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之前，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柯蓝跟我说：“你别当主持人了，出不来。写电视剧吧，还能挣点儿钱。”
那时候，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主持人，也尝到过“脸熟”带来的甜头。虽然说“出不来”的局面在我的主持生涯看似昭然若揭，但我当时对说话、写字和“热闹”的热爱，等量齐观。
凡事“习惯”即成障碍，哪儿那么容易“事了拂衣去”。
有价值的友谊从来都不在于彼此取悦。我在经历了那段话带来的伤筋动骨后做了取舍，更专注地写字。
我还记得当时柯蓝的家，石灰地面，原木长桌，一只快十岁的蓝猫像小狗一样挤在人堆里，用最舒服的姿势待着，同时保持眼神的警惕，两不误。
画风乍看是见怪不怪的冷，但说不上哪儿又颇有些“深藏功与名”的贵气，跟柯蓝的个性很像。
由于我看过的国产剧数量极其有限，辜负了柯蓝的期许，没写成电视剧，没挣上钱。
但《莫失莫忘》是专注后的产物。
《莫失莫忘》不是我写完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但它是我第一部“放下一切”完成的小说。
那年我搬去了上海，住在建国西路上的一个石库门风格的老房子里。每天早出晚归，到附近的咖啡店写字，加上当时在那儿朋友有限，应酬锐减，很容易就练成了劳模，一周写七天，每天超过八小时。
上海是个宜居的城市。
从我的住所出发，走路能及的咖啡店有十几个。因而，尽管写作的过程艰辛且伤神，但上海给这个过程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舒适。
也许真的有“风水”的存在吧，在不同的地方写出来的文字，调性也不太一样。
迄今为止，我写完了四个长篇和六个中短篇，是在不同的地方写的，字里行间就自然保留着不同地方的气息。
在北京写的《女少年》和《再见，少年》，基调就是横平竖直的“艳阳天芳草地，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年的小说集基本是在东京完成的，就算故意用回第一人称，但也明显存在零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旁观感。
只有写《莫失莫忘》的过程全在上海。
大概这是为什么也只有《莫失莫忘》自成一格，兀自披挂着伤春悲秋的调调，那些让我有幸被误解成“文艺青年”的元素，是我不曾真的拥有，但想起来总会笑一笑的“朱砂痣”和“床前明月光”。
从查资料到最后写完，横跨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写到小说的结尾，已是上海的初冬。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影子起伏于枯黄的梧桐叶之间，心情也跟着萧瑟了好一阵。对于如何安排许友伦和林小枝的结局，在删了两万字和一个男三号之后仍举棋不定。
那是难过的事，心境恍若失恋。
结束的文本不仅是他们的告别，也是我自己不肯面对的人之常情。
收尾阶段，被神经衰弱和失眠折磨，当时我并不知道，“神经衰弱”和“失眠”原来是完成每一本书的一段必由之路。
这些写作阶段的艰苦，每每回看时说出来，又怎么都有点像撒娇。
是啊，毕竟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安身立命，是运气。
所有放弃和坚守、失眠和忧伤，为了这份运气，也值了。
这本书最初我自己起的名字是《爱别离》。
这三个字，出自佛教哲学中的八苦之一，是我想要通过那两个人的分分合合分享的欲哭无泪。
在书里试图安抚这个苦，汇成那个后来被转发最多的句子——“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
因而，完成这本书，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五年之后，《莫失莫忘》再版了。
承蒙磨铁抬爱。
我在年过四十之时，这种调性的小说，不管搬去哪里住，恐怕都再也写不出来了。
很多事都是这样，时过境迁，花相同，人不再。
要不要在一起，看似是一个问题。
然而，“不管要不要在一起，最终都要面临分离”，难道不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程序的固定结局？
道理反反复复。
故事七七八八。
关于遇见，关于告别，似乎还有许多“接纳”的实际问题，需要持续练习。
时光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每一个人出现的同时就附带着告别，如果每一件事的发生就注定了不可逆转的结束，那么答案早已预备好了在时光之外，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为每一个此时此刻，尽量奉献出最好的赤诚。
再好听的道理，也只是说时容易。
创作是创作人自救的药，企图在另一个维度中，用无始无终也无解，渐渐假装平静于轰隆隆的世道哀欢。欲说还休，敬奉炎凉好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