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自2006年7月，鄙人始发帖于网上。朋友们客气，说了许多夸奖鼓励的话，令我汗颜。也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有些我能接受，马上对原帖作了改动。有些则非我所能苟同，于是写有《谈金庸研究之所谓“末路”》一文，作“总答复”。意犹未尽，乃取旧帖一张而扩充之，续有申说，曰：再辩护。
知堂老人信持“不辩解主义”，道是：“一说就俗。”鄙人则“总答复”于先，“再辩护”于后。一辩再辩，说了还说，分明已是“俗之又俗的俗物”了。
不为已甚，言尽于此。不会再强聒不舍、哓哓辩说了。
一
南窗寄傲生《读金庸小说札记》：
《西游记》第九回写渔樵对答，渔翁张稍作《西江月》有：“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则金庸这部小说书名赫然就在其中，可见并不是金庸杜撰。
《笑傲江湖》的主人公，在作者看来，乃是“天生的隐士”，而《西游记》中这位高歌“笑傲江湖”的张稍，“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却也是隐居之士。
而在《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录了沙和尚的诗歌体口述自传：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
二者齐观，则《笑傲江湖》的书名与“任我行”的名讳，皆完整地见于《西游记》一书。
金庸读《西游》，据他自言，是在“小时候”，感觉大约在八九岁年纪，到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中，金庸又让韦小宝与双儿聊起了《西游》故事。
金庸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曾谈道：“‘俗文学’也是文学……俗文学中有极高品味者。”所举例证，便是“《西游记》、宋词、元曲，等等”。
金庸天生一种“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读天马行空之《西游记》当会兴味盎然，而“笑傲江湖”“任我行”这样的词，对这种个性的人，天然具有吸引力、魅惑力。[1]
有朋友说：“笑傲江湖和任我行这两个名字很通俗啊！”
当然很通俗！——却是在金庸发表《笑傲江湖》这部作品之后。
就我浅见所及，在吴承恩到金庸，数百年间，绝少有人再把笑、傲、江、湖四字连用。
李敖嘲骂金庸，真正不遗余力。不意此公1995年在台湾真相新闻网主持一台电视节目，招牌居然唤作《李敖笑傲江湖》！还不是为了抓眼球提高收视率？如果这四个字不是因为金庸而家喻户晓，电视台以及李敖本人，会给节目取这样一个名号？
至于“任我行”三字，更是“通俗”到不行，但王安石诗谓“看似寻常最奇崛”，而“洪七公深知真正的烹调高手，愈是在最平常的菜肴之中，愈能显出奇妙功夫。能在平淡之中现神奇，才说得上是大宗匠的手段”，别人不好说，如果是让我自己来刻画一位倜傥骄狂纵横不拘、霸气才情笼盖一世的邪教领袖并在其名字中体现这一性格特质，恰恰选中“任我行”三字的几率，很低，而接近于零。我可能让他叫“魏我行”“杜我行”，或是“任余行”“任吾行”，又或“任我为”“任我飞”……
有人为自己子女或小说角色取名，看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而又意蕴深永妙趣天成，总为其人腹笥甚广，方能厚积薄发至此。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先生以小说人物名“孙行者”为上联求对，一时舆论大哗，以“倒退”“复古”相讥。陈先生此举之立意，在他《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说得明白：
测验之标准……此方法即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从某氏似乎很随意地为他的子女（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其实也算小说家的子女）所取“不逾四字”的名号上，其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亦约略可见也。
二
“笑傲江湖”“任我行”皆取自《西游记》，大有可能。
但非绝对一定。
天下事，难言哉！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而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有可能。
我在《破译金庸密码·题记》中曾举一例：
钱玄同自作聪明，断定许广平的名字与唐代名相宋璟有关。因为宋璟字广平，许广平又自号“景宋”，钱玄同认为那是“景仰宋广平”的意思。不料鲁迅起而痛驳：“许公的母亲姓宋，因她为景仰母亲，所以自号景宋，至于她名广平也和宋广平全不相干，只是广东的风气，常常喜欢把地名放在名字当中，例如她名广平，她妹妹名东平，何尝有宋广平的影子呢？”
“疑古玄同”先生的失败，足证：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
有鉴于此，无论我对金庸笔下某一二名物的猜测多么有把握，仍自知：猜测，只是猜测。
《围城》中方鸿渐的名字出自《易经》“鸿渐于陆”，赵辛楣则出自《楚辞·九歌·湘夫人》“辛夷楣兮药房”。这两项推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至于那位号称“局部真理”的鲍小姐之姓氏，居然也有典故存焉：
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这一点，如果不是由钱夫人杨绛女士指出，怕很少人能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会自觉太牵强，且无从确证。
此之谓：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有可能。
因此，有些猜测我自己都觉得牵强，还是会把它作为第二、三种可能，写入文中。
谁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呢？——自然，也可能密云不雨、亢旱三年。
《孟子》记录了齐宣王给老孟所下考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而《论语》中的孔子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者连读，胡解孔孟：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只是切不可自信太过，自以为天纵英明，我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对金庸的解读未必准确，俺早自知。某些朋友则貌似掌握了绝对真理，认定它们完全符合金庸本意，则鄙人只有浩叹：莫非月光宝盒重新降临人世，俺何其有幸，居然目击了全知全能的皇天上帝？！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自己装扮成金庸或其他任何作家的唯一指定代言人以及预备役（或现役）的转世灵童，都是极端可笑的。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金庸小说情节与名物的解读，提出了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自知仅是臆测，未尝妄自尊大认定其必为不刊之论，却也不敢妄自菲薄至于稍遇质疑便亟亟认错。
