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信昭示了青年恩格斯的性格，使人了解到他的兴趣爱好。这个多才多艺的、求知欲很强的年轻人被艺术、科学和政治中的那些进步思想所吸引，他决意加入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去。这些书信是恩格斯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见证，它们反映出恩格斯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变化。
这些书信不仅表现出恩格斯多么熟悉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还使人看到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
恩格斯在给他的朋友的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爱好自由的观点。他在1839年6月15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呼唤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5]恩格斯同情普鲁士反对派展开的行动。他同情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他坚信，人民必将为争取自身的自由，反对专制政体和实现德国的民主改革而展开武装斗争。对于专制制度和反动派的任何行径他都极为愤慨，他憎恨君主政体，憎恨它的首恶——普鲁士国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6]
对青年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有路德维希·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这些著作以其政治倾向、以其激进的纲领、以其旨在建立法制国家、取消等级限制和政治不平等的号召激励着恩格斯的心。1839年恩格斯开始给由青年德意志的思想家之一卡尔·谷兹科夫创办的杂志《德意志电讯》撰稿。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信中刻画了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这些书信证明，恩格斯并非对他们的弱点即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世界的痛苦”的状态和他们的多愁善感视而不见，他的同情属于那些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公民职责并把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的作家。
青年恩格斯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克服了从幼年时代起就灌输在他的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他走向无神论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曾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宗教信仰的最初怀疑随着他对宗教正统观念、对他的家乡乌培河谷盛行的虔诚主义——恩格斯视虔诚主义为政治反动和蒙昧主义的化身——的日益反感而更为加深了。恩格斯同格雷培兄弟进行过有关神学的争论，在争论中他不断深入批判圣经传说，反映出他对于创造性的理智必定战胜宗教教义的信念。他在一封信中指出，宗教是“最大的精神奴役”[7]。这是不能怀疑的。恩格斯对于科学和宗教互不相容的信念不断加强，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所信奉的基督教正统观念的影响下，这一信念更坚定了。1839年到1841年间，恩格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从试图合理地解释宗教到批判宗教的正统观念直至怀疑宗教本身的正确性并进而形成无神论的观点。1839年10月8日他写信给威廉·格雷培说：在施特劳斯的批判研究的反衬下，宗教信仰“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8]。不久以后他果断地声明，他不打算心甘情愿地套上正统观念的“拘束衣”[9]。恩格斯摆脱宗教的影响是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分不开的。他逐步地认识到，宗教不仅仅与理性相矛盾，而且还压制人的个性，阻碍社会的自由发展。
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恩格斯转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努力从中得出激进的结论，黑格尔学说中那些特别与他自己的思想方法相符合的观点吸引着他：历史的概念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是“自由概念的发展”[10]。
恩格斯给他的妹妹玛丽亚的信充满了热情和温柔的幽默。它们描绘出青年恩格斯的乐天派性格。音乐在这些信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也表现出他倾心于英雄浪漫主义的思想。贝多芬的渗透了热爱自由的思想的作品使他入迷。他向妹妹谈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演奏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恩格斯曾试着自己作曲。在各个艺术领域中才华横溢的恩格斯，也画了很多画。在恩格斯写给玛丽亚和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有30多幅画图。这些漫画和切中时弊的风俗画表达了他所特有的幽默和对现实的批判的感受。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个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他掌握了多种欧洲的和古代的语言知识。向朋友和妹妹显示这些知识使他感到快慰。在他的信中一再出现用多种外文书写的段落。有一次他同妹妹开玩笑，寄给她一封据他说是他的西班牙语老师写的信。这封事实上由恩格斯自己用西班牙文写成的信第一次在本卷中发表。
1840年夏天写给莱文·许金的信展示了恩格斯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和计划。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到，恩格斯打算同许金和激进派作家海尔曼·皮特曼合作出版英国革命诗人派尔希·毕希·雪莱的诗集译文。诗人创作中的反对专制政治和憎恨压迫者的主题激励着恩格斯。显然，恩格斯已经完成了译文。因为他当时已在同不来梅和阿尔托纳的出版商商谈出版译著事宜。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结尾还想介绍一下恩格斯1842夏天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这些信使人了解到恩格斯在居留柏林的最后阶段里的计划和打算。虽然恩格斯已有许多成功的作品发表（其中有的刊登在《莱茵报》上），并出版了几本引起过强烈反响的批判谢林的小册子，但他认为自己的哲学自学教育尚未结束。他提到自己的想法：暂不从事创作活动，认真地深入钻研科学。遗憾的是，我们不掌握恩格斯在1842年9月到1844年10月期间的书信，也缺少这一时期别人写给他的书信。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进行了历史性会见。