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钟左右，响起一阵嘈杂：“来了！”我离开办手续的地方，站到一个小走廊的入口处，面对着大厅。我在等待。我知道罗贝尔·L是不会来的。D在我身旁。他负责跟那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人打听谁认识罗贝尔·L。他脸色苍白。他顾不上我。大厅里一阵喧哗。穿军装的女人在女志愿者周围忙碌着，让她们在一个墙角坐下。大厅空了。战俘的到来中断了片刻。负责遣返的军官们走来走去。麦克风也沉默了。我听到有人说：“部长来了。”我在一群军官中间认出弗雷讷。我仍旧待在小走廊的入口处，望着大门。我知道罗贝尔·L没有任何可能从这里出现。不过也许D会得到一点儿消息。不好，我发抖了，感觉很冷。我靠在隔板上。突然一阵喧哗：“他们来了！”外面，女人们没有喊叫。她们没有鼓掌。突然从入口处的走廊里走出两个童子军，他们抬着一个人。那个人紧抱着他们的脖子。两个童子军四臂交叉抬着他的腿。那人身穿便服，头剃得光光的，仿佛受过许多苦。他身上有种奇怪的颜色。他大概在哭泣。不能说他很瘦，不是瘦不瘦的问题，他简直没有多少人样了，叫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尽管如此，他还是活着，他的面孔痉挛成可怕的怪样。他活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看，没看部长，没看大厅，也没看国旗，什么都没看。他有那副怪相大概是因为他在笑。这是第一个从魏玛回来的进入接待站的人。我不自觉地走到了大厅中央，背靠着麦克风。又有两个童子军扶着一位老人进来了。然后其他十多个犯人走过来，他们的气色比前两个要好些，别人搀扶着他们走。人们让他们坐在从公园搬来的长凳上。部长朝他们走去。第二个到达的那位老人哭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样老，也许他只有二十岁，无法知道他的年纪。部长走过去，摘下帽子，走向那位老人，朝他伸过手去。老人抓住他的手，他并不知道这是部长的手。一个身穿蓝军服的女人向他喊道：“这是部长，他来看您了！”老人继续哭着，没有抬头。突然，我看见D坐在老人身旁。我很冷，牙齿不停地打战。有人走近我说：“别待在这里，没有必要，您会病倒的。”我认识他，他是接待站的人。我没有走。D和老人谈了起来。我很快恢复过来。这个老人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认识罗贝尔·L。巴黎开始有人传言说军人们有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名单。除了哭泣的老人与一些风湿病患者，其他人看上去身体状况并不太糟。部长和一些高级军官坐在他们旁边。D和老人谈了很久。我只注视着D的面部。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于是我慢慢向长凳走去，走到D的视线以内。D看见我了，他看着我，摇摇头：“不，他不认识。”我走开了。我太疲劳，真想在地上躺一会儿。现在，穿军服的女人给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拿来了饭盒。他们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别人和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使他们感兴趣。明天，我会从报纸上知道在这些人中间，在这些老人中间，有夏尔将军及他的儿子于贝尔·夏尔——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他当天晚上，也就是在他回来的当夜死去），有奥迪贝尔将军，烟草管理局局长费里埃尔，国立图书馆馆长于里安·坎，厄尔托将军，马赛尔·保尔，昂热医学院絮阿尔教授，里谢尔教授，克罗德·布代尔，情报部长泰让的兄弟，还有莫里斯·内格尔……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离开了接待站，沿着塞纳河岸回家。天气真好，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急于回家，急于闭门守着电话，重新回到阴暗的壕沟里去。我一离开河畔，走进巴克街，城市就又变得遥远，奥赛火车站就消失了。也许他终究会回来。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太脏了。有时我在接待站过夜。回家时我得下决心洗个澡，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春天里我还这么怕冷，想到洗澡便不寒而栗，我仿佛染上某种再也摆脱不掉的寒热病。这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像我这样懦弱的女人。我回顾了一下，那些像我一样在等待的女人，不，她们谁也不像我这么懦弱。我认识一些十分勇敢的女人，出类拔萃的女人。我的懦弱别人都无法加以形容，只有D是例外。寻人部的同志们把我看成病人。D对我说：“无论如何，没有权利这样自暴自弃。”他经常对我说：“你病了，你疯了，看看你自己，简直不成样子了。”我听不懂人们对我说什么（甚至此刻，当我重新抄写青年时期的这些事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一刻感到有鼓足勇气的必要。鼓足勇气可能就是我的懦弱。苏琪为了她的小孩而勇气十足。而我，我和罗贝尔·L的小孩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死去了——他也是死于战争。战争期间医生夜里很少出诊，他们缺少汽油。于是我孤身一人。在我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节省精力。没有人非要让我去斗争。我进行的斗争谁也不了解。我在和黑暗壕沟的境象斗争。有时候，这幅境象十分强烈时，我就喊叫或出门走走。D说：“将来你回想起来，会感到羞愧的。”街上的人和平日一样，商店前面排着队，樱桃已经上市了，为此那些女人在排队等待。我买了一份报纸。俄国人已经到了施特劳斯贝格[11]，甚至可能更远，接近了柏林。排队买樱桃的女人在等待着柏林的陷落。我也等待着。“他们将明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人们这样说。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的政府都意见一致。报上说，如果德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战争就彻底结束了。朱可夫[12]布置了密集的炮群，从柏林外围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向柏林市中心轰击。柏林在燃烧。它将被烧得寸草不剩。德国人的血将在废墟中间流淌。有时人们似乎闻到了血腥味，看到了鲜血。战俘中的一个教士把一个德国孤儿带到了接待站。他牵着那个孩子，他很自豪，向人们炫耀，解释他是怎样找到孩子的，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错。女人们不满地看着教士。他竟然给予自己提前原谅和宽恕的权利。他不曾体验任何痛苦、任何期待。他竟然在此时此地允许自己行使原谅和宽恕的权利，却根本不了解人们的仇恨，那可怜而善意的、给人以宽慰的仇恨，如同对上帝的信仰一样的仇恨。他在讲些什么呢？从来没有哪个教士如此举止不当，女人们将目光转开去，唾弃那张挂着宽容明亮微笑的面孔，她们无视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切都在分裂。一方是女人们的战线，它密集、坚不可摧。另一方是这个孤独的男人，他是正确的，但他的语言无法被那些女人理解。
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