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的怀想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而这座城市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方正正，方位明确。北京人大概是对于东西南北的概念最清晰的人。其他的城市都有许多复杂迂回的街道，而北京的皇城的气概就和它的方正的形态密切相关。天安门一直是北京的中心，也是确定方位的关键。
我小的时候，家在宣武区，而父母上班和我上幼儿园都在海淀区，所以经常从天安门前经过，每次从公共汽车上看天安门，总是被它沉雄的气象所笼罩，感受到一种庄严和静默的氛围。那时的广场也比现在要空旷得多，显得更大。我觉得那时人在广场上显得小小的，很不起眼。
大家都会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照张相，这大概是当年的时尚。最近有个摄影师收集了不少普通人当年在天安门下的照片，并邀请当事人用原来的姿态和位置再拍一幅。岁月让这些人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天安门依旧，但人已经面目全非。正所谓“物是人非”，这里面的沧桑之感确实让人感慨。但我奇怪的是在我家里居然没有找到我儿童时代在天安门下的留影。
当然，当时大家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每年“五一”、“十一”有游行，从邻家的黑白电视里看毛主席在城楼上的形象，看到像斯诺或者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人物在和毛主席谈话，都有相当的新奇感。而当年有一次我父亲的单位在“五一”游行中要出一辆“彩车”，单位里的人扮成各种角色。我父亲就受命扮演一个炼钢工人，手举钢钎，做出姿态一动不动。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他就把他的演出服带回家，练得郑重。我当时觉得炼钢工人的服装非常新奇，尤其是配着黑墨镜的鸭舌帽显得时尚，我戴上觉得自己也非常时髦，大概这就是当年的“酷”吧。后来游行的时候，我在电视里寻找父亲，等了很久，看到了他们的彩车，其实就是一晃而过，我的父亲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微小的影子，在人流和车流里显得异常的渺远。但我也有了一种参与到历史现场的感觉。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在里面有个微小的影子，虽然小，却依然让我激动，好像他已经被铭刻在了历史之中。当然很久以后，我明白了这其实确实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影子一晃而过。后来常规性的游行少了，“五一”和“十一”改成了游园。但天安门的意义对于我们是巨大的，它几乎在当年是北京的唯一的象征，也是中国的唯一的象征。
八十年代之后，北京的变化巨大，地标式的建筑也开始多了起来。世界的变化巨大，天安门依旧庄严。但今天除了天安门，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新的地标来象征北京。比如“鸟巢”，比如被称为“鸟蛋”的国家大剧院。我后来也读过像史景迁所著的《天安门》这样的著作，也看过许多不同的电视纪录片，天安门来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那些记忆仍然给它留下了不可比拟的历史感。今天它还是我们最具象征性的地标，也是中国的象征。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件事，那是我在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见，那是申奥成功的夜晚，在天安门前自发聚集的人群沉浸在狂喜之中。但我发现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欢呼是没有语言的，这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代最强音。人们喊出的并不是往昔那些脍炙人口的口号，而是一种无言的声音：“欧……欧……”这声音并不高亢或慷慨，也没有豪言壮语，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有力量的声音，这是亿万人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期望的无言的肯定，他们几乎不需要豪言壮语，这个时刻、这些欢呼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和它的人民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在追求世俗的快乐，但同时也在肯定这个国家的力量和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
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天安门的怀想。
圆明园：痛楚记忆与超越想象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通过影像看到圆明园而感受到的巨大的震撼。那是在1981年，我在北大的大食堂观看电影《沙鸥》。在这部电影里女排运动员沙鸥面临着男友的突然离世和自己职业生涯的危机，这时她在圆明园的遗址的大水法附近徘徊，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之间徘徊。在这里她从历史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历史赋予的新的信心和自我认同，这使她超越了消沉和苦恼，最终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具体的故事在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斑驳，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的背景下的孤独的女性对于自己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却让我终生铭记。
其实，我的家就在离圆明园不算太远的海淀区的魏公村，小时候就曾经许多次来到那里。1980年进入北大念书之后，更是和圆明园近在咫尺，时常到那里散步，虽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积淀，但却没有在电影里看到的圆明园那么震撼。我们可以发现在电影里，圆明园所具有的历史感的凝聚其实比我们在现场感受的似乎更加强烈，这似乎是一个“陌生化”效果的典型的例子。此后，无论是李翰祥的电影《火烧圆明园》，还是在当时出现的圆明园诗派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圆明园画家村都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说，圆明园的记忆在现代以来一直存在，但其巨大的象征意义的真正建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终完成的。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强烈的落后的感觉，一种需要奋进追赶的强烈的焦虑都是通过对于“圆明园”的表现来展开的。圆明园是一个直截了当而又有充满了丰富意涵的象征，它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沉重的历史积淀，又最深入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挫折和困扰。它如此强烈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记忆深处的“悲情”，而这种悲情在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梦”的起点的八十年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强烈的影响和冲击。它的昔日的辉煌印证了这个伟大民族曾经的强大和兴盛，它的毁灭后的遗址则见证了一个民族曾经的难以逃避的屈辱和失败。这些都用“大水法”的遗址作为自己的最具震撼力的现实的“存在”。在这里，存在的遗址是我们的历史的伤口最深刻的记忆的展现。而超越这悲情还需要一个社会的共同的努力。
