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同盟改组的重要里程碑。大会的决议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近几年发现的大会文件证明，恩格斯对代表大会的工作，对撰写同盟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及章程草案，对改变组织名称和口号等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科学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在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未获得完全胜利。[23]
同盟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和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向人们讲清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展开的关于同盟的纲领和章程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制订同盟的理论和组织原则时力求从它的文件中删除那些不符合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论点。同盟的巴黎支部在纲领讨论上获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恩格斯修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撰写了新的保持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24]。
布鲁塞尔区部1847年9月14日前写给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25]的摘录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信中所包含的、由马克思提出的对同盟章程的修改建议，表明他反对同盟活动中的密谋倾向。马克思反对把同盟盟员关闭在秘密组织的狭小圈子里。他反对纲领草案中含有的对同盟代表大会代表权的限制，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最后条文时，马克思提出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
如通信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同各国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组织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他们同宪章派——它是40年代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代表建立了友好关系。收入本卷的宪章派左翼领袖朱利安·乔治·哈尼1846年至1848年的信，含有关于宪章派活动的信息，以及宪章派和革命流亡者在伦敦联合而成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的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比利时和波兰的民主派建立了频繁联系。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0月26日给海尔维格的信，以及首次发表的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含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马克思是该协会的副主席——的成立和活动的资料。
从恩格斯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的信可以得出结论，他同颇有影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民主主义者弗洛孔建立了联系（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同法国共产主义者卡贝建立了联系）。
恩格斯没有把这些政治家理想化。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有宝贵的方面，也有薄弱的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不可妥协。另外，他很重视“在一切实际问题和时局问题上”[26]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的必要性。
同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运动的著名代表的友好关系，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扩大了他们宣传活动的范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了他为法国民主派报纸和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撰稿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支持宪章派发起的各国民主派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和哈尼1847年11月14—15日和12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谈到这个代表大会。由于欧洲革命事件的开始，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马克思在制订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的积极影响，使他在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间的威信日益增长。他们的信中多次强调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847年秋，恩格斯在同路易·勃朗的交谈中公正地称马克思是“我们党的领袖”[27]。他在1847年9月30日给若特兰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28]。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1848年3月1日写给他的信表示了对马克思的极大尊敬[29]。
从同盟中央委员会1847年10月18日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中可以得知，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况相当复杂。在一些组织里思想不统一。同盟的领导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未来的代表大会，寄托于布鲁塞尔的代表首先是马克思的参加。恩格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的信表明，他也赋予这次代表大会以重大意义。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使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获得胜利。代表大会批准的同盟章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胜利。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里也提到就纲领问题进行的长期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表述了新的学说。“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3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是有关《共产党宣言》产生史的少量原始资料之一。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表明：以宣言的形式表达思想，表达党的纲领，是他提出的。[31]恩格斯作为前两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以问答方式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的作者表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传统的教义问答形式，不适用于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列宁称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历史性的，他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32]
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1月25日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证明，《共产党宣言》的定稿是由马克思完成的[33]。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对宣言的结构和内容有很大影响。1848年1月底，《共产党宣言》寄往伦敦，2月下半月在那里付印。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至1849年革命前的创作高峰。《宣言》里首次系统地、以易于为广大群众理解的文献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和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的所有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献里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任务。“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34]
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作为共产主义同盟的纲领发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过程的开始。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通信里发现有关《宣言》最初传播的情况、有关他们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中的讨论情况和把《宣言》译成几种语言的尝试的有意义的资料。恩格斯在1848年春就在为英译本作准备。[35]
1848年2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居住，3月5日马克思前往巴黎，恩格斯仍在布鲁塞尔住了一段时期，于3月21日左右前往巴黎，马克思在寄自巴黎的第一封信里就告知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及其组成的情况。马克思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恩格斯为委员[36]。
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中，“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37]本卷的资料介绍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紧张地参加1848年革命事件的具体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3月至4月初的通信可以使我们认识巴黎同盟领导的活动的各个方面。伦敦区部3月8、15和22日的信以及该区部领导人卡尔·普芬德3月17日的信叙述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和同盟的伦敦组织——当时最重要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试图为党筹集必要的资金，他们报道了有关区部组织上的情况和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把他们的使者沙佩尔派往伦敦，沙佩尔在1848年3月28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他在伦敦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通信中反映了同盟中央委员会为反对由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领导的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计划而进行的斗争。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开始建立一个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准备征讨德国，以便在那里宣告成立共和国。马克思在1848年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告知即将把征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伯恩施太德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3月26日给艾米尔·布兰克的信说，共产主义者没有参加“从这里出发征服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38]。
本卷的资料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在报刊上揭露民主协会的领导人及其冒险行径。马克思夫人受马克思委托在1848年3月16日或17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强调指出，“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信中还请求魏德迈在德国报纸上发表相应的报道。[3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24日写给巴黎报纸《1841年人民报》编辑卡贝的一封信中也提出类似的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的步骤也说明，征讨德国的想法在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成员中得到赞同。这可以从布鲁塞尔区部1848年3月22日的信和其他一些信中得知。[40]
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终于在德国、在《特利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批判民主协会领导人行径的文章，伯恩施太德和协会的其他成员在1848年4月1日给马克思的一封表示愤怒的信中强烈要求说出该文的作者或发起者的名字。马克思在复信中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建立军团的斗争有助于阻止一部分德国工人参与征讨，顺便提及，这次征讨在1848年4月底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这场争论中重要的是反对输出革命的冒险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的通信表明，正确理解法国和德国革命事件的过程是他们的策略的基础。在恩格斯1846年至1847年的信中已经可以发现对革命前法国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1848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述了二月革命后阶级力量的划分，并强调指出法国资产阶级中反革命情绪的滋长以及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新的革命。实际上这场革命于1848年在巴黎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心急如焚地等待德国的消息。恩格斯1848年3月8—9日和18日的信充满了德国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念。恩格斯的希望很快就实现了。普鲁士1848年的三月革命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打开了回归祖国的道路。1848年3月21日和25—27日马克思从他的朋友丹尼尔斯和维尔特那里得知柏林和科隆的革命事件。
三月革命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几百个德国工人返回祖国。同盟盟员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以之作为行动纲领。这个重要文献确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战术，它的宗旨是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进行彻底的社会政治变革。《要求》是同盟盟员在德国革命初期阶段的宣传活动的基础。[41]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初离开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4月5日给卡贝的信表达了他们在这一时刻的心情和希望：“我们毫不怀疑，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展的好消息告诉您。”[42]
1848年4月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越过德国边界，前往他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科隆。4月中旬恩格斯回到他的家乡巴门，5月底返回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期的信表明：他们认为，在革命形势和德国工人运动发展起来的条件下有必要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从组织上巩固同盟并积极参加到处都在成立的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使者被派往德国各地去完成这项任务。
在恩格斯、威廉·沃尔弗、德朗克、约翰·席克耳、沙佩尔、贝格曼、保尔·施土姆普弗和阿道夫·克路斯1848年4月至5月给同盟中央委员会和马克思的信及报道中反映了使者和其他同盟盟员的活动。在这些信和报道中谈到在美因兹、科隆、柏林、维斯巴登、布勒斯劳、巴门、科布伦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累根斯堡等地成立或加强同盟支部的尝试；这些报道清楚地介绍了德国各地革命事件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根据同盟盟员的信可以判断当地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这些信也表明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计划，为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美因兹工人联合会的主持下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总会而进行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