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政策相对说来可以不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不以生产关系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化程度为转移而促使实现革命的突破，包括前进到某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后实现不可超越的快速发展），换言之：可以缩短发展的时间。不仅要促进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客观的、合乎规律的、不可改变的历史过程的实现，而且要缩短这一过程的时间，以减少人类的痛苦和牺牲。这甚至是共产党人公开宣明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马克思在加速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从而缩短斗争时间和避免牺牲的问题上不断进行思考。1867年他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88]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主观因素的力量；马克思完全承认这种可能性（尽管在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形态之间隔有一条极为明显的形态鸿沟），他表示相信，工人运动的主观因素、觉悟和组织性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发展。
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这恰恰不是自发的自然现象），主观因素的作用就从种种来源中发展起来。184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总结的许多方面已经包含着列宁提出的下述要求的萌芽、暗示、思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89]只有通过牢固的组织使革命力量全部发挥出来，才意味着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所提出的主观因素。为此要有必不可少的革命洞察力和以积极推进历史进程为目标的革命政策、革命政党、革命的联盟政策。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承认主观因素是现实革命力量——这里包括的所有问题，只有列宁才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再次详细加以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初主要研究的是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然而，由于他们以不断革命为出发点，由于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理解为一条完整的历史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工人阶级首先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去争取政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为一个崭新的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他们的革命概念并不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有一道“万里长城”，所以，我们在他们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的思考中也发现一系列对革命的以后阶段，即对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之后的阶段的意见。
这些意见在形式上主要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的对比。[90]这一点也是同下面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连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根本的典型的特征都不认识，那就不可能对19世纪中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状态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作出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比较在逻辑上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工人阶级政治统治下的革命进程和特点已有某些设想。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些设想作出概括的阐述，然而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推导出这些论点，而且恰恰在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设想的这部分论点仍具有特殊的价值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就是1850年春天，马克思已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气短”，并且不再是依靠战斗的工人来实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目标，而是最终完成工人自己的使命，在这部著作中有一个地方还包括了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精确定义。马克思在这个只有半页的真正令人惊叹的段落中不仅给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下了新定义，而且也概括了直到推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他很快中止了这种插入的论述，他说：“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91]
重要的是，马克思是怎样插入这一段有关革命理论的论述的。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3篇中探讨了所谓选举联合和（有条件的）党派联合的实现和作用，这种联合正是在法国1850年的三月事件中获得了引起多方注意的选举胜利，并被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红色共和国党”，被反革命势力称为“无政府党”。这个“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持有一种特殊方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92]自《宣言》以来，马克思首次重新在广泛的对比联系中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在这里被他称之为“空论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马克思在对乌托邦的即空论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其迅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它转让给小资产阶级）进行评论时，直接发挥出了前面提到的“插入的论述”：无产阶级“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93]这是从夺取政权直到向共产主义社会更高阶段过渡的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概要。当然，马克思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对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下了定义。[94]
这个思想在两年以后同样又出现在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在信中只用了10行就说明了这情况：他既没有发现阶级斗争的事实，也没有发现对阶级的“经济上的分析”，而是仅仅证明了三件事：“（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95]没有这种根本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革命理论。
列宁曾经指出这段话同《雾月十八日》的一些章节在时间顺序上和思想上的联系。[96]实际上，《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样也包含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插入的说明，但是现在，在对革命成果进行了两年卓有成效的分析之后，在重新开始紧张的经济学研究达两年之后，这种“插入的论述”在总体上已经具体多了。在这里没有再次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下定义，而是从同资产阶级革命各个特点的正反对照中引申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个特点。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马克思臆想出来的，而是从两种革命类型的深刻对立的阶级性质和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中引申出来的。
1.“资产阶级社会”按其本性是“缺少英雄气概的”。[97]因此，至少从19世纪初以来，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如此。而无产阶级则与此相反，它除了自己的锁链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按它的本性来说是一个果敢的、富于斗争精神的、英勇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一场英勇的革命，工人阶级也将乐于作出牺牲。
2.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不致因此而一蹶不振，为了把自己的先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资产阶级革命客观上绝对需要“幻想、理想”。[98]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不是幻想，而是尽可能清楚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是无限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所以它不需要“假借的”理想，然而它自然需要普遍的广泛发生作用的基本观念。马克思为此使用了“缪斯”这个好字眼，他曾谈到19世纪社会革命的缪斯。然而这必然是知识的“缪斯”，而不是理想的缪斯。
3.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吸取了历史（圣经、古希腊、古罗马、启蒙运动等等）上的必不可少的幻想、理想等等。马克思早已在《德法年鉴》上和《神圣家族》中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和恩格斯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99]中对这一过程从社会、经济方面作了论证。正像马克思1852年所描述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辞藻胜于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这样做，它甚至必须绝对避免这样做，“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100]
马克思所要摆脱的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迷信。他把作为迷信对立面的历史知识理解为甚至是无产阶级觉悟的关键，是正确的革命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此外，属于这一论题范围的还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对立性质的崭新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不应再从过去提炼有助于提高现实政治斗争“热情的”理想，而是应该把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准确认识纳入长期革命变革的“缪斯”中去。因此，应该把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缪斯”一词同时理解为是对下面这样一点的提醒：不仅要注意规律性，而且要不时地记起，克利俄是属于缪斯之列的。
4.资产阶级革命开初由于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直至令人陶醉，然而社会很快就陷入长期的“无精打采状态”。与之相反，无产阶级革命是冷静的、严肃的和自我批判的。后一种革命达到非常高的境界，它自己会“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而且这种嘲笑不是有保留的，而是“十分无情的”。[101]无产阶级革命是自我批判的。它在革命一开始就常常不仅能够发现缺点，而且能够发现“不适当的地方”。[102]这种革命和追求“戏剧效果”有天壤之别。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说过，人们从历史教训中会懂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来不会“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103]就站稳脚跟。新事物的一些幼芽也是不免会“死亡”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就的奥秘在于，“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104]
5.资产阶级革命是“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是长期的。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发现这样的对比，这种对比也是基于下列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完成一个世界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伟大“阶级使命”，完成这个使命自然需要长得多的时间。两种革命类型的重要区别点之一在于，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政权问题的解决而基本结束，而解决政权问题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在使用“短暂”这一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肯定，他们所指的是直接战斗的时日，革命动荡的年头（两者都属于狭义的革命概念），还是彻底的社会变革所经历的几十年（这是广义的革命概念）。恩格斯1851年8月写道，为了取得自身对封建主义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优势，英国资产阶级用了48年（从1640—1688年），法国资产阶级则经历了40年（1789—1830年）。[105]他在1883年的一封信中又说：“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参照1642—1646年和1789—1793年）。”[106]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论述短暂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使用的是狭义的概念，因为他把短暂的革命狂热同下述这样一个时期明显地区分开来，在这个时期内，客观上还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将“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107]。然而，他毕竟认为，要“在3天之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108]，这是糟糕的“法国方式”，这种方式在1848年也蔓延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他在《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开篇的第一段中立即指出，西班牙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相反，它的革命需要3—9年。对于要把已经发生的革命按照本阶级的精神推向前进的无产阶级来说，3天的时间提供的可能性和接合点要比3年所能提供的少得多，这一点是无须大量论证的。
马克思在1854年没有机会更加详尽地研究革命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导致三月告同盟书的这样一个实际结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政党的政策必须以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为方向，不能过快地结束“第一次斗争”。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与此相反，工人政党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至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