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提到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意识形态，必然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制约和规范。文学教育便是将这种制约和规范制度化、学科化，而现有教育制度强烈的体制意识形态性则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教育对文学的制约和规范。教育历来被政治操控，但与理工科教育不同，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尤其是被严防死守的意识形态阵地，通过一整套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实行，来保证使其始终成为官方昭示其文学思想方针的庇护所。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就将某些大学称为意识形态的“避难所”，他不无轻蔑地说：“在这些避难所里，那些在世间的其他角落里遭到驱逐的被破除的体制以及过时的偏见找到了它们的庇护所和护身符。”文学教育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则构成了1949年后文学高度体制化和一体化的重要部分，通过教育大纲的制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选定、教师讲授、考试安排乃至教学评估等途径，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强行地传播了权力话语的种种文学观念、标准，筛选和确立了官方主流价值规范的文学经典，并且倡导了体现官方主流价值规范的文学发展的方向、目标。其中文学史教育是文学教育意识形态化的最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扬式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迅速占据了大学讲坛”。改革开放以来，此种状况有较大改善，但与民间和社会上的思想活跃、多元共存相比，与80年代相比，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当文学教育已与标准化、统一化、制度化的考试、学分、教学评估、科研项目申报等紧紧捆绑在一起时，文学只能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学生考试时中规中矩的“标准答案”，学生和教师写文章时的“命题作文”，教学科研的“课题指南”。文学教育以教师授课为主，然而，在今日大学课堂上，文学教师在授课时，对于与现实有联系的敏感话题，仍然欲言又止，有的甚至讳莫如深，典型的如现当代文学中关于鲁迅、关于“文革”叙事、地下文学、重评文学经典和重估文学大师等。许多民间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公开敢讲的话，文学教师可能在其他场合也敢讲，却在课堂上不敢讲；许多“体制外”的作者敢写的文章，文学教师却在标志文学研究项目成果的论文中不敢写，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不敢在课堂上和论文写作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显然，这一切不仅与文学本身的自由精神、批判品格、启蒙功能、人文情怀的特性是相抵触的，也脱离了活跃的、变化的、多元的文学现实。
专业和学科教育制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稳定性、保守性决定了文学教育在迅速变化发展的文学现实面前反应迟钝、理论滞后，讲授内容陈旧，教育方法僵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新现象、新观点、新作品、新模式，文学教育者们常常保持学究式的冷漠和体制内的排斥态度。譬如90年代以来是当代文学最活跃的时期，变化之快之大、现象之繁复，思想之新颖、问题之严重，都需要文学教育以开放的视野和人文精神的立场来作出总结、回应、解答、质疑和批判。然而，时至今日，高校里的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史课程仍然多停留在所谓“纯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层面，关于文学与市场、文学与消费、80后作家、青春写作、另类写作、自由撰稿人、体制外写作、类型小说、网络文学等多被排斥在文学教材和课堂讲授之外，学生如以此类现象作为毕业论文选题，也常常被导师以“学术性不强”为理由而否定。而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上文学的乱象丛生和大学生由此产生的困惑和迷惘，文学教育则又缺少必要的引导。
总之，与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活跃、多元相比，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在日益走向学科化、知识化、学术化的同时，也日益显出其保守、停滞、教条、僵化的一面。一些年前，面对文学的社会边缘化，有人曾经悲观地预言：“文学将要消亡。”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仍然活着，活在多元共存的文学作品中，活在各领风骚的几代作家中，活在相互碰撞的文学观点中，活在独特的文学新景观中，活在火爆的图书市场和网络中。因此，如果要说“文学死了”，它只是死在今日的文学教育里。
文学需要教育。但是，文学本身不是一种工具，一种学问，一门知识，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创造，一种情怀，一种感悟，一种艺术。因此，既然是文学的教育，就理应更加契合文学本身的精神和特性，从变化发展的文学现实中汲取营养与动力，去调整、改变、丰富自己，努力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教育模式，从而让文学教育回归文学。民国时期具有价值的文化记忆之一便是大学中文系（国文系）里那种自由、热情，与文学现实呼应、互动，与时俱进，充满人文情怀的文学生活和氛围。
二
教育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教育的主体是人。文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是经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和造就文学方面的人才，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注入新鲜血液。今日文学教育更严重、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恰恰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离文学越来越远。如果说，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在社会上已处于边缘，其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大学的教育体系中同样被边缘化。且不论大学校园早已不复存在昔日那种由师生互动构成的，以诗社、文学沙龙、朗诵会、文学讲座、文学报刊等为标志的文学环境、人文氛围，即便是作为专业的文学教育，也日见萎缩。文学专业招生生源日见减少，在就业率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一些高校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上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是向管理、文秘、新闻专业靠拢，或者干脆取消汉语言文学专业。