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书信部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1]
〔民主德国〕马丁·洪特[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即书信部分今后计划出版约四十卷，因为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有四千一百多封，第三者给他们两人的书信共计九千八百多封。
我们世界观的创始人的确是多产的书信作者，这一点表明了他们两人的联系极广而又面向世界的工作方式；而他们的书信在各种复杂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大量地保存下来，则首先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在列宁的亲自倡议下的几十年广搜博采的结果。今后有希望而且有可能还会发现一些书信。目前可以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共有一万四千多封。
争论意见的典范
这些书信是一个巨大的原始资料的宝库，其中一部分对于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对于解决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竭的借鉴，它是世界文学的瑰宝，是对现实问题进行争论的典范，也是共产主义生活内容的丰富宝库。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与他们的已经印行的著作和文章相比，往往包含着对各种事件的更精辟的评价和对一些同时代人的更确切的评述，因为他们在书信中不受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也没有其他后顾之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读起来比有些小说更吸引人。他们的通信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集，从中可以看到毫不动摇的革命党性、坦率的批评、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知识，以及面对多舛的命运表现出的做人勇气和令人惊叹的气魄。
所有这些同样也表现在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三部分第四卷收编的1851年的通信中。该卷一共收编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或他们给第三者的书信一百一十二封，以及他们在这一年中收到的四十多人给他们的书信一百五十封。其中七十八封信是第一次发表，十八封信第一次用原信使用的文字刊印，十九封信在此以前只发表过摘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对象约有一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著名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宪章派左翼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和朱利安·哈尼。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的书信中第一次出现像阿道夫·克路斯（他是《新德意志报》读者所熟悉的人物，后来成为华盛顿市建筑师）和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这样的人。在国际版以后的书信卷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将多次出现。克路斯是一位富于写作热情的美国通讯员，而贝尔姆巴赫则向马克思提供了最重要的消息，如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准备过程的各种细节。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大部分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第三部分第四卷也收进了新的东西，即马克思1851年3月20日给科伦共产主义者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的一封信的两段简短摘录（这两段摘录是丹尼尔斯在3月25日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引用的），他们两人在通信中围绕至今没有发表的手稿《微观世界。生理人类学论稿》交换了意见，丹尼尔斯在这部论稿中首次作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尝试。
当然，对于国际版的某一卷来说，首次发表一些文献，还不足以说明全部新的学术成果。然而，国际版收编的大部分书信都与现在保存在各个档案馆的原件再次作了复核，所以，原先存在的一些字迹辨认方面的错误得到了更正。而且，由于同时收编了第三者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因而澄清了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书信中的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彻底的调查研究又从各方面核准了一些书信的日期或第一次确定了一些没有标明写信时间的书信的确切日期。
在国际版的每一卷出版以前，需要进行极其浩繁的过细的工作，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事业和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和科学的概况。第三部分第四卷也像其他各卷书信一样，是由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一些经验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员集体编辑出版的。
为《纽约论坛报》撰稿
可是，这些历尽艰辛才发掘整理而成的文字主要记叙了哪些内容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究竟在内容方面有哪些非常重要的特点呢？
马克思当时——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正沉浸在政治经济学典籍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理论方面遇到的困难和第一批研究成果，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件、观感和流亡者丑闻。由于恩格斯不得不于1850年11月从伦敦迁居曼彻斯特，所以，1851年是他们频繁通信的第一个整年，谁想到后来这样的通信在他们之间进行了将近二十年。
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开始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纽约论坛报》撰稿。一开始，他们就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分十九次连载的文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该文中第一次描述了四八年革命的全貌。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要研究这部经典著作产生的历史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只有马克思是这家美国报纸的正式通讯员，因此这篇文章是署他的名字发表的，只是到了有关书信（1913年）发表以后，我们才明白，谁是这部著作的真正作者。但是，另一方面，1851年的书信恰恰又证明，马克思当时提出了文章的论旨和若干建议、提示，因而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的写作。
从这些书信中，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关于一些业已熟悉的著作的新材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他们一直未能付诸实施的创作计划。1851年12月，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他将出版第二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从这一年的8月起，他就开始在通信中与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于是，这些书信表明了再次抨击蒲鲁东冒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从四八年革命中吸取的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的全部著作和计划，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军事科学研究和马克思着手创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从十分广泛的角度对1848—1849年革命的成果所作的理论总结。今天，我们已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得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天才结论。他们在这些结论中第一次直接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工人阶级当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它的第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成员当时面临的任务就是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基本教训。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的书信，那么，本卷对我们将不无裨益。当然，本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要求我们像对待一门科学那样去加以研究。
（原载1984年12月15—16日《新德意志报》第10版）
（蒋仁祥 译 韦建桦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5辑。
[2]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