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炎黄之战）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
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了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刚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黎明？
对于这一切，我还没有判断能力。但是已经感受到，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比金戈铁马、运筹帷幄、辞庙登基、慧言宏文更重要。
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后来，逐渐有一些水脉中断了，枯竭了，但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说，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在历史上，伤害伟人的并不一定是小人，而很可能也是伟人。这是巨石与巨石的撞击，大潮和大浪的相遇，让我们在惊心动魄间目瞪口呆。
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给他的。我曾经一再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生伟大”的说法，因此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尽管这种说法很著名、很普及。请问，司马迁“发愤”给谁看？“发愤”会发得那么从容而宏大吗？记住，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的写作动力不在这里，你们今后在讲述司马迁的时候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宫刑话题之中。他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的大地给予他的。
我读过很多历史书。但是，我心中的历史没有纸页，没有年代，也没有故事，只有对秋日傍晚废墟的记忆。
我心中的历史话语，先是原始傩唱，后是贝多芬和瓦格纳，再是《阳关三叠》和喜多郎，最后，还是巴赫。
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
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实质性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人情物理、人道民生。
在热闹的中华大家庭里，成败荣辱驳杂交错，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成败荣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气包一样不断地血泪控诉、咬牙自励，反而令人疑惑。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秋风起了，不要把最后飘落的枫叶当作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场春雨当作仇敌。
历史自有正义，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观、更基本的命题上，大多与朝廷的兴衰关系不大。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
生命可贵，不仅自己的生命可贵，别人的生命也可贵。因此，由无数可贵的生命组合成的人类和世界很值得我们满怀信心地维护和救助。
也许是历史和现实把我们的爱心磨损了，也许是千百万人的自然聚合使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来之不易。对此，我觉得经常的自我提醒非常重要。多读历史书常常会太深地陷入尘俗的喧嚣，使心肠也变得漠然起来，好像战乱百年、人口减半这样的事情也只是一种频频出现的记述罢了，所以我总是一再要求自己，也劝我的朋友们多读点天文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体会一下人类生命出现在地球上的稀罕和偶然，脆弱和危难，然后才会惊慌万状地发现能够获得生命而又同属一个时代的极端不容易。有了从天文学和生物学高度对生命的深刻透视和超拔冥想，我们就会很自然地从根本上赞同无伤害原则。
“历史情怀”这个命题十分诱人，它不仅让人享受学问，而且享受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享受博大无边的关爱之心。文学，不管是不是历史题材，都可与历史情怀相联系。即便是现代题材，如果有了历史情怀，都会有一种幽远深邃的内涵。例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的小说便是。他们写绍兴，写湘西，写上海，写台北，写的都是现代，为什么与其他大量的现代作家如此不一样？主要不在于故事编织、人物刻画和语言功力，而在于不露痕迹地隐藏一种历史情怀。在悠久遗产的长期浸润中所产生的有关生命方式和命运沧桑的感悟，使他们的笔端有一种超常的力度和高贵。
宁静能使我的心志排除各种阻塞进入高度敏感状态，比平时更善于吸纳多种信息资源。由此，就能懂得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宁静和空灵连在一起，统称“虚静”。虚者，虚怀若谷也，等待填补，也便于填补。
宁静能使我获得一种理性的公正。这种公正，是历史情怀能够感染旁人的起点。因为现代读者之所以能够接受某种历史态度，不在于先声夺人，而在于合理可信。
宁静能使我在逼近历史的同时逼近自我，毫无遮盖地探视自己的灵魂。宁静利于反省，而反省的结果又必然是更深刻的宁静。这一切，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生命。
宁静能使我体验一种神圣的气氛。历史情怀是一种千年情怀和众生情怀，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需要接通崇高和神圣，而我们可以想象的神圣几乎都伴随着宁静。
必须长久地面对遥远的历史，这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的深层对晤，而不能一味地钻在琐碎的史料证据的考证上，把生气勃勃的人类行为降格为死板的文献汇编。只是一种有关“真实”的安慰，未必能真正通向真实。
历史的最大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不淘汰，历史的河道就会淤塞，造成灾害。淤塞的沙土碎石、残枝败叶，并非一开始就是垃圾，说不定在上游还是美丽的林木呢。但是，一旦在浩荡水流中漂浮了那么久，浸泡了那么久，一切已经变味。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历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这是又一个惊人的奇迹，因为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事件的纪年为线索，各种人物只是一个个事件的参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司马迁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并不是一种权宜的方法，而是一种大胆的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不是异代师生对已往事件的死记硬背，而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当历史一旦变得人生化，常常产生滑稽的效果。历史，只有当人们认真地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的时候，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一旦人们腾凌半空来俯察它的时候，它被浓缩、被提纯、被嘲谑；艺术家进一步以人人都能经历的人生形态来比拟它，它只能是滑稽的了。滑稽，从观察对象而论，是历史本身怪异灵魂的暴露；从观察主体来说，是人们轻松自嘲的情怀的表现。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
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没说几句就“滑牙”了，或转移到别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了。他们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了，诗人文士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去了。唯有佛教，绝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转移了的问题辽阔而宏大，关乎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家族荣辱、名节气韵，但细细想去，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极有可能酿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与每一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族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