更令人不堪的是，今日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已无心教学，他们已被职称评定、学位点申报、论文发表、课题立项、评奖等套牢。在高校“学术GDP”的推动下，后者“软”，前者“硬”已是不言自明。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可以说正是社会炼金术产生了这种文化资本。”今日高校的学术体制和教师评价体系就是这样的“社会炼金术”。因此，那种文学教师认真备课、自编讲义，或神清气定、优雅从容或充满热情、真情流露地在课堂上细解名著，一首唐诗讲几节课，师生互动赏析美文，在课外和学生讨论交流文学，参加学生的文学活动，鼓励指导学生从事文学创作，逐字逐句地替学生修改习作等景象，已成明日黄花。在所谓“研究型”大学里，普遍的现象是“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极少数仍然全身心投入文学教育的教师，往往在学术体制中被边缘化，维系他们的是残留的对文学的爱好和热情。而当他们中某些人将这种对文学的爱好和热情转化为文学创作，譬如写诗、写小说，却又由于不入教学科研评估法眼，而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另类”。朱光潜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钱锺书说过：“就文学鉴赏而言，学士不如文人。”以此观之，文学教师搞一点文学创作，大有益于自己的文学授课。民国时期的许多著名文学教授同时是著名作家，就是最好的证明。遗憾的是，在今日的教育体制下，此传统中断久矣！总之，当今日大多数文学教师本身既失去对文学的信念、热情和追求，只是把它看做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职业、工具，又失去对文学独特的审美感悟与鉴赏力，以及个人的情感生命体验，只是把它看做是一堆知识、概念、话语、课题，如何奢望他们去点燃学生的文学热情，开掘学生的文学潜质？更何况今日从事文学教育的青年教师，多是近些年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本身就是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产物，名为高学历人才，实际上，无论是文化内涵、审美素养、知识积累、人文情怀，还是对文学的信念与热情，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性与鉴赏力，与昔日的文学教师不可以道计里，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板子当然不能全打在教师身上。今日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长期的应试教育不仅已淡化和消解了他们对文学的出于个人兴趣的爱好和追求，也根本不可能使他们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自由自在的文学阅读和欣赏上。所以他们身为文学专业大学生或研究生，其实，文学知识积累、文学功底和修养实在乏善可陈。“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然而，即便学生们选择了文学专业，社会就业趋向的现实影响和压力，大学功利化的教育评估体系，仍然无法激发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对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他们之所以选择文学专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和考试的策略，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是工具、手段、学历、知识、考试题、学分，外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各种为就业准备的考试已经将他们残留的一点对文学的兴趣、热情、爱好扫荡殆尽。因此，昔日那种文学专业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学之间热烈地讨论交流文学，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向老师请教文学，课外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从事文学创作的景象在中文系里同样不复存在。如果说，在今日的大环境下这一切已属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那么像下面这些情形，就不免令人扼腕叹息了：据调查，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大部分都没有读过四大古典名著，更遑论世界名著，其知识多是来自于影视剧。在讲授现当代文学课程时，据笔者的问卷调查，有的学生竟然认为《围城》创作于80年代，因为他只看过那个时候拍摄的同名电视剧；而对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从未看过的学生占一大半。文学专业的学生对文学如此冷漠、隔膜，既是文学被社会边缘化在大学的折射，也是今日文学教育的失败。如果文学教育始终保持这样的现状，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又从何处去培养和造就？即便已成为大众教育一部分的大学的文学教育不是以培养造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为目标，文学教育又如何承担对大学生审美素质教育、伦理教育、人文教育的功能？
三
文学教育的现状，促使笔者常常不免对文学教育的有效性和存在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包括对身为文学教育者的自我存在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这使我感到沮丧。近读美国学者丹尼尔·科顿姆的《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一书，我才释然：实际上，这种怀疑和否定在世界那一头的大学文科知识分子中也存在，而且比我们早。该书直接的观点是：整个教育都是无用的，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尤其无用：“人文学科看上去充其量也就是真实世界的课程这个盘子上的荷兰芹，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完全就是令人讨厌的多余的景象。”但是，细读此书，我发现作者实际的用意并不是主张取消人文教育，而是针对现存教育的弊端，倡导按照人文科学的特性去进行教育。强调人文学科的无用性，目的是要我们摒弃体制化、功利化、实用性的教育，倡导我们从文化的源头，以人文精神去反思现有教育和重构教育价值。如他所言：“教育无用这一主题的深刻的道理就是教育无法终止产生绝望的可能性，而绝望总是随时准备否定我们认为已经为自己，为社会或是整个人类找到的任何价值。”“教育是无用的，它的无用性就是教育本身无法估量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教育是否有用，而在于它在哪方面是有用的，对哪些人是有用的，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的。”“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教育无用性的方式对所有文化加以质疑，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被功利的机能障碍毁灭。”无疑，丹尼尔·科顿姆的观点对于我们反思当下日益体制化、功利化、市场化的文学教育的弊端，对于我们转变文学教育的观念，改变、改善我们的文学教育机制，是有启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