在会见中表明他们在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几年前，即《莱茵报》创办时期，主要是他俩站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为《德法年鉴》撰稿时期建立的个人联系，为这次会见做好了准备。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恩格斯的通信显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一些叙述判断，特别是从马克思于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已经很了解恩格斯的创作活动。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更为接近的巴黎会见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创造性合作的开端，是他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的开端。
从巴黎会见到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往来书信以及这一时期他们给第三者的书信（它们都按统一的年代顺序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一起发表）组成本卷第3部分。
流传下来的1844年和1845年间的书信只有恩格斯致马克思的。恩格斯居留巴门期间写的这些信反映了他在德国参加宣传共产主义的情景。恩格斯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和莱茵地区各城市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建立了联系，他参与了成立旨在消除工人困苦的协会，参加群众集会并解释共产主义的思想。
在1844年10月初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谈到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反对情绪日益增长，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迅速传播，并且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政治更加感兴趣了，还由于工业的发展使社会问题突出出来。无情的剥削和可怕的贫困促使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苏醒过来。对此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大体上具有他于1842年至1844年间在英国认识到的同样的规律性。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早期书信证明了他们之间结下的亲密的友谊。他深情地回忆了在巴黎的短暂居留，正是这次居留使他更加接近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10月初写道：“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11]
在1844和1845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为报刊杂志撰稿。1844年马克思为巴黎报纸《前进报》撰稿，并且很快就在该报中起主导作用，这一点主要可以从马克思1844年秋天至冬天给该报出版人亨·伯恩施太因的书信中看到。马克思的文章远比报上的其他文章精辟，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魏特林1844年10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成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恩格斯支持该报在德国发行并将发送的确切地址告诉了马克思。
马克思努力争取德国革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力量，首先是德国文学的骄傲和德国进步青年思想界的精英亨利希·海涅，来为《前进报》撰稿，在巴黎，马克思认识了海涅本人并且同他很接近。这一点可由本卷中发表的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证实。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刊登了海涅的一些讽刺诗，其中包括《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作的前面附有编辑部说明（这个说明在本卷注释中第一次重新发表），其中高度评价了海涅作品的意义。在1845年1月底至2月初的4封信中，马克思建议海涅为《莱茵年鉴》杂志撰稿，表示希望这份杂志能有助于在德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被迫迁出巴黎的前夕，马克思写信同海涅告别时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12]
法国当局对《前进报》的革命方向感到不安。开始阻挠该报的出版，这时报纸决定改为月刊。在1844年12月致伯恩施太因的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打算在第1期上批判麦克斯·施蒂纳。恩格斯焦急地等待着新杂志出版。然而，这一计划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和《前进报》编辑人员遭到迫害而未能实现。
1844年夏马克思和卢格最终决裂。他们之间在创办《德法年鉴》时期就已产生的意见分歧不断加深。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点，一是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彻底变革社会的过程中将起主要作用。而坚持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的卢格则毫不掩饰他对共产主义持否定的态度，表现出特别蔑视工人。在对1844年夏天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德国工人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展开的第一次行动——的评价问题上，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前者对起义者满腔热情并给予他们的斗争以高度的评价，后者则对无产者的行动恐惧万分。
在居住巴黎期间，马克思了解了法国工人的几个组织以及正义者同盟各支部的活动。谈及这一方面的不仅有已经提到的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而且还有1845年马克思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海尔曼·艾韦贝克的来往书信。从德国著作家海尔曼·克利盖（他不久就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代言人）1845年6月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工人运动的成果使马克思多么兴奋，以及他给予在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各支部的活动多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