于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圆明园的重修和重建，以及追寻海外流散的圆明园的遗物等都成为了对于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伤痛的记忆的超越的努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为之努力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圆明园更加成为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的新的期许和希望的一部分。我们追寻“兽首”，期望圆明园流散海外的文物的重归，或是有许多人期望重建一个完美的圆明园的努力，虽然有诸多争议和探讨，但都是要见证一个民族抚平伤痛，超越痛苦，走向新的历史境界的一种努力；这也是一个民族从自己是世界历史的“边缘”的他者的形象，走向一个世界的新的深深缀入到世界之中的关键性的“构成”的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中国梦”有其历史的根源，圆明园的痛楚正是这一梦想在历史中的源头，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历史的失败，是痛楚的记忆；但今天我们重新让圆明园回归历史，其实也是超越悲情，建构新的想象的努力。有时候，怀旧并不是一种沉溺于过去的消极的状态，反而是积极面对未来时寻找自己的历史根基的努力，在这中间，我们寻找记忆的片段，让它们给今天和未来一个依据和理由。这其实是圆明园的不朽的意义。虽然具体的事情会有争议，但圆明园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和价值，却已经成为我们的集体的记忆的共同的部分。这是历史，也是今天，同时也蕴含着未来。
留住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
二十世纪已经离开我们远去。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新新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面对的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化都将我们带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日本学者大前沿一指出中国今天出现的变化的剧烈程度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在我看来，中国的今天非常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1900年出版《嘉莉妹妹》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摊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合乎我们理想的标准，却展现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但我们的今天可能走得太快，在向前冲的过程中失掉了许多东西。我们的确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没有对于过往历史的深入的耐心。我们的一切都太新了，变动也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的遗忘的速度也变得非常快。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可能丢失了许多我们最好的东西。《中国文库》的出版则是一件在这个时刻再度发现二十世纪的盛事，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回眸。用《中国文库》这样的大规模丛书的方式创造性地打破原有的出版社的界限，将不同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二十世纪的文化经典或具有经典价值的普及读物加以整合，正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创举。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的转折时代。中国告别了自己的传统时期，进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通过五四运动创立了自己的现代的“新文化”。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建构和发展的时期。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转型和深刻的文化断裂。“古典性”的中国逊位于一个“现代性”的中国，现代的文化激变构成了对于中国原有文化的极大的创新。二十世纪是我们跨出古典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在所有方面都发生断裂性变化的时代。这些都表现在二十世纪积淀的文化经典之中。二十世纪的文化经典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于新的“现代性”的文化想象的创造和新的“现代性”的知识结构的生成。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想象与知识的巨大的创造性和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转化能力。《中国文库》就是对于这些“想象”和“知识”的整理。让这些“想象”和“知识”能够变成今天“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活的滋养。这套书的主旨正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所积累的文化成果变成今天中国的普通人的文化资源。它比一般的普及性和通俗性的知识介绍更高，是反映各个学科和各个方向的最核心的经典，却又是普通人的“通识”所必需的文化资源。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想象”集中体现在中国“新文学”的经典之中。在《中国文库》的第一辑中，文学著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数量。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冰心、萧红、朱自清、沈从文、赵树理等几乎所有新文学的经典作家，直到新时期的王蒙、张洁的作品都收入了。这当然说明“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化”中的关键地位。“新文学”的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塑造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维度，它建构了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精神和情感，也直接地给中国人的生活一个具体而微的表达。“新文学”的感人的强度是铸造中国人二十世纪的沉痛“悲情”和“强国梦”的核心因素。文学的阅读可能是一个人的感受力和敏感性的中心，所以文学名著的选择自有其关键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的学术和文化阐释集中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知识”状况。这里选择的都是一些关键的著作。仅从哲学来看，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被视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的重要作品直到冯友兰晚年的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可以看到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经典和最重要的著作。从哲学理论上看，有金岳霖的《知识论》、张东荪的《科学与哲学》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上贡献良多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这些经典的选择当然开辟了一个了解中国二十世纪哲学思考的方向的路径。这些经典的阅读为普通读者了解这一学科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人人文素养的基本方面。无论在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目都反映了这些学科的重要成果。
这里还有一类书值得人们高度关切，这就是《中国文库》中许多由大家写作的普及读物和文化随笔的收入。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等都是好的例子。这些读物的长处在于这些大家的文笔都非常好。用好的文笔来介绍现代人眼中的基本“知识”使得这些书成为穿越时空，继续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作品。虽然不是深奥的专业研究，却也别有价值。
《中国文库》其实记录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和中国作出的文化贡献。这些贡献都是今天的正在崛起的“新新中国”所必需的滋养。我们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积累，我们才可以在经济的高速成长中获得新的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中国文库》给了我们一个现代的中国文化创造的精华的荟萃，它也在呼唤新的文化创造。我们回到这些经典并不仅仅要得到已知的过去，而是在重温中发现我们的创造的起点。
人可以逝去，时代可以逝去，但精神的创造则会留下来，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