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
认识灵子，正是因为此书中的一篇访谈。
三年前，看到许多网站都转载的热帖，周有光长达上万字的访谈《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对于年过百岁的老人，特别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家，在现实中国，真是摊开双手都数得过来的稀缺，这样的受访者，真到了采访一次少一次的光景。因此，我注意到了这个采访人。
三年前的灵子，是一家周刊的文化记者。那时除了职务要求的选题之外，业余时间她就与几个年轻学者做一个叫《独立阅读》的电子读书刊物。他们业余读书写作，意在交流读书心得，激励自己，也影响他人。灵子是其中的小字辈，这个“八〇后”的本科女生，却也成为了撰稿人和轮职编辑。
灵子的不简单在于，她居然采访到了这么多人物——从百岁老人周有光，到九十岁的历史学者何兆武；从台湾《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到香港《盛世2013》的作者陈冠中；从大陆最具实力的小说家莫言，到台湾的才女朱天心……灵子还独占了一个“最后”——她最后一个采访了历史学者高华。2011年春天，当我得知她早有采访高华的心愿时，便与本书的受访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帮她实现了这个计划。她在南京分两次采访病中的高华，在稿子发表两个月之后，便传来高华辞世的消息。
对于受访者的选择，透露出灵子的态度：不管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她所选的受访者，总是既有历史视角下的人文关怀，又有现实视角下的社会关照。
做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儿。对一些作家来说，文事访谈之所以吸引他们，原因不止在于其间可以公示一些作品中末涉及到的信息，更在于谈话的对手善于以想象力激发出行云流水般的对话。访者的贡献正在于，善于将作者与作品放在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的水流之中，而不是使访谈变成一幕不受约束的单口独白。这就需要访者自身有足够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并且能够把握受访者性格及心理特点。
一篇好的访谈要有谈话的力度。作家访谈时往往划出一道界线，不让自己的生活或写作事业上的隐私受到触犯，这便是访谈最大的风险所在。如果访者的功夫不到，便可能内容空泛。但如果访者懂得问题要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开性，不让受谈者感觉到受了冒犯，让对方信任你、尊重你，觉得值得与你谈，便可以诞生一篇好的访谈。否则，一如苏格拉底之会见门诺，话不设机，难以收场。
在这本访谈录中，灵子与许章润讨论民国，与周有光讨论“两头真”，与高华讨论“革命话语”，与徐友渔讨论“文革”，与马勇讨论晚清……面对如雷贯耳、学富五车的受访者，灵子的话题非常广泛，问题也提得非常尖锐。我是想说，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可以想象，灵子得做多少功课！没有足够的视野与大量的阅读，没有每一次采访之前的精心准备，要完成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
访谈之为一种文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并不是当事双方片刻倾谈之际“有闻必录”的纪实。将唇舌之间细碎的言外意、弦外音梳理成文，才算功德圆满。访者取舍的功夫，决定一篇访谈的质量与力量；访者的思路与文脉，亦决定一篇访谈是否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由此可见，做好访谈，并不完全取绝于是否有可以见到名人大师的人脉，更在于访者对受访者的整体把握，以及对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认知。正因为访谈有如此多的讲究与门道，我更认为，如此年轻的灵子，几年下来，能做出如此阵容的访谈，并成就了这本书，足够让我钦佩。
由此，更让人感叹，年轻人要想成熟起来，哪怕只是为了积累足够资本与人脉，都应该踏实下来，像灵子这样下苦功夫。更何况，在阅读浩繁资料的过程中，在与受访者面对面的谈话中，将得到多少平时与常人求之不得的营养与阅历？依然年轻、依然单纯的灵子，正是在这一过中成长起来，内向中添了些许稳重，拘谨脱变为从容。
因为一篇访谈，两年以前，灵子成为我在财新传媒的同事，《新世纪》周刊文化版的搭档。本书中灰娃、高华、熊景明、徐友渔、潘鸣啸的访谈便发表于财新《中国改革》月刊上。
在此，我向我忘年的朋友平生第一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2013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