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阅读的故事。
最早，泥砖房子里有一孔高高的窗户，窗台上一边整整齐齐的是小学课本，另一边是捆好的书，每本都很厚。
泥砖房子上是稻草屋顶，有一片透明的瓦，叫亮瓦。但房间里还是光线模糊。有一天，祖母误把那捆厚书递给了我。一个退伍军人所有的精神生活：《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带匣子的毛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领袖语录、报纸社论、日记。
用这批书，我和村里高年级的孩子达成了第一笔交易，换回了他们的课本。等到他们发现上当时，书已经读完了。
这是故事的开始。
有些书像神秘的事物那样神秘：乡村里的书，是借助那些年轻人之手而来。除了那个年代里四处可见的台球室、录像厅之外，书里故事诱惑着他们，青春期的嗅觉敏锐地闻得到哪页纸上有性。那些书（大部分是杂志）因为太多手传阅而卷起了边。
直到后来方知，这便是性的启蒙。
有些书毫不神秘：《春潮急》是中学图书室搬到镇中学时流散出来的（毫无疑问也是通过那些大孩子之手）。它讲述的是五十年代四川农村走向合作社的故事，它有着我熟悉的地名，熟悉的语言，就像在翻阅我们村的历史。
直到后来方知，这便是文学。
随电视和录像最先来到的是大量的武侠小说，《射雕》，妇孺皆知。但是书，尤其是“小说”这个词在乡下是敏感词。那些大孩子们就是因为这个词被自己的父亲追打，追过村子，追到田里地里。夺下，撕碎。身体与语言的暴力。
书，自有它的命运，一如我们自己。
小学语文老师姓王，又瘦又高，精精神神。他读书、买书，都不多，但持续。并且持续地给我读，大部分是敏感词，他是我的保护伞。在这里我看到了阅读和人间的复杂。
那时候我年轻的叔叔整天在外跑，收各种东西。一天，非常偶然地闯入了他的房间，那里面全是书，皮箱上（他也是退伍军人）、立柜上、米桶上、脚踏板上，地上最多。各种各样的书，尤其多的是杂志，令人心跳加快的封面上，各种妖娆的女郎。泥砖房子里特别明亮，那是夏天的下午。直到我叔叔洗手不干，他的房间是我拥有过的第一个图书室。直到现在，我仍感念他在外流的汗水。
在广阔的乡村，书自有它的道路，在我看来，它们四处散落，迫切地想找到抓住它们的人。是什么时候书变成了我最想拥有的东西呢，在那样贫乏的年代。我只记得有一些炎热的暑假，祖母带着我去她的那些老姐姐妹妹家。在那些比乡村好一些的镇子上，我多次让她为难，让她生气：我仿佛嗅到了书的气味，总是央求她去邻居家看看，能否借到书，而这种要求在成年人看来多么不可理喻。街上来回走动的卖雪糕的小贩，电视机里的白雪和欧阳严严，我吞下更多的书——这是在街上，更多的书眷顾了我。
但我也去过更远的乡下。稍大一些，暑假便是我在外祖母家的放养时期——二十四里，一半平原一半山路，我自己走去。那是山地，以养蚕、种玉米为主。想到我们村只有一株桑树而每年夏天便为了那点桑椹争得头破血流就觉得好笑；这里到处是桑树，为了便于采摘桑叶都被修剪得很矮，而且桑椹饱满大个，没有人吃。我便站在桑树下边摘边吃边读书，《隋唐演义》、《风尘三侠》、《说岳全传》、《天龙八部》，令人神旺，又令人忧郁。
那时候生产鞭炮成为广阔村庄的主要产业，我们村开始为一些先富起来的村子承接前期工序，把废报纸裹成鞭炮筒。叔祖叔祖母家是最早运回报纸的，他们欢迎我去翻阅，后来允许带回家看。在这些旧报纸的文艺副刊版面上，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不同于书的世界，它告诉我其他地方的阅读，尤其是——何谓今天的阅读。非常幸运地，我从这些旧报纸中凑到了1992年前后的《文汇读书周报》，我又知道了阅读之外更重要的事——思想与写作。
很快新的报纸就来了，像一个窗口，去看到活生生的文艺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一份《成都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了汪曾祺来四川参加笔会的消息，后来又陆续在上面读到了怀念他的文章。
后来，不知道是否这段文字因缘，我也开始向报纸投稿，成为这个行当的一员。冥冥中，我总觉得有那么几个人正在审视着我的文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存在总让我无名地警惕，无名地感动。
从叔祖家借回来的报纸，还回去的时候中间有的缺页，有的则剪过。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剪报的，却不能不为自己的行径感到不安，然而他们从未说过我一句。感谢他们的宽容和仁慈，我只有暗暗祝愿他们长命百岁——在我最近一次返回乡下的时候，才知道叔祖已经过世，叔祖母还坚强地活着——在另外的村子里。因为两年前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成都而来，穿过我们村，穿过我们生养的地方，生养我叔祖一辈、更上一辈，也生养过我的父辈和我的村子，也穿过了我们村的坟地。于是，同一姓人分散到了其他地方；当我漫步在属于生者与死者的地方，看到只有三两户人家原地不动，我那间简陋的藏书室得以幸存，却不知道该感激谁。
是街道改变了一切。多年以前它是我切盼的事物，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我热望的书籍。去安镇镇上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往日泥泞的道路坚硬干爽。快开学了，自行车蹬得更快，快秋收了，路两旁是即将成熟的水稻，黄得发脆，风吹稻浪，一辈子也忘不了。吹来的也是快秋天的风，让人身心俱畅，天高地远，尤其像我幻想中的其他地方的风景——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也必然会被它惩罚。
很快我便到了镇上，融入了街道的喧嚣里。镇上刚开不久的废品收购站，是我的远亲开的。安镇只有一条主街，自东向西，我从南面来的时候，像要和整条街那边的事物干上一仗——那时候太阳正好将道路切割成两半，我要到阴影的那边去。
二十多年后，偶然在意大利小城蒙特普尔恰诺的美术馆看到一个展出，是意大利画家乔治·德·契里柯（Giorgiode Chirico，1888年7月10日—1978年11月20日）的作品展。契里柯这些作品都是在空旷的街头安置了不可思议的事物，杂乱而且不合比例，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味道。那些光泛黄而又寂静，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打过来的，惊悚，惆怅，而那些街道、广场因为这些光而显得空虚寂静。只有一张画着滚铁环的小女孩是最规矩的，最抒情也最有文学味。我停下来看：画面上她正要往街道对面跑去，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车厢，太阳正好将面前的路切割为明暗两半，街道对面的楼房也正是在阴影里。
我想我知道那个过街的小孩子要到哪里去。无论是去光明那边还是黑暗那边，都是合理的。
契里柯的这张画名叫“Melancholy and Mysteryofa Street”（1941），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为了这张画，我买了一本画册，并且发愿要写这篇文章。
大概就在去废品站之后不久，我便从这条安镇大街往更远更大的街道去了，比如我顺利地进入了成都那座“阴冷大城”，那里有更多的书，我可以记下很多字，写很多东西。就这样我匆匆地告别了乡下那堆少得可怜的书，转身去拥抱更多的阅读的狂喜。但是后来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了。
戴新伟
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