三
误读无罪，错解有理！
余英时先生认为：
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于五十步而已。传说19世纪英国大诗人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革命》）
《韦小宝这小家伙》中，金庸试图分析一下自己创造的这一人物形象，谈了很多。但他又说：“这里的分析半点‘权威性’也没有，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完全还原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虽作者本人，也不能够，何况我辈读者？
自我感觉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其结果，就能完全避免“误读”？
自知不可能完全遵循、复制了作者原笔原意的读者（如我），当然也会“误读”。
我不认为后一种比前一种，必然更“误”。
“误读”既无可避免，以不过分脱离文本为前提，则钱锺书所言“作者……寓意，只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也是集》），就成为最正确最恰当的态度。《谈艺录》中，钱先生又称述清人谭献的看法：“甚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西方之“接受美学”，大体与此同意。
四
还有一种说法：“要真想这么多，那金庸写小说时岂不累死？！”
太熟的东西，根本无须刻意去“想”。我们签字时，似乎并不需要像欧阳锋老先生那样开动脑筋费力去想“我究竟是谁，叫什么名字”，再亟亟翻查出生证、身份证、户口本以核实自己的名姓，这也太过具有“实证主义”精神了。
我算“三乘以七”这样的数学题，可以不过脑子，张口就来，不会“累死”。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是金庸小说的资深读者之一。我不担心金庸写小说想多了会“累死”，就像我从不担心陈先生解决那些数学难题会“累死”一样。陈先生对微积分，只怕比我对乘法口诀更熟习。
我举重到五十斤，已经感觉吃力，但不敢由此认定五十斤即是人力的极限。
人的天赋才分、人生阅历、知识储备，不尽等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此蒙叟之所以兴叹也。
我曾经引用过《山海经》《淮南子》中的不少文字，尝试证明“日月神教”总部“黑木崖”的命名跟远古神话“太阳下有扶桑、若木”等记载有关。一位好朋友垂询：“刘兄，金庸写书时，会考虑这么多吗？”
当时答复如下：
我的猜测未必正确，如其正确，则金庸只需联想到中国上古神话中“日下有木”就够，绝对不必把这些树木各叫什么名字都回忆一遍，而“日下有木”对金庸那一代学人来说是基本常识（再上一代人旧学方面的修养就更不得了，鲁迅读《山海经》时大概不满十岁），我做猜想，才需要把相关记载尽可能多地开列出来，增加一点说服力。
著书翻恨古人多！2000年的文化积淀，太深厚，后世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难！这一影响，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毒”，就像金庸所言：“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
当时不知，事后惊觉，这种情况最起码金庸有过三次，一次见于《射雕英雄传·后记》：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
另一次，则见于他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
我在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督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几年前，金庸在台回答读者提问，更加坦诚：
施爱东先生分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桃花岛求亲、黄药师考以三题的情节，出于我国呆婿的民间故事，我写作时心里无此意会，但他一加分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施爱东先生分析《天龙八部》中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的影子。他的分析很好。
艺文之事，借用人家的东西而不自知，很普遍。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刘心武先生“梦中得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自己感觉还“挺有诗味儿”，醒后赶忙记下，而在“意识的深层”又怕与古人暗合，查了资料，查来查去，最后认定古人没写过这句诗，“便只好坦然地将其版权归于自己”。
把大诗人黄山谷的名句归到自己的版权页，这种事，金庸还没能力做到。
不过，只要作者读过某书，而此书的情节或名目又与作者的作品有极大的相似，我们因此说他可能受到此书影响（管他承认不承认），不算太冒险。文化影响上，稍稍实行一点“有罪推定”，不会出人命吧？
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受到前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影响，怎么也不算丢脸的事。伟大如歌德，于此从不讳言。也许，如歌德般伟大，才会坦承：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直到我们过完这一生。……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歌德谈话录》）
要说的是受他人“影响”，而非剽窃。
2008年3月
附录一：答网友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深入研究金庸的意思就趁现在多向他本人求证。就算作者本人也不能够，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比自己闭门造车实在吧。
就像现在的红学，什么稀奇古怪的观点没有？人家还是红学家，也不是纯粹没有根据。真所谓“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种对红楼梦的肆意提高或玄奇，就是一种误读。
我担心未来金庸的书也逃不脱这种命运。
刘答：
那又何尝不是金书的荣幸？
中外一切伟大作品，皆逃不脱此等命运。
大家都不“闭门造车”，都等着作者从牙缝里挤出只言片语，都只说正确的观点，结果是：什么观点都不会出现！
众声喧哗，泥沙俱下。如此，学术方有立基之地。
附录二：2012年，倪匡先生在新浪微博对网友的回复
@弧一畹：倪老，闲着也是闲着，您说说对您的写作影响比较大的是哪几本书。顺便说说这本书哪儿好，怎么影响了您。慢慢想，不急，大把时间。
倪匡：所有看过的书都有影响，程度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