虽然常常出现这样的简单化的理解。1789年的革命当然继续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在某些具体概念以至命名（俱乐部、安全委员会、不断革命等）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1789年和1848年相隔的年数比1917年和今天相隔的年数要少！雅各宾党提出的通过群众适当发挥的作用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基本模式仍然完全有效。列宁在1917年6月多次提到这一点。他当时把顺乎时代变化的雅各宾主义称为“革命阶级的统治”。[67]他认为雅各宾党的榜样仍然极富有教益，完全没有过时，只不过应当使它适合于20世纪的革命阶级，“即工人和无产者”，因为他们是20世纪的“雅各宾”派。[68]
对于这个基本立场的任何偏离，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对革命的背叛。然而对革命理论的制定不能停留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懂得，1848年与1789年相比阶级状况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早在革命爆发之前就从中推断出革命的表现形式也会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多次在重要著述（如《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将处在比1789年“更进步的条件下”，[69]因此不断前进一直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客观上是有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下面这样一点说成是二者择其一的问题：“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70]
从这个基本观点可以得出许多重要推论。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这样的看法：正因为有更加发展的社会条件，从资产阶级革命推进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时间肯定用不了4年，也就是说，很快就可以争得一个可以和1793年6月的雅各宾专政相媲美的政权地位。这个思想是1848年3月的17条《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基础，这些条文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以革命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为出发点，1850年三月的告同盟书也可以这样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1852年期间的革命理论分析的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在于，他们的分析集中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上，包括当时的经济事件在内。马克思从《经济学家》中所作的摘录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这一分析的组成部分。在革命失败后的困难条件下和失望中（这是一个历时3年多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回避过去，也没有对遥远的更美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避而不谈，而是花了很大力气分析这样的问题：哪些原因（主要是经济的）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的基础？那些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并且怎样为反革命的胜利以及一场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奠定基础？为什么这场未来的革命（英国的特殊情况除外）首先还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
这显然是形态理论、革命理论方面的问题，然而同时也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1850年初秋，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由于这些问题出现分裂，这就更说明了革命理论和党的观点相联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