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天下同乐
——春节感言
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全民的集体狂欢日——春节，即将来临了。
从一定程度上讲，春节是观察、衡量中国社会变化、发展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准的十分重要的窗口、标尺。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很小，小孩盼过年，可是盼来的不过是大年三十吃几块红烧肉，而且这每户一斤猪肉的供应，也是春节凭票排长队买来的。到了后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提倡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仅物质匮乏，文化娱乐生活也十分单调、贫乏。不是所有的童年的回忆和童年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我的关于过年的童年回忆就甜蜜中带着苦涩。而且，我敢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关于过年的共同童年记忆。
中国老百姓真正红红火火过大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的提高，人均收入的上升，社会环境的宽松、和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富多样，这一切都为中国普通百姓过年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也大大地更新了过年的模式，丰富了春节的内容。合家去大饭店吃年夜饭、春节港澳游、网上拜年、“度假村”休闲……这些若干年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过年方式，如今已进入许多寻常百姓家。因此，如果不抱偏见，每一个人从春节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文明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子确实一天比一天好了。
然而，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矛盾、问题、困难、缺陷，包括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过大、“三农”问题严重、失业、下岗人员增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等，并没有由于春节的到来而突然消失或都得到解决。在“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另一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农民们过年期间的生活水准，恐怕还远远抵不上城市人的平时生活；而城市里那些靠领低保救济金度日的下岗工人，在除夕的万家鞭炮声中，也只能是苦中作乐了。此外，辛苦一年，民工们却讨不到用来过年的“血汗钱”；靠贷款上学的贫困大学生因无钱回家，只得留在寒冷的学校宿舍里度过春节；而还有为数尚多的普通老百姓，一边在欢度春节，一边开始在为春节后的生计奔波，为新学期孩子的高额学费在忧虑。俗话说“年好过，月难熬”，对于一些平时生活仍处在困难之中的老百姓来说，春节毕竟是太短暂了……
也许，在这普天同庆喜洋洋的日子里，我不该提起这些弱势人们的不幸和苦难，扰乱了富人和所谓“白领”“中产阶级”的良辰美景，真是煞风景！但是，也正因为在这样的日子，社会和人们才更应该想到他们。如果弱势群体和困难人们连春节都没有过好，连春节都没有感到生活的美好，社会和人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吗？我们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将背对着人间的苦难”，我们期盼天下同乐！
中国古人就有过“大同”的梦想，唐代诗人聂夷中的名诗《咏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但照茅草屋。”道出了古代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仁爱之心。法国著名作家拉布吕耶尔甚至说过如此偏激的话：“面对眼前的苦难，人们会因幸福而感到羞耻。”如果说这一切不过是文人的乌托邦和悲天悯人，不足道也，那么，当代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更应该真正以人为本，建立民本社会，缩小贫富差距，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治国方略，在我看来，这正是将“天下大同”变为现实的伟大实践！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我更相信：一旦社会全面实现小康，春节会更加红火，包括弱势群体、困难群体在内的每一个中国老百姓，才会真正地享受到春节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和幸福。春节才会真正是“天下同乐”，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爱”的匮乏
当今社会，“爱”实在是太丰富乃至饱和了！
从报纸到书刊，从电视到网络，几乎没有一条新闻不是在传递着有关爱的信息：爱心行动、爱心交流、爱之桥、爱之友……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不是在谈论着有关爱的话题：人性、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几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视剧、一首歌曲不是在描写爱、吟唱爱——人类之爱、亲情之爱、男欢女爱……爱得浓得化不开，爱得叫人发腻。
遗憾的是，“爱”在这里大多不过是纸上写写议议，口头说说唱唱而已，大多不过是官样文章、职业语言、作秀姿态、广告包装、精神佐料、文人话题、商界噱头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我经常感受到的是：爱的匮乏。
一次，我随某艺术团体到贫困地区进行“献爱心”演出活动。在乡下露天搭起的大舞台上，一位当红歌星面对着台下拥挤的人群，做悲天悯人状、痛苦万分状，高呼：“父老乡亲们啊，我爱你们！我爱这片贫穷而又多情的土地啊！”演出结束，村长特地跑到后台，找到这位“博爱”的歌星，想请她到附近的希望小学教室里去看看，意思当然是希望能得到她的一点慈善之举。可是，她却一口回绝，因为她马上就要驱车赶到另外一个场地作商业演出，那里可不是奉命“献爱心”，而是有高价出场费的。失望的村长离开时骂了一句话：“唱首歌就算献爱心？狗屁！”
还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方面话题的文学研讨会。与会者都是著名与不著名的所谓学者、教授、专家、作家。在会上，一个个慷慨陈词，鞭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大谈人性、人道主义、人类之爱、民间立场、草根意识、宗教情怀之类学界文坛流行语。会议临近结束，某高校一位教师忽然站了起来，动情地叙述了在他所供职的系里，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农村贫困学生的遭遇，他想借此机会，动员与会者，伸出关爱援助之手。这位教师叙述完毕，整个会场突然变得非常宁静，大家面面相觑，又互相逃避他人的目光。直至离开会场时，竟然只有那么两三个人扭扭捏捏地从袋里掏钱……
中午，自然有被与会者誉为“儒商”的老板赞助提供的丰盛的午餐，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正在大家酒酣耳热、高谈阔论之际，我听到了隔壁包厢里有吵骂声和哭泣声，跑过去一看，发现原来是那位上午在会场上纵谈基督之爱与人类之爱、大出风头的某研究所文学研究员，正在厉声训斥一位显然来自乡下的、瘦小的女服务员。训斥中还不时夹杂着两句别人听不懂的带方言的谩骂，可怜的那位女服务员呆立一旁，吓得瑟瑟发抖。一问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服务员一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淌到了那位以谈“人类之爱”而在学术界著称的理论家的身上。
