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2卷前言[1]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5月初至1848年12月底的通信。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以外收入本卷的还有：别人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领导的一些组织的信、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委托写的信，最后是其他人彼此间一些书信的摘录和有关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通信的资料。
本卷所论述的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产生和发展、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和他们开始创造性合作的年代之后的那段时期。本卷发表的通信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活动的重要阶段。通信反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反映了在各国宣传新世界观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和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的活动。这些书信包含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事件和编辑出版革命无产阶级的报纸《新莱茵报》的丰富材料。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具有重大价值。其他人的书信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这些书信使人们有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许多未保存下来的书信的内容作出推论，并含有历史传记资料。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的通讯员和寄信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各种各样，其中有朋友和战友，如斯蒂凡·波尔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海尔曼·艾韦贝克、菲力蒲·日果、乔治·朱利安·哈尼、卡尔·普劳德、阿·里德尔、卡尔·沙佩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维克多·特德斯科、格奥尔格·维贝尔、格奥尔格·维尔持、约瑟夫·魏德迈和威廉·沃尔弗；有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代表，如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莫泽斯·赫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威廉·魏特林；有1846年革命的参加者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人士，如阿利纳里、巴·瓦·安年柯夫、斐迪南·弗洛孔、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律西安·列奥波特·若特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和其他许多人。
通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的活动繁忙，他们同无产阶级和民主派人士的密切联系给人以深刻印象。本卷的资料提供了有关40年代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早期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提示。
本卷包含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巴黎和科隆的生活，有关恩格斯1848年在瑞士逗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遭到比利时、法国和普鲁士有关当局迫害的丰富传记资料。有些书信，如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施马尔豪森及其丈夫的信和恩格斯父母的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同亲友们的关系。
1846年5—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住在布鲁塞尔。后来恩格斯前往巴黎，并在那里有间断地逗留到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以及其他人给他们的信充实了他们从1846年8月至1848年1月的通信。在此期间的通信揭示了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没有反映出来的他们从事科学理论活动的新方面，并使人得知他们进行创作的地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和1847年的通信里，同结束写作和试图发表为人们熟知的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有关的问题占了很大篇幅。这部手稿写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里批判了后黑格尔的哲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布鲁诺·鲍威尔——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1846年8月19日和10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一文所作的彻底的批判分析，按其特征来说，是对论述费尔巴哈的手稿的补充，这一分析强调了其中包含的对费尔巴哈学说的几个方面的批判性评价，首先是强调了他没有从唯物主义观点论述社会现象以及社会的历史发展。[2]
1846年下半年，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来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哲学的一些论点的结合）的发展，导致这个思潮内部各种新的流派和小组的形成。因此，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修改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手稿的问题。恩格斯按照这封信中草拟的计划写了作为手稿保存下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他建议马克思，把他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改写后发表。[3]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5—7月的通信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原来打算同赫斯、贝尔奈斯、维尔特和丹尼尔斯的文章一起在季刊上发表他们的手稿。马克思本该是该期刊的编辑。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迈耶尔和雷姆佩尔的立场阻障了这个计划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46年9月至1847年8月）含有他们试图在瑞士和德国一些出版商那里出版他们的论战著作的资料。在不来梅出版商弗兰茨·施洛特曼那里出版手搞的尝试毫无结果。本卷[4]发表了该出版商1847年8月6日的复信。
1847年下半年，马克思终于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了对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评论。从丹尼尔斯、魏德迈、奥托·吕宁和威廉·克吕韦尔在1847年6—9月给马克思的信（吕宁9月7日的信和克吕韦尔9月10日的信第一次发表）中可以看到这次发表的经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有时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确定一系列他们虽然计划撰写，但未撰写的著作以及还有一些未保存下来的著作手稿的内容和一般倾向。马克思的一些信，还有出版商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的第一次发表的一些信，澄清了那时计划撰写，但未写成的马克思的经济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由。