此类事，我耳闻目睹甚多，不说也罢。每当此时，我就不免想到李敖的一则语录：“爱可缩小也：也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爱眼前人就好啦，不必爱全人类啦！’”
由是，我也想提醒一切信奉“文如其人”“歌如其人”“戏如其人”的单纯、善良者：爱的宣言、爱的口号、爱的文章、爱的作品、爱的歌曲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快要变成博爱的伊甸园了，它只是标志着伪善者的增加，掩盖着爱的匮乏。
也许，我平素见到的大多是官场、文坛、艺苑、学界中的事，不足为据。这些“圈子”原本就是名利场，与名利场中人谈“爱”，无异与虎谋皮。因为爱是需要牺牲的、奉献的，需要超脱名利的。也许，真爱在民间，在底层，在普普通通人的日常自然的行为中，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
“学”的贬值
“学”在这里指称的是学历、学位、学术职称、头衔、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以及与此相关内容。
温故而知新，先说几段往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孩童。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的儿子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城一所重点大学任教，两年后，晋升为讲师。这件事一下子在小镇上传开了，成为那几天大人们聚集时谈论的焦点。言谈中，人们不仅羡慕这位邻居，也为小镇上出了一位大学讲师而自豪。在大人们的影响下，我对大学讲师也充满了敬畏感，并在心底立下志愿：将来一定要争取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讲师”。
70年代初，我在农村插队。有一次，一位爱好写诗的同学邀请我去拜访一位作家。这位作家其时当然已不是坐在家里写作的作家了，而是在几年前就被下放到农村，距我们村不远。当我们来到作家那间破烂的茅草屋里时，他惊喜异常，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交谈中，他从积满灰尘的旧帆布箱里拿出一本书，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们。我一看，是他创作、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一部谈小说创作的著作，当时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一直当作宝贝珍藏着。
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回了一趟阔别已久的当年插队的村庄。那时，继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也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毕业的研究生还很少，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所以，当我回到村庄后，消息一下子在三里四乡传开了，说当年在这里插队的一位知青，如今成了据说以后都要当大官的“研究生”。于是，一拨一拨的人跑来看我，一睹我的“风采”，场面十分热闹，颇有点像今日年轻人“追星”，弄得我很尴尬。
这几件往事，今天回忆起来，恍如隔世；而对于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的，时代、社会的变化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高等教育正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着，“精英教育”正在向“大众教育”转化，本科生、研究生年年扩招，对许多人来说，上大学已不是问题，而是上什么大学的问题；读本科已不是问题，而是考不考研究生的问题。有人甚至形容现在高校里是“本科生不如狗，硕士生满地走，只有博士生稍微抖一抖”。
“大学讲师”不再受人尊敬了，反之，如果一位大学讲师几年后还没有晋升为副教授，则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曾经令人敬畏的教授也多如过江之鲫。至于在各种会议上和各种各样的交际应酬场合，对出席者相互赠送的名片上印着的那一大堆显赫头衔，譬如“××学会会长”“××协会理事”“××机构顾问”“×××课题组负责人”，“××大学兼职教授”，大家彼此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保不准回家后就会将这些名片扔进废纸篓里。
发表论文、出书已成为稀松平常之事。在我的周围，似乎人人都出过书，有的甚至出了八本、十本，真所谓“著作等身”。借用一句流行语：“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砸到路上行人，其中十个人中就有八个人出过书。”大学教师出书，中小学教师也出书；教授出书，助教也出书；专家出书，官员也出书；文人出书，明星、商人也出书；公费出书，自费也出书；还有拉赞助出书、合作出书、搭在别人名字上出书，不一而足。至于这些书质量如何，对社会和文化建设有何价值，是否有人阅读、受读者认可，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出书是出书者的通行证，它可以给出书者带来职称、加薪、名声、头衔、包装、招牌等种种好处，可以成为转化为权力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文化资本。在任何方面都要进行所谓“文化包装”的今日，无论你从事哪个领域的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是一定要弄本把书出出的……
思昔观今，夫复何言！真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变化、发展当然是大好事，从上述的现象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与飞速发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人才能够不拘一格，脱颖而出，专家学者队伍的扩大，学术出版的繁荣，这些于国于民都是好事。可是，在“变化”“发展”“繁荣”的背后，我们难道不是同样看到了学历、学位、学术职称的泛滥与贬值，学术著作与艺术作品的泡沫与垃圾吗？而随着“学”的贬值，则是名的升值、利的升值。当学历、学位、学术职称、学术著作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的人追名逐利之途径、手段、工具时，学术、教育、文化的“繁荣”令人可疑，学术腐败与文化堕落、倒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像在经济领域强调“可持续发展”一样，教育文化领域也到了该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到了该从“大跃进”发展速度降温的时候了（我劝大家读一读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缓慢》）。否则，变化、发展越迅速，“学”就会越贬值，“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其情形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文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的危机之一就是一切具有短暂性：“在速成食品、速成教育甚至速成城市已经司空见惯的社会里，最称得朝成暮毁的东西，实在莫过于名望。”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制止脱离控制的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