恩格斯1846年10月18日和23日的信含有对马克思写的未保存下来的第二篇《反克利盖的通告》的资料，从内容来看，它不同于保存下来的第一篇通告。在出版商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1848年4月24日的第一次发表的信里提到马克思的一本未完成的论工资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联合会里用的讲义为基础的。这些材料部分在1849年4月以《工资和资本》为题发表于《新莱茵报》。从通信中得知，恩格斯曾从事一本关于普鲁士制宪问题的小册子的写作，对这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日果在1847年5月15日都发表了赞同意见：这部手稿只保存下来几个片断。恩格斯的书信以及本卷第一次发表的德国出版商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1847年3月11日的复信和瑞士别列坞出版社1847年4月3日的复信，含有关于恩格斯撰写的《金发雷斯的现状》手稿及他试图发表他的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及其宠姬西班牙舞蹈家洛拉·孟戴斯的小册子的资料，该小册子至今未找到。
收入本卷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著作及其著述计划和打算的书信，具有极大的科学传记的意义，而且在进一步寻找他们的至今还未发现的著作时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包含从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对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著作的分析。这些书信对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路易·勃朗、卡尔·格律恩、卡尔·海因岑、莫泽斯·赫斯、阿尔丰斯·德·拉马丁、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阿希尔·泰奈勒·沃拉贝耳、奥托·维干德等这样一些按其观点和重要性来说与马克思恩格斯截然不同的德国和法国作者的著作，作了大量的评述，其透彻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其中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作家安年柯夫的信具有最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在对安年柯夫1846年11月1日来信的复信中批判分析了蒲鲁东刚刚出版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指出了这部著作中的唯心主义和非科学的东西，这部著作表现出蒲鲁东对社会发展规律性和经济范畴的客观性质的无知。马克思在信里第一次根据论述费尔巴哈的手稿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论点，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设制和现象的决定性影响，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关于作为社会动力的阶级斗争、关于历史地研究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必要性的论点，并对诸如分工、财产、垄断、竞争等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批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并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社会本性的表现。他的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使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但另一方面又抱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可以解决社会和政治的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幻想，[5]这封信里表达了方法论的原则：对各种形式的生产和各种理论的具体的和历史的态度是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给安年柯夫的信把理论思想的深度同辉煌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它是书信体的杰作。它是一篇简短的，但完全自成体系的哲学概要。这是马克思对刚刚读完的蒲鲁东的一部书的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这个以书信方式表达的思想成了他的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的出发点。该信基本上是马克思1847年1月开始撰写的这部著作的简要草稿。列宁在1920年读了马克思给安年柯夫的信的俄译文。他马上认识到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并在页边空白处记下：“是从哪里弄来的？原稿载于何处？”[6]
安年柯夫1847年1月6日的复信指出，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的信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和对新的哲学学说即科学共产主义的阐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7]；但是，安年柯夫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个新理论。
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年中用法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公开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在马克思的通信中也可以发现有关《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准备、出版和传播情况的资料，有关斐迪南·沃尔夫的书评和马克思的朋友及战友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恩格斯在1847年10月称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为“我们的纲领”。[8]
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不仅使法国读者，而且使德国读者都熟悉他的这本书。因此，相当一部分书（如从第一次发表的出版商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1847年9月21日的信中可以看出）被寄往德国。奥托·吕宁和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1847年10月5日和11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在德国出版《哲学的贫困》德译本的计划，但该计划在这段时期没有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往来中以宣传他们的观点为目的的活动占有重要地位，这同在理论上制订科学共产主义有关。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里写道：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似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9]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使尽可能广泛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新理论，并努力创办自己的报刊。1847年夏天和秋天马克思再次提到出版一种杂志的计划。在不久前刚发现的马克思1847年9月29日给威纳尔·冯·费尔特海姆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0月26日给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信，以及毕尔格尔斯1847年8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哥特沙克1847年11月5日和1848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后一封信首次发表），都商讨了这个计划。这个杂志应在股份的基础上以月刊形式在布鲁塞尔出版，应登载具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虽然在德国开始了订购工作，